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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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2日13点，毛泽东乘坐的南巡专列停在了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专列上召见了北京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之后，专列于下午16点5分到达北京车站。当他走下火车乘坐汽车回中南海时，看着窗外掠过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一种极度的疲劳充溢了他的身心。这次南巡是8月15日从北京出发的，先到武汉，又到长沙，再到南昌，9月8日抵达杭州，每到一处，他都将周围数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召集过来开会。这次“周游列国”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去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党内斗争。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了林彪、陈伯达一伙人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一贯对政治十分敏感，熟谙古今中外的复杂政治斗争历史，感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人的表演实属非常。他们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他们的理论是所谓天才论，暴露出了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意图。对于这个几年来一直表现恭顺的接班人，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警惕。自从他执掌权力以来，他从未放松过对军权的控制，当林彪手中掌握了相当的军权而又露出图谋不轨的迹象时，他必须采取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部署。林彪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担任着共产党的副主席，要在整个党政军的上层削弱林彪的政治威信和权力，只能由他亲自出面，其他的政治部署都可以派人去做，惟有对林彪这个已在党章上写明是自己接班人的任何新说法，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一路上讲了很多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严厉批评了林彪手下的一伙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对陈伯达，更是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对林彪本人，他只提出了较为含蓄的批评，说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分裂潮流也有责任，这样做是为了稳住林彪，稳住整个形势。
他还未完全看清楚林彪的全部真实面貌，他目前的行动进可攻、退可守。对林彪的力量予以一定的削弱抑制，林彪今后又安分守己，那么，中国的政局无疑会更稳定；如果林彪确实图谋不轨，那么，这一系列部署也为最后打掉他做了准备。最初，毛泽东并没有将事态看得过分严重，临离开北京时，还曾对陪同南巡的人员说道：“陈伯达在华北走了几十天，到处游说，我也向陈伯达学习，来个周游列国，游说各路诸侯。”在武汉、长沙及南昌，他一批又一批地召见各省市的党政军首脑，他那时还是以号令天下的从容大度侃侃而谈。然而，9月8日到达杭州后，他嗅到了不安全的气氛，9月10日到达上海，他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甚至嗅到了一丝军事政变的气味。他立刻十分警觉，亲自部署行车路线及停车地点，出其不意地提前离开上海，经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德州一路到达丰台。刚才接见北京军区的几位司令、政委，也是他路经德州时才做出的决定，政治斗争的经验使他以最警觉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做了纵横捭阖的安排。现在，看到北京街头的和平景象，笼罩在归途上的危险阴云似乎已经散去，在汽车的轻微颠动中，他感到的是78岁老人的极度疲劳。
