我开锋哥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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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笑泉老弟提笔写了一篇题为锋哥下海记的文章。我看到了，觉得文章里的我是被笑泉老弟拔高了的。虽然有下海去体验生活的本意，但并不尽然。这年头，写文章是走不到人们渴望到达的丰衣足食的彼岸的。因为文章养不活人。相反，人只有不为衣食而忧心忡忡了，才有心思去作文，用文章去唤起民众对尚处在为衣食而忧心忡忡的人们的同情和关怀。
我开锋哥酒店以前，过的同样是为衣食而忧心忡忡的日子。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并不为过。不把我父母计算在内，我一家三口全靠我那一点微薄的财政拨的工资，有时候还不能足额或者按时地领到手。那点工资给一家吃饭还没问题，不像有钱人那么把钱当纸扯地大手大脚倒也自以为滋润。问题是日子过着过着就显山露水地尴尬起来了：孩子入校，这个钱那个费的；孩子学音乐特长，交了培训费却少不了购置必购之物；孩子想象她的同伴一样打扮的公主一点，谁又能忍心抹杀她那颗幼小的心灵对美好的希冀可以说，我对孩子的成长和普天下所有的父亲关注着自己的孩子的成长一样地关注着的。我想只要孩子健康而茁壮地成长，做父亲的省吃节用，苦点累点，到时终不会吃后悔药的，也不会对孩子心生歉疚。
可是妻子对我的这种不量力而行的做法表示担忧和反对。她下岗已经多年，那个倒闭了的厂子连职工们基本的生活费都不能落实。她算是真正体验到生活的窘迫了。虽然她的担忧和反对是真实的，但更是苍白无力的——我绝不容许因为生活的窘迫而从孩子身上大打折扣。这样的折扣是愚昧而无知的做法，是鼠目寸光的具体表现。
就在去年冬天，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我突发奇想，觉得这年头，靠天，天要落雨；靠地，地要长草——都是无可奈何靠不住的。倒是知己朋友有那么三五几个，且一个个比我混得成功。求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真正的朋友想必不会敷衍塞责地来应付我的，毕竟和他们的友谊都是建立在他们成功之前。于是我就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乐洋剧院的左侧，挂牌经营起一家小而精的酒店来，美其名曰：锋哥酒店。
“锋哥酒店”这名称，取来实在是不曾动过脑筋的。大约始于我三十岁那年，单位同事或社会熟悉我的，逐渐地由直呼我名改口为“锋哥”之美称了。我是如此理解的：男人三十而立，本应事业有成或弄得个一官半职，或赚得个丰衣足食的了，而我，仍赤条条一无所获，连个什么“主任”或什么“长”的头衔也没有，你叫别人如何称呼呢？这倒真是为难他人了！直呼我名吧，好歹也是过了三十的人了。称“老李”怕我因老气而不高兴；称“小李”又似有贬我之意，蔑视之嫌。估计熟悉我的人结合了我平常乐于活跃于社会不同层次的秉性，注重“情义”二字，用“锋哥”这大众化的称谓倒是天衣无缝的。这样“锋哥”来“锋哥”去的“锋哥”就取代了我原本的尊姓大名了，成了老少皆呼、男女都唤的代名词。这实在令我意想不到！
我觉得这称谓很好，既宣告了我的不再幼稚或者年轻，也昭示了我为人处世的“真”于是，我欣欣然请人把“锋哥酒店”毫不犹豫地挂上了店面的醒目之处，像一面旗帜，飘扬出一个文人的不畏世俗的胆识与勇气
“锋哥酒店”就是如此这般派生出来的。来酒店坐过者想必是该数以万计的了。其中一部分是名实相符捧我场的朋友，一部分是目睹酒店还算酒香味美、别致精巧的过往食客。也有为数不少者，不知是听说了一个开酒店的会写书，还是一个写书的开了一家酒店才慕名而来，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毕竟都是令我感到由衷的欣喜的。我为自己打造下来的天空还不算窄小而欣喜。我为自己飞翔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游刃有余而欣喜。是谁赋予了我这么一片明净辽阔的天空呢？我知道是谁。很多年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唇齿相依。在我日子过得最为艰难困顿之际，没有谁因我的卑微而背信弃义。我在酝酿我的酒店之际，他们又不遗余力地为我出谋划策，替我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恨不得把他们浑身的解数使出来。这实在叫我一次再次地感动。
在这样的感动中，不能不叫我心存感激。同时，我对我们中国的那句“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老话也在这份感激的潮水中理解得比以前多了几份深刻。如果我是那篱笆，我当然非常清楚谁是支撑我站立不倒的桩的。但事实上，人们所能目睹的不是桩，映入人们眼帘的风景线却是篱笆！这就是友情的伟大之处。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在我们寻常的小日子里，友情就是如此默默地在心与心之间交流着。友情就是如此像桩一样隐蔽于篱笆间做着无怨无悔的奉献，极尽全力地为篱笆的站立不倒而支撑。
