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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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了，农历丁亥猪年到了，又是一个隆重的中国春节来临了。
春节是中国人生活中最为重大的节日。春节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上古尧舜，到秦皇汉武，都对春节亲自确定过日子。到了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规定，农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可见历朝历代对春节的重视有加。是呵，悠悠历史长河，流走了多少达官富贾的显赫辉煌；滚滚红尘翻卷，卷去了多少英雄美人的风流佳话。然而，却永远也流不走、卷不去中国人的春节之传承。
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介甫公描绘的情景又来到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起，腊月三十晚除夕守岁、摆供桌、点香烛、迎财神、拜祖先，大年初一放鞭炮、贴春联、贴窗花，大红灯笼高高挂。接下来玩龙灯、猜灯谜、舞狮子、划旱船，直到正月十五“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元宵节过完才会送年终了。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么难忘的盛事啊。
这么热烈而隆重的节日，近几十年来，随着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和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她的内容与色彩也在不断的变化，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了。
记得我少儿时，五十年代初，对春节的期待就是“过年了，有好吃的了，可以有戏看了”那时家境贫寒，父亲当兵远走千里，母亲去他乡谋生，我一人栖身在外公家。外公一介贫民，仅能粗茶淡饭度日，每天都是萝卜青菜，偶尔吃上一顿油煎豆腐，就很高兴了。记得我随外公上街，从油条、包子铺前经过时，我馋涎欲滴，央求外公买一根油条或一个肉包子吃。可怜外公身无余钱，只好哄着我说，等过年时一定买给我吃。到了过年了，再要外公去买油条包子时，外公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又只好说，过年有肉吃，还要吃什么油条包子呢？我想，我亲爱的外公当时心里该有多么难受，外孙这一点小小的愿望竟然难住了他。现在每忆及至此，我仍不禁难过而泪下。然而，虽然是如此贫穷，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仍是那样的快乐。在街上到处跑，到处看热闹，天天挤在露天戏台前看免费的地方戏曲，忘记回家吃饭。手里仅有的几颗炮竹，也放得兴高采烈。
到了六十年代初，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物质紧缺，市场凋敝，一切都要凭票定量供应。饭都吃不饱，就更不用说吃什么鱼、肉了，就连买大白菜也要开后门呢。那时，人们对过年的最大愿望是能否多供应一斤肉、半斤油。如果哪家人排队买到了一个猪头，那简直高兴得比过年本身还要高兴。我三弟从小就勤快又机灵，记得那年他去排队为家里买回来一个猪头，母亲称赞不已，直说三弟有本事。
1962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寒假时，奉父母命，回江西老家探亲。因江西农村粮食状况较好，养鸡养猪较多。所以，我回来时，带了一大挑腌肉和糍粑等，约有六、七十斤重。我那时才16岁多点，这么多东西压得我也够呛，但为了全家人在过年时多得些肉吃，只有“勇挑重担”了。那时的交通哪有现在这样发达哟，三千多里路，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的，挑着东西上车下车，转来转去，换了几次车，真累坏了。在湖南株洲火车站换乘车时，被站上工作人员怀疑我是“投机倒把”的商贩而被拉住检查包包。我又是说好话，又是掏出行证明和学生证等，直到火车鸣笛要开动之时，我才被放行。当我一脚踏上火车箱的踏板时，火车就开了。那时节的客流，与现在的“春运”拥挤程度一样，我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站在车箱踏板上，根本进不了车箱。我只能一手扶着担子，一手紧紧抓住车箱把手，情况十分危险。就在这时候，一个善良又和蔼的年青女列车员从人群中冲过来，接过我的担子，并且努力地排开拥挤在车门边的旅客，把我拉进了车箱中间，我才脱离了险境。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位好心的女列车员对我的帮助。可惜我那时年少不知道问她的姓名，真不知如何感谢她了。尽管现在所谓的“红旗列车”不少，但是，像她那样的列车员已经很少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农村当知青，生活水平处在当地农民之下。后来，我们也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们知青也自己养猪、养鸡鸭，来改善生活。于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宰年猪”、“打糍粑”的欢乐。那年月，对杀猪的土政策叫做什么“购五留五”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养了一头猪，宰杀猪以后，要把一半的猪肉交售给所谓的“公社食品站”剩下的一半才能自己享用。我们知青不管那一套，从城里想办法弄上几斤当时才有的“青扛子酒”或“红苕酒”请本队有头面的农民来大吃一顿，叫做“吃庖汤”剩的几十斤肉就挑回家里来过年了。那时候，我们养猪不像现在用什么现成的如“希望牌”或别的什么牌子的猪饲料，都是自己在田间地头、山上坡下打的猪草，拌上谷糠煮成猪食喂养，到快要过年的前一段时间，就在猪食中掺一些“包谷面”去催肥，一般也就养到百十来斤就宰了。所以，其肉味鲜美，特别是“吃庖汤”时，别提多香了。现在到处都是机制的猪饲料喂大的猪，肥倒是肥，但是，其肉味就再也没有那时候的鲜美了。在那穷困的年代，我们用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来为家人过年做些贡献，也还真有点“穷开心”呢。