从杭州到北京这三四天以来，他没有睡过一小时安稳觉，就像猛虎穿越丛林时感到周围有许多冷箭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回到自己的窝了，似乎可以放松身躯与大脑了。回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宅后，一派陈旧而熟悉的老格局、老物品、老气氛使他尤其觉得疲倦。护士李秀芝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他仰靠在沙发上伸展双腿，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垮了一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两条手臂沉甸甸的，卧在沙发上的脊背、臀部沉甸甸的，伸展的两条腿也是沉甸甸的，好像自己缺乏力量将它们启动。快到傍晚了，屋里有些昏暗，李秀芝小声问：“要不要开灯？”他闭着眼头靠在沙发背上微微摇了摇头。他要在自己熟悉的幽暗气氛中静静休息一会儿。
一直陪同自己南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了进来，俯身向他汇报道：“刚才我在专列上和周总理通过电话，报告您已经到了丰台，马上就要进北京，周总理当时很惊讶，他没想到您这么快回来，问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毛泽东闭着眼揶揄地微笑着摇了摇头。汪东兴又接着说：“我对总理说有情况，所以改变了计划，详情见面再谈。总理说，您一到就报告给他，需要他过来，他马上就过来。”毛泽东依然仰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时微微抬手摆了摆，汪东兴说：“那您就休息一会儿吧，我报告总理，说您休息了。”汪东兴走了，毛泽东觉得自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条大鲸鱼，又像搁浅在海滩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一动不动地躺着，也像一块硕大的浮云，在黄昏的天空中懒懒地浮荡着。人在心力交瘁的疲惫中很难想象自己在趾高气扬时做的事情，好在一切都安排妥了，多少可以放心了，他可以暂时搁浅在这里歇着。他知道，在极度的疲劳过去后，人的情绪又会变化过来，到那时，就又能理解自己趾高气扬时的作为了。
房间里正在渐渐暗下来，飘飘渺渺中觉得这所老房子十分舒服，想起自己湖南韶山的老家，那所老屋子至今还常常像梦中的小舟一样在身边浮荡。房子是木头的，在小小的山坡上，说山坡也不是山坡，是在村中的一块高地，房前房后有些竹子，再远处有些池塘，池塘外面有些路，有些田。房子三面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空地，房子很阴暗，泥地，很少光线，小时候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时，觉得它像一个迷宫，可以在里面躲躲藏藏，是猫和老鼠捉迷藏的世界。在那所老房子里睡觉时，夜晚可以听见老鼠的叫声，蛇爬房梁的声音，也有猫夜行的声音，远处还有狗叫，黑暗中还可以闻到池塘、稻田和树木的气味飘进来，织成一个说不上来的梦境。现在，他依然记得那所老房子的气味，很重很重的泥土的气味，很重很重的木头的气味，还有院子里堆积的稻草被雨水沤湿腐烂的气味。轮到阴雨天气，站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倚着门柱往外看，雨雾茫茫，竹子歪斜，远处戴着蓑笠帽的人牵着牛向田里走，或者往村里走，几间小房在雨雾中晃动，一两个烟囱冒起炊烟。自己就是从这所老房子中走出来闹各种新潮，上了井岗山，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革命到了北京。
如今，中南海里的这所房子又成了他久住的老房子了，这里也飘散着他熟悉的气味。这里原是清朝的皇家园林，被他住久了，被他召集共产党的首脑会议熏染了，被周围的护士、警卫来回踏遍了，也被他堆积的书陶冶了，有了一股毛泽东的气味。他在这种气味中得到抚慰。
朦胧中，有人在他脚边放下了水盆，接着，他的脚一只一只被抬了起来，鞋子被脱掉了，袜子被脱掉了，被浸到了温热的水中。在晃晃悠悠的困倦中，他依然知道配合着用脚尝试水温，将两只肥大而又疲惫的脚沉入热水中，在那里一沉到底，听任一双柔韧的手在水中搓洗着它们，按摩着它们。从红军时期行军打仗开始，他就养成了每晚烫脚的习惯，现在，这种洗烫与按摩成了他修身养性不可或缺的科目。两只脚像两条潜水艇在水中安卧着，又像两条吃饱了没事干的大鲨鱼在水中沉睡着，一股舒适的感觉带着暖意从脚心传上来，它在逼退全身的疲劳，又在加重着全身的疲劳，搁浅的航空母舰更疲软地躺在沙滩上，在空中浮荡的乌云更沉醉地飘浮着。隐隐约约听见李秀芝在问：“主席，想不想吃点东西？”
他微微摇了摇头，知道在这样的昏暗中李秀芝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表情，而是通过身体的传递在脚上感到了回答。李秀芝说过，对他的脚料理时间长了，有了感情，此刻，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中接受洗浴和按摩，他觉出自己对那双柔韧的手也有了感情。他忽然发现，自己已成为越来越需要照料的人，一生征战，英雄良久，到头来躺下了，不过是一个可怜人。
脚被洗烫按摩了很长时间，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这次南巡差不多长久，脚被安抚完了，穿上了一双干燥的干净袜子，穿上了一双软拖鞋，又被沉沉地放在了地上。那双柔韧的小手抬起自己的头，在后脖颈下垫了一个软软的小枕头，他便更加飘飘荡荡地放松了全身。
