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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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智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
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号，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厂，工人们没有一个知道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带的房子全部毁于战火。
事实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妈已经到这里惠昌路九号来过，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两个双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妈是1947年离开中国的。我们曾回过一次桂林，又去了长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与双胞胎差不多岁的女孩子，总要多打量几眼。最后我们来到美国，我想甚至在船上，她还妄想能找到她们，但待我们一到美国，她就再也不提她们了，我以为她已经死心了。
可自从中国和美国通邮，她就往上海和桂林发信，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可一点不知道，那还是琳达姨跟我说的。但那时，好多路名都改了，许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们说她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你母亲依旧不放弃她的努力，直到最后，我觉得她是下了决心，亲自去中国找她们。她曾经跟我说过：“坎宁，我们该趁着还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不动了！”我就跟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走不动了！
当时我还只以为她想回中国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还想去找她两个女儿。因此我说的“太迟了”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她会以为，她的两个女儿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种担心和忧虑，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后来是你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帮助她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偶然地碰上你两个双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鞋子。那女同学说，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她看见一对双胞胎妇女，隐约之间，竟令她想起你的母亲。
她连忙追上她们，唤着她们的名字。起先这两个妇女还呆了一下，因为她们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亲的同学还是一口咬定：“你们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刹时，她俩都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她们都记得那写在照片后的名字，她们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对新婚燕尔的