中国人过年就要回家，任你路途千里迢迢，身处天涯海角，都要不辞辛劳，甚至历经艰难赶回热土家乡，团聚父母亲人身边，过一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亲情年。看一看现在每年的“春运”吧，那车站、机场万头攒动，排队长龙的热烈场景，那千军万马奔回家乡过年的宏大场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盛大的壮举呀！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前，天寒地冻。要过年了，客运爆棚，开后门找熟人都买不到车票。我们公司上千职工要回家过年，大家急得不得了。为了帮助职工能及时赶回家中过年，公司党委决定派出自己的运输车队所有的解放牌大卡车，装上“蓬布”摆上长凳，按各县、区排定线路和车辆，由各单位党支部负责组织人员，派出带队干部，在年三十的前两天，一批又一批地送职工上路。我那时负责一个队的组织工作，还记得给每个回家过年的职工发送了从外地采购来的“雷公山大曲”酒两瓶。那时候，送“雷公山大曲”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当时街面上还没有敞开供应呢。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了，平时人们都是大鱼大肉的了，过年也就不再发愁什么“肉”呀“酒”呀的什么了。交通也发达了，高速公路都快联网了，火车、汽车、飞机任选乘坐。回家过年更快捷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钱包鼓起来了，过年送“压岁钱”越来越多了，打麻将娱乐的人也越来越迷了。许多人过年几乎变成了“麻将年”几天几夜不下桌子。这真是给过年添上了一道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新菜”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又成了中国人过年的一道新风景，年三十晚，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看“春晚”成了过年守岁的新习俗了。到了新年零点钟声响起，人们纷纷拥出家门，燃放鞭炮、烟花，城乡一片欢腾，红红火火迎来又一个新的中国年。
过年了，农历丁亥猪年到了，又是一个隆重的中国春节来临了。
春节是中国人生活中最为重大的节日。春节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从上古尧舜，到秦皇汉武，都对春节亲自确定过日子。到了1949年9月27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规定，农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可见历朝历代对春节的重视有加。是呵，悠悠历史长河，流走了多少达官富贾的显赫辉煌；滚滚红尘翻卷，卷去了多少英雄美人的风流佳话。然而，却永远也流不走、卷不去中国人的春节之传承。
宋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有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介甫公描绘的情景又来到了。
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起，腊月三十晚除夕守岁、摆供桌、点香烛、迎财神、拜祖先，大年初一放鞭炮、贴春联、贴窗花，大红灯笼高高挂。接下来玩龙灯、猜灯谜、舞狮子、划旱船，直到正月十五“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的元宵节过完才会送年终了。这在人的一生中是多么难忘的盛事啊。
这么热烈而隆重的节日，近几十年来，随着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和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她的内容与色彩也在不断的变化，真可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了。
记得我少儿时，五十年代初，对春节的期待就是“过年了，有好吃的了，可以有戏看了”那时家境贫寒，父亲当兵远走千里，母亲去他乡谋生，我一人栖身在外公家。外公一介贫民，仅能粗茶淡饭度日，每天都是萝卜青菜，偶尔吃上一顿油煎豆腐，就很高兴了。记得我随外公上街，从油条、包子铺前经过时，我馋涎欲滴，央求外公买一根油条或一个肉包子吃。可怜外公身无余钱，只好哄着我说，等过年时一定买给我吃。到了过年了，再要外公去买油条包子时，外公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又只好说，过年有肉吃，还要吃什么油条包子呢？我想，我亲爱的外公当时心里该有多么难受，外孙这一点小小的愿望竟然难住了他。现在每忆及至此，我仍不禁难过而泪下。然而，虽然是如此贫穷，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仍是那样的快乐。在街上到处跑，到处看热闹，天天挤在露天戏台前看免费的地方戏曲，忘记回家吃饭。手里仅有的几颗炮竹，也放得兴高采烈。