这一觉，他睡得天昏地暗，口角流出了涎水，那双柔韧的小手用毛巾轻轻擦拭着自己的嘴角。就在朦朦胧胧要从飘浮的恍惚中醒过来时，他觉出屋里开了灯，光线虽然不是很强，但也提醒着他要对他做出新的安排。果然，耳边响起了李秀芝小心翼翼的声音：“周总理和汪主任来了，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紧急汇报。”毛泽东慢慢睁开了眼，看了看房间里宽宽荡荡的格局，一切都和南巡前一模一样，昏黄的灯光下，沙发、窗帘、桌子、椅子还有紫红色的木门都一见如故地恭候着他。李秀芝正像一道彩虹弯腰站在自己身边。他在她的搀扶下坐起了身子，李秀芝将小枕头从他的脖颈下抽出来，垫到他的腰上，小声请示道：“我去请他们进来？”毛泽东眨眨眼醒着自己，点了点头。李秀芝用一块湿毛巾给他将嘴角、眼睛轻轻擦拭了一下，他干脆自己拿过毛巾将脸整个抹了一把，连湿带凉算是醒了过来，而后伸出手去，李秀芝抽出一支烟放到他手里，给他划着了火柴，一口烟喷吐出来。
他摆了摆手，李秀芝匆匆走出去。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神情严肃沉重地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神情敦厚雄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两人一左一右在沙发上坐下了。周恩来的第一句话是：“刚刚接到报告，林彪乘飞机从山海关跑掉了，同机的还有叶群、林立果。”毛泽东一下警醒了，这是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沉思了几秒钟，抽着烟问了一句：“情况属实吗？”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肯定地说：“情况属实。林彪、叶群、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零点32分起飞，起飞时很仓促，油没有加够就强行起飞了，领航员、副驾驶员都没有来得及登机，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停机坪上了。”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看来是仓皇出逃了。”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是，飞机正在向北飞，现在可能已经进入内蒙古了。”毛泽东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已经是9月13日凌晨1点整了。这时，又有人跑进来报告：“周总理、汪主任，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的电话。”汪东兴站起来说：“我去接。”汪东兴跑出去了，毛泽东的电话在另一个房间里，离这里有几十米，听见汪东兴沉重而急促的跑步声。周恩来说：“我派人陪吴法宪一起去西郊机场的，让他控制全国领空，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监视。”毛泽东眯着眼看着眼前，点了点头。再大的事情到了眼前也就平常了，一切要看事态的发展。
汪东兴跑回来了，说道：“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三十多分钟了，正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已经告诉吴法宪，立即请示毛主席，让他不要离开。”周恩来和汪东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想了一下，摆了摆手，说道：“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汪东兴马上说道：“我去传达给吴法宪，告诉他不要派飞机拦截。”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汪东兴回来了，对毛泽东报告说：“飞机已经飞出了国界。”毛泽东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周恩来也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是9月13日凌晨1点15分，毛泽东的困意顿无，他和周恩来、汪东兴立刻进入了紧急的商讨。毛泽东对周恩来简单讲述了南巡到杭州以后的情况，讲了自己临时改变计划突然提前回京的部署，周恩来连连点头，说：“主席英明，主席敏锐，要不，就可能惨遭他们的毒手，林彪的出逃说明他们是要搞反革命政变的。”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他的一生中有过多次危险的时刻，但每一次都鬼使神差般地使他避免了危难，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是有神灵保佑的。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十分急迫的，林彪肯定是飞往苏联了，社会帝国主义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因此，一系列紧急安排是必须的：封锁全国领空，全军进入一级紧急战备状态，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调兵遣将，对林彪一伙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及一系列爪牙实行监控。凌晨3点多，空军司令部又打来电话，报告北京沙河机场一架直升机飞走，机上有林立果的爪牙周宇驰等人。当汪东兴从值班室跑回来报告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同时说道：“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这一夜就在不眠的紧张气氛中度过了。