沐浴着友情的阳光“锋哥酒店”我相信会带给我财富，但决不仅仅是物质的。在这幸福而愉悦的劳动过程中，我会像感觉友情的温馨一样去体验那种苦苦挣扎着在生活的边缘的尴尬，去体验我们寻常百姓过小日子的每一份酸，每一份甜，以及每一份苦和每一份辣。也许三年，也许五年，然后我会再浮出海面，用我的笔，用我的真情，用我的对生活的极端热爱，把生命中这段可塑的经历，制成一道别样的、原汤原汁的菜肴，馈赠给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们。
文友笑泉老弟提笔写了一篇题为锋哥下海记的文章。我看到了，觉得文章里的我是被笑泉老弟拔高了的。虽然有下海去体验生活的本意，但并不尽然。这年头，写文章是走不到人们渴望到达的丰衣足食的彼岸的。因为文章养不活人。相反，人只有不为衣食而忧心忡忡了，才有心思去作文，用文章去唤起民众对尚处在为衣食而忧心忡忡的人们的同情和关怀。
我开锋哥酒店以前，过的同样是为衣食而忧心忡忡的日子。用举步维艰来形容并不为过。不把我父母计算在内，我一家三口全靠我那一点微薄的财政拨的工资，有时候还不能足额或者按时地领到手。那点工资给一家吃饭还没问题，不像有钱人那么把钱当纸扯地大手大脚倒也自以为滋润。问题是日子过着过着就显山露水地尴尬起来了：孩子入校，这个钱那个费的；孩子学音乐特长，交了培训费却少不了购置必购之物；孩子想象她的同伴一样打扮的公主一点，谁又能忍心抹杀她那颗幼小的心灵对美好的希冀可以说，我对孩子的成长和普天下所有的父亲关注着自己的孩子的成长一样地关注着的。我想只要孩子健康而茁壮地成长，做父亲的省吃节用，苦点累点，到时终不会吃后悔药的，也不会对孩子心生歉疚。
可是妻子对我的这种不量力而行的做法表示担忧和反对。她下岗已经多年，那个倒闭了的厂子连职工们基本的生活费都不能落实。她算是真正体验到生活的窘迫了。虽然她的担忧和反对是真实的，但更是苍白无力的——我绝不容许因为生活的窘迫而从孩子身上大打折扣。这样的折扣是愚昧而无知的做法，是鼠目寸光的具体表现。
就在去年冬天，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我突发奇想，觉得这年头，靠天，天要落雨；靠地，地要长草——都是无可奈何靠不住的。倒是知己朋友有那么三五几个，且一个个比我混得成功。求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真正的朋友想必不会敷衍塞责地来应付我的，毕竟和他们的友谊都是建立在他们成功之前。于是我就选择了一个黄道吉日，在乐洋剧院的左侧，挂牌经营起一家小而精的酒店来，美其名曰：锋哥酒店。
“锋哥酒店”这名称，取来实在是不曾动过脑筋的。大约始于我三十岁那年，单位同事或社会熟悉我的，逐渐地由直呼我名改口为“锋哥”之美称了。我是如此理解的：男人三十而立，本应事业有成或弄得个一官半职，或赚得个丰衣足食的了，而我，仍赤条条一无所获，连个什么“主任”或什么“长”的头衔也没有，你叫别人如何称呼呢？这倒真是为难他人了！直呼我名吧，好歹也是过了三十的人了。称“老李”怕我因老气而不高兴；称“小李”又似有贬我之意，蔑视之嫌。估计熟悉我的人结合了我平常乐于活跃于社会不同层次的秉性，注重“情义”二字，用“锋哥”这大众化的称谓倒是天衣无缝的。这样“锋哥”来“锋哥”去的“锋哥”就取代了我原本的尊姓大名了，成了老少皆呼、男女都唤的代名词。这实在令我意想不到！
我觉得这称谓很好，既宣告了我的不再幼稚或者年轻，也昭示了我为人处世的“真”于是，我欣欣然请人把“锋哥酒店”毫不犹豫地挂上了店面的醒目之处，像一面旗帜，飘扬出一个文人的不畏世俗的胆识与勇气
“锋哥酒店”就是如此这般派生出来的。来酒店坐过者想必是该数以万计的了。其中一部分是名实相符捧我场的朋友，一部分是目睹酒店还算酒香味美、别致精巧的过往食客。也有为数不少者，不知是听说了一个开酒店的会写书，还是一个写书的开了一家酒店才慕名而来，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毕竟都是令我感到由衷的欣喜的。我为自己打造下来的天空还不算窄小而欣喜。我为自己飞翔的翅膀在蔚蓝的天空游刃有余而欣喜。是谁赋予了我这么一片明净辽阔的天空呢？我知道是谁。很多年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唇齿相依。在我日子过得最为艰难困顿之际，没有谁因我的卑微而背信弃义。我在酝酿我的酒店之际，他们又不遗余力地为我出谋划策，替我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恨不得把他们浑身的解数使出来。这实在叫我一次再次地感动。
在这样的感动中，不能不叫我心存感激。同时，我对我们中国的那句“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的老话也在这份感激的潮水中理解得比以前多了几份深刻。如果我是那篱笆，我当然非常清楚谁是支撑我站立不倒的桩的。但事实上，人们所能目睹的不是桩，映入人们眼帘的风景线却是篱笆！这就是友情的伟大之处。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在我们寻常的小日子里，友情就是如此默默地在心与心之间交流着。友情就是如此像桩一样隐蔽于篱笆间做着无怨无悔的奉献，极尽全力地为篱笆的站立不倒而支撑。
沐浴着友情的阳光“锋哥酒店”我相信会带给我财富，但决不仅仅是物质的。在这幸福而愉悦的劳动过程中，我会像感觉友情的温馨一样去体验那种苦苦挣扎着在生活的边缘的尴尬，去体验我们寻常百姓过小日子的每一份酸，每一份甜，以及每一份苦和每一份辣。也许三年，也许五年，然后我会再浮出海面，用我的笔，用我的真情，用我的对生活的极端热爱，把生命中这段可塑的经历，制成一道别样的、原汤原汁的菜肴，馈赠给我爱的和爱我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