到了六十年代初，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物质紧缺，市场凋敝，一切都要凭票定量供应。饭都吃不饱，就更不用说吃什么鱼、肉了，就连买大白菜也要开后门呢。那时，人们对过年的最大愿望是能否多供应一斤肉、半斤油。如果哪家人排队买到了一个猪头，那简直高兴得比过年本身还要高兴。我三弟从小就勤快又机灵，记得那年他去排队为家里买回来一个猪头，母亲称赞不已，直说三弟有本事。
1962年，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寒假时，奉父母命，回江西老家探亲。因江西农村粮食状况较好，养鸡养猪较多。所以，我回来时，带了一大挑腌肉和糍粑等，约有六、七十斤重。我那时才16岁多点，这么多东西压得我也够呛，但为了全家人在过年时多得些肉吃，只有“勇挑重担”了。那时的交通哪有现在这样发达哟，三千多里路，又是汽车又是火车的，挑着东西上车下车，转来转去，换了几次车，真累坏了。在湖南株洲火车站换乘车时，被站上工作人员怀疑我是“投机倒把”的商贩而被拉住检查包包。我又是说好话，又是掏出行证明和学生证等，直到火车鸣笛要开动之时，我才被放行。当我一脚踏上火车箱的踏板时，火车就开了。那时节的客流，与现在的“春运”拥挤程度一样，我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站在车箱踏板上，根本进不了车箱。我只能一手扶着担子，一手紧紧抓住车箱把手，情况十分危险。就在这时候，一个善良又和蔼的年青女列车员从人群中冲过来，接过我的担子，并且努力地排开拥挤在车门边的旅客，把我拉进了车箱中间，我才脱离了险境。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位好心的女列车员对我的帮助。可惜我那时年少不知道问她的姓名，真不知如何感谢她了。尽管现在所谓的“红旗列车”不少，但是，像她那样的列车员已经很少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我在农村当知青，生活水平处在当地农民之下。后来，我们也学着当地农民的样子，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我们知青也自己养猪、养鸡鸭，来改善生活。于是，过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了“宰年猪”、“打糍粑”的欢乐。那年月，对杀猪的土政策叫做什么“购五留五”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养了一头猪，宰杀猪以后，要把一半的猪肉交售给所谓的“公社食品站”剩下的一半才能自己享用。我们知青不管那一套，从城里想办法弄上几斤当时才有的“青扛子酒”或“红苕酒”请本队有头面的农民来大吃一顿，叫做“吃庖汤”剩的几十斤肉就挑回家里来过年了。那时候，我们养猪不像现在用什么现成的如“希望牌”或别的什么牌子的猪饲料，都是自己在田间地头、山上坡下打的猪草，拌上谷糠煮成猪食喂养，到快要过年的前一段时间，就在猪食中掺一些“包谷面”去催肥，一般也就养到百十来斤就宰了。所以，其肉味鲜美，特别是“吃庖汤”时，别提多香了。现在到处都是机制的猪饲料喂大的猪，肥倒是肥，但是，其肉味就再也没有那时候的鲜美了。在那穷困的年代，我们用自己亲手劳动的成果来为家人过年做些贡献，也还真有点“穷开心”呢。
中国人过年就要回家，任你路途千里迢迢，身处天涯海角，都要不辞辛劳，甚至历经艰难赶回热土家乡，团聚父母亲人身边，过一个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亲情年。看一看现在每年的“春运”吧，那车站、机场万头攒动，排队长龙的热烈场景，那千军万马奔回家乡过年的宏大场面，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盛大的壮举呀！
记得七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前，天寒地冻。要过年了，客运爆棚，开后门找熟人都买不到车票。我们公司上千职工要回家过年，大家急得不得了。为了帮助职工能及时赶回家中过年，公司党委决定派出自己的运输车队所有的解放牌大卡车，装上“蓬布”摆上长凳，按各县、区排定线路和车辆，由各单位党支部负责组织人员，派出带队干部，在年三十的前两天，一批又一批地送职工上路。我那时负责一个队的组织工作，还记得给每个回家过年的职工发送了从外地采购来的“雷公山大曲”酒两瓶。那时候，送“雷公山大曲”已经很不错了，因为当时街面上还没有敞开供应呢。
后来，改革开放了，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了，平时人们都是大鱼大肉的了，过年也就不再发愁什么“肉”呀“酒”呀的什么了。交通也发达了，高速公路都快联网了，火车、汽车、飞机任选乘坐。回家过年更快捷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钱包鼓起来了，过年送“压岁钱”越来越多了，打麻将娱乐的人也越来越迷了。许多人过年几乎变成了“麻将年”几天几夜不下桌子。这真是给过年添上了一道不知是什么味道的“新菜”啊。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又成了中国人过年的一道新风景，年三十晚，全家人团聚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看“春晚”成了过年守岁的新习俗了。到了新年零点钟声响起，人们纷纷拥出家门，燃放鞭炮、烟花，城乡一片欢腾，红红火火迎来又一个新的中国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