第二天，9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紧急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将林彪出逃的重要情况通报大家，并商讨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休息，随时准备应付最紧急的情况，全国的军队都已进入戒备状态。中午，汪东兴气喘吁吁地走进北京厅，向毛泽东汇报道：“周总理让我向您报告，刚才，12点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报告中国外交部，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毛泽东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睁大了眼睛问：“还有什么情况？”汪东兴回答：“今天上午8点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他们的外长要约见我们的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毛泽东显然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他问：“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汪东兴对毛泽东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的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泽东又关心地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汪东兴说：“大概不会有，不过目前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在沙发上坐好，点了点头，汪东兴退出了。情况显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了，既然林彪、叶群摔死了，这伙人想立刻联合苏联对中国实行军事打击的危险性暂时就不存在了，首先要将林彪出逃的消息严密封锁起来，这样就有一段相对充裕的时间对国内的政治、军事权力结构做出调整，将林彪的余党全部肃清，将隐患全部排除。
等一切都稳当了，即使向全世界公布了林彪出逃的事件，任何外部势力也无机可乘了。对于往下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安排，毛泽东倒觉得比较从容。他知道周恩来会很好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知道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会向他请示，对于中国下一轮的政治斗争，他早已成竹在胸。当最严重的事态过去之后，极度的疲劳再一次袭击了他，他沉重地坐在沙发上，思绪有些朦胧。当周恩来等人在忙于紧急处理政治事态时，他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搞了五年多之后，却出现了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结果。
门开了，是周恩来领着康生、江青、张春桥进来了，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刚刚开完，周恩来向他做着简洁的汇报，他听着，不时微微点点头。
周恩来很干练，对大小事宜的处理都十分得当，对这一切他有足够的放心。听完周恩来的汇报，他又加了两条指示：“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时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周恩来点头做了记录，毛泽东又环视着在场的人说道：“要迅速整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出交待。”周恩来立刻点头，康生、张春桥、江青也都身体前倾地端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在他们的神情中看到了忠诚，也看出了一丝激昂兴奋的战斗情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们一直是和林彪、叶群对着干的，现在林彪垮台了，这是他们要弹冠相庆的一件好事。想到这一点，毛泽东心中涌起一股厌烦的情绪：好像孩子们还想打架，家长却已经累了；他们也不过是在为自己战斗，谁也没有真正替他着想。当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大概惟有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是他亲手发动的，接班人也是他亲自指定的，他的理论，他的英明，他的判断力，他在历史上的所做所为，由于林彪的叛逃都会投上浓重的阴影。当这几个人斗志昂扬准备冲杀时，他感到的却是自己的年迈与疲惫。
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汇报完毕后起身告辞时，他也准备站起身，然而，他两手撑着沙发却没有站起来。周恩来发现了，赶忙伸出手搀扶着他，一边四下张望道：“小李呢？”李秀芝跑进来将毛泽东搀扶起来。当他迟缓地站起来以后，又摇晃了一下，这一刻，他觉得自己露出了龙钟老态。周恩来和江青都发现了，两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周恩来对毛泽东说道：“主席，您该好好休息了，不要送了。”毛泽东原地站在那里点点头。
江青走上来，插到周恩来前面说：“主席，你是该好好休息了，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毛泽东十分疲倦地点点头，同时再一次体验到了厌烦的情绪。
1971年9月12日13点，毛泽东乘坐的南巡专列停在了北京丰台车站，他在专列上召见了北京军区的几位负责人之后，专列于下午16点5分到达北京车站。当他走下火车乘坐汽车回中南海时，看着窗外掠过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一种极度的疲劳充溢了他的身心。这次南巡是8月15日从北京出发的，先到武汉，又到长沙，再到南昌，9月8日抵达杭州，每到一处，他都将周围数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召集过来开会。这次“周游列国”的讲话主要是针对去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党内斗争。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暴露出了林彪、陈伯达一伙人的政治野心，毛泽东一贯对政治十分敏感，熟谙古今中外的复杂政治斗争历史，感到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人的表演实属非常。他们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他们的理论是所谓天才论，暴露出了林彪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的意图。对于这个几年来一直表现恭顺的接班人，他第一次有了真正的警惕。自从他执掌权力以来，他从未放松过对军权的控制，当林彪手中掌握了相当的军权而又露出图谋不轨的迹象时，他必须采取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部署。林彪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接班人，担任着共产党的副主席，要在整个党政军的上层削弱林彪的政治威信和权力，只能由他亲自出面，其他的政治部署都可以派人去做，惟有对林彪这个已在党章上写明是自己接班人的任何新说法，没有人可以取代他。他一路上讲了很多话，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严厉批评了林彪手下的一伙人：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对陈伯达，更是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对林彪本人，他只提出了较为含蓄的批评，说林彪对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分裂潮流也有责任，这样做是为了稳住林彪，稳住整个形势。
他还未完全看清楚林彪的全部真实面貌，他目前的行动进可攻、退可守。对林彪的力量予以一定的削弱抑制，林彪今后又安分守己，那么，中国的政局无疑会更稳定；如果林彪确实图谋不轨，那么，这一系列部署也为最后打掉他做了准备。最初，毛泽东并没有将事态看得过分严重，临离开北京时，还曾对陪同南巡的人员说道：“陈伯达在华北走了几十天，到处游说，我也向陈伯达学习，来个周游列国，游说各路诸侯。”在武汉、长沙及南昌，他一批又一批地召见各省市的党政军首脑，他那时还是以号令天下的从容大度侃侃而谈。然而，9月8日到达杭州后，他嗅到了不安全的气氛，9月10日到达上海，他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甚至嗅到了一丝军事政变的气味。他立刻十分警觉，亲自部署行车路线及停车地点，出其不意地提前离开上海，经南京、蚌埠、徐州、济南、德州一路到达丰台。刚才接见北京军区的几位司令、政委，也是他路经德州时才做出的决定，政治斗争的经验使他以最警觉的方式对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做了纵横捭阖的安排。现在，看到北京街头的和平景象，笼罩在归途上的危险阴云似乎已经散去，在汽车的轻微颠动中，他感到的是78岁老人的极度疲劳。
从杭州到北京这三四天以来，他没有睡过一小时安稳觉，就像猛虎穿越丛林时感到周围有许多冷箭和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现在，回到自己的窝了，似乎可以放松身躯与大脑了。回到中南海自己的住宅后，一派陈旧而熟悉的老格局、老物品、老气氛使他尤其觉得疲倦。护士李秀芝搀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他仰靠在沙发上伸展双腿，觉得全身的关节都垮了一样，放在沙发扶手上的两条手臂沉甸甸的，卧在沙发上的脊背、臀部沉甸甸的，伸展的两条腿也是沉甸甸的，好像自己缺乏力量将它们启动。快到傍晚了，屋里有些昏暗，李秀芝小声问：“要不要开灯？”他闭着眼头靠在沙发背上微微摇了摇头。他要在自己熟悉的幽暗气氛中静静休息一会儿。
一直陪同自己南巡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走了进来，俯身向他汇报道：“刚才我在专列上和周总理通过电话，报告您已经到了丰台，马上就要进北京，周总理当时很惊讶，他没想到您这么快回来，问为什么改变了计划？”毛泽东闭着眼揶揄地微笑着摇了摇头。汪东兴又接着说：“我对总理说有情况，所以改变了计划，详情见面再谈。总理说，您一到就报告给他，需要他过来，他马上就过来。”毛泽东依然仰在沙发上闭目养神，这时微微抬手摆了摆，汪东兴说：“那您就休息一会儿吧，我报告总理，说您休息了。”汪东兴走了，毛泽东觉得自己像搁浅在沙滩上的一条大鲸鱼，又像搁浅在海滩上的一艘航空母舰，一动不动地躺着，也像一块硕大的浮云，在黄昏的天空中懒懒地浮荡着。人在心力交瘁的疲惫中很难想象自己在趾高气扬时做的事情，好在一切都安排妥了，多少可以放心了，他可以暂时搁浅在这里歇着。他知道，在极度的疲劳过去后，人的情绪又会变化过来，到那时，就又能理解自己趾高气扬时的作为了。
房间里正在渐渐暗下来，飘飘渺渺中觉得这所老房子十分舒服，想起自己湖南韶山的老家，那所老屋子至今还常常像梦中的小舟一样在身边浮荡。房子是木头的，在小小的山坡上，说山坡也不是山坡，是在村中的一块高地，房前房后有些竹子，再远处有些池塘，池塘外面有些路，有些田。房子三面环抱着一块小小的空地，房子很阴暗，泥地，很少光线，小时候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时，觉得它像一个迷宫，可以在里面躲躲藏藏，是猫和老鼠捉迷藏的世界。在那所老房子里睡觉时，夜晚可以听见老鼠的叫声，蛇爬房梁的声音，也有猫夜行的声音，远处还有狗叫，黑暗中还可以闻到池塘、稻田和树木的气味飘进来，织成一个说不上来的梦境。现在，他依然记得那所老房子的气味，很重很重的泥土的气味，很重很重的木头的气味，还有院子里堆积的稻草被雨水沤湿腐烂的气味。轮到阴雨天气，站在黑洞洞的屋子里，倚着门柱往外看，雨雾茫茫，竹子歪斜，远处戴着蓑笠帽的人牵着牛向田里走，或者往村里走，几间小房在雨雾中晃动，一两个烟囱冒起炊烟。自己就是从这所老房子中走出来闹各种新潮，上了井岗山，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革命到了北京。
如今，中南海里的这所房子又成了他久住的老房子了，这里也飘散着他熟悉的气味。这里原是清朝的皇家园林，被他住久了，被他召集共产党的首脑会议熏染了，被周围的护士、警卫来回踏遍了，也被他堆积的书陶冶了，有了一股毛泽东的气味。他在这种气味中得到抚慰。
朦胧中，有人在他脚边放下了水盆，接着，他的脚一只一只被抬了起来，鞋子被脱掉了，袜子被脱掉了，被浸到了温热的水中。在晃晃悠悠的困倦中，他依然知道配合着用脚尝试水温，将两只肥大而又疲惫的脚沉入热水中，在那里一沉到底，听任一双柔韧的手在水中搓洗着它们，按摩着它们。从红军时期行军打仗开始，他就养成了每晚烫脚的习惯，现在，这种洗烫与按摩成了他修身养性不可或缺的科目。两只脚像两条潜水艇在水中安卧着，又像两条吃饱了没事干的大鲨鱼在水中沉睡着，一股舒适的感觉带着暖意从脚心传上来，它在逼退全身的疲劳，又在加重着全身的疲劳，搁浅的航空母舰更疲软地躺在沙滩上，在空中浮荡的乌云更沉醉地飘浮着。隐隐约约听见李秀芝在问：“主席，想不想吃点东西？”
他微微摇了摇头，知道在这样的昏暗中李秀芝根本看不见自己的表情，而是通过身体的传递在脚上感到了回答。李秀芝说过，对他的脚料理时间长了，有了感情，此刻，在极度疲劳的状态中接受洗浴和按摩，他觉出自己对那双柔韧的手也有了感情。他忽然发现，自己已成为越来越需要照料的人，一生征战，英雄良久，到头来躺下了，不过是一个可怜人。
脚被洗烫按摩了很长时间，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及这次南巡差不多长久，脚被安抚完了，穿上了一双干燥的干净袜子，穿上了一双软拖鞋，又被沉沉地放在了地上。那双柔韧的小手抬起自己的头，在后脖颈下垫了一个软软的小枕头，他便更加飘飘荡荡地放松了全身。
这一觉，他睡得天昏地暗，口角流出了涎水，那双柔韧的小手用毛巾轻轻擦拭着自己的嘴角。就在朦朦胧胧要从飘浮的恍惚中醒过来时，他觉出屋里开了灯，光线虽然不是很强，但也提醒着他要对他做出新的安排。果然，耳边响起了李秀芝小心翼翼的声音：“周总理和汪主任来了，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紧急汇报。”毛泽东慢慢睁开了眼，看了看房间里宽宽荡荡的格局，一切都和南巡前一模一样，昏黄的灯光下，沙发、窗帘、桌子、椅子还有紫红色的木门都一见如故地恭候着他。李秀芝正像一道彩虹弯腰站在自己身边。他在她的搀扶下坐起了身子，李秀芝将小枕头从他的脖颈下抽出来，垫到他的腰上，小声请示道：“我去请他们进来？”毛泽东眨眨眼醒着自己，点了点头。李秀芝用一块湿毛巾给他将嘴角、眼睛轻轻擦拭了一下，他干脆自己拿过毛巾将脸整个抹了一把，连湿带凉算是醒了过来，而后伸出手去，李秀芝抽出一支烟放到他手里，给他划着了火柴，一口烟喷吐出来。
他摆了摆手，李秀芝匆匆走出去。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神情严肃沉重地走了进来，跟在他后面的是神情敦厚雄壮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两人一左一右在沙发上坐下了。周恩来的第一句话是：“刚刚接到报告，林彪乘飞机从山海关跑掉了，同机的还有叶群、林立果。”毛泽东一下警醒了，这是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消息，他沉思了几秒钟，抽着烟问了一句：“情况属实吗？”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手表，肯定地说：“情况属实。林彪、叶群、林立果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零点32分起飞，起飞时很仓促，油没有加够就强行起飞了，领航员、副驾驶员都没有来得及登机，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停机坪上了。”毛泽东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看来是仓皇出逃了。”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说：“是，飞机正在向北飞，现在可能已经进入内蒙古了。”毛泽东看了看墙上的大挂钟，已经是9月13日凌晨1点整了。这时，又有人跑进来报告：“周总理、汪主任，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的电话。”汪东兴站起来说：“我去接。”汪东兴跑出去了，毛泽东的电话在另一个房间里，离这里有几十米，听见汪东兴沉重而急促的跑步声。周恩来说：“我派人陪吴法宪一起去西郊机场的，让他控制全国领空，同时也是对他的一个监视。”毛泽东眯着眼看着眼前，点了点头。再大的事情到了眼前也就平常了，一切要看事态的发展。
汪东兴跑回来了，说道：“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来电话，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三十多分钟了，正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已经告诉吴法宪，立即请示毛主席，让他不要离开。”周恩来和汪东兴目不转睛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想了一下，摆了摆手，说道：“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汪东兴马上说道：“我去传达给吴法宪，告诉他不要派飞机拦截。”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汪东兴回来了，对毛泽东报告说：“飞机已经飞出了国界。”毛泽东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周恩来也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是9月13日凌晨1点15分，毛泽东的困意顿无，他和周恩来、汪东兴立刻进入了紧急的商讨。毛泽东对周恩来简单讲述了南巡到杭州以后的情况，讲了自己临时改变计划突然提前回京的部署，周恩来连连点头，说：“主席英明，主席敏锐，要不，就可能惨遭他们的毒手，林彪的出逃说明他们是要搞反革命政变的。”
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他的一生中有过多次危险的时刻，但每一次都鬼使神差般地使他避免了危难，他再一次感到自己是有神灵保佑的。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十分急迫的，林彪肯定是飞往苏联了，社会帝国主义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因此，一系列紧急安排是必须的：封锁全国领空，全军进入一级紧急战备状态，立刻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调兵遣将，对林彪一伙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司令李作鹏、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及一系列爪牙实行监控。凌晨3点多，空军司令部又打来电话，报告北京沙河机场一架直升机飞走，机上有林立果的爪牙周宇驰等人。当汪东兴从值班室跑回来报告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同时说道：“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这一夜就在不眠的紧张气氛中度过了。
第二天，9月1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紧急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将林彪出逃的重要情况通报大家，并商讨了一系列重要决策。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休息，随时准备应付最紧急的情况，全国的军队都已进入戒备状态。中午，汪东兴气喘吁吁地走进北京厅，向毛泽东汇报道：“周总理让我向您报告，刚才，12点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报告中国外交部，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毛泽东一下从沙发上坐起来，睁大了眼睛问：“还有什么情况？”汪东兴回答：“今天上午8点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他们的外长要约见我们的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毛泽东显然不敢相信这样的结果，他问：“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汪东兴对毛泽东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的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泽东又关心地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着的人？”汪东兴说：“大概不会有，不过目前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在沙发上坐好，点了点头，汪东兴退出了。情况显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了，既然林彪、叶群摔死了，这伙人想立刻联合苏联对中国实行军事打击的危险性暂时就不存在了，首先要将林彪出逃的消息严密封锁起来，这样就有一段相对充裕的时间对国内的政治、军事权力结构做出调整，将林彪的余党全部肃清，将隐患全部排除。
等一切都稳当了，即使向全世界公布了林彪出逃的事件，任何外部势力也无机可乘了。对于往下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安排，毛泽东倒觉得比较从容。他知道周恩来会很好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知道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会向他请示，对于中国下一轮的政治斗争，他早已成竹在胸。当最严重的事态过去之后，极度的疲劳再一次袭击了他，他沉重地坐在沙发上，思绪有些朦胧。当周恩来等人在忙于紧急处理政治事态时，他想到的是，自己一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搞了五年多之后，却出现了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结果。
门开了，是周恩来领着康生、江青、张春桥进来了，毛泽东点点头，示意他们坐下。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刚刚开完，周恩来向他做着简洁的汇报，他听着，不时微微点点头。
周恩来很干练，对大小事宜的处理都十分得当，对这一切他有足够的放心。听完周恩来的汇报，他又加了两条指示：“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时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待好了就行。”周恩来点头做了记录，毛泽东又环视着在场的人说道：“要迅速整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材料，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出交待。”周恩来立刻点头，康生、张春桥、江青也都身体前倾地端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在他们的神情中看到了忠诚，也看出了一丝激昂兴奋的战斗情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们一直是和林彪、叶群对着干的，现在林彪垮台了，这是他们要弹冠相庆的一件好事。想到这一点，毛泽东心中涌起一股厌烦的情绪：好像孩子们还想打架，家长却已经累了；他们也不过是在为自己战斗，谁也没有真正替他着想。当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坠毁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大概惟有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是他亲手发动的，接班人也是他亲自指定的，他的理论，他的英明，他的判断力，他在历史上的所做所为，由于林彪的叛逃都会投上浓重的阴影。当这几个人斗志昂扬准备冲杀时，他感到的却是自己的年迈与疲惫。
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汇报完毕后起身告辞时，他也准备站起身，然而，他两手撑着沙发却没有站起来。周恩来发现了，赶忙伸出手搀扶着他，一边四下张望道：“小李呢？”李秀芝跑进来将毛泽东搀扶起来。当他迟缓地站起来以后，又摇晃了一下，这一刻，他觉得自己露出了龙钟老态。周恩来和江青都发现了，两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周恩来对毛泽东说道：“主席，您该好好休息了，不要送了。”毛泽东原地站在那里点点头。
江青走上来，插到周恩来前面说：“主席，你是该好好休息了，我们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毛泽东十分疲倦地点点头，同时再一次体验到了厌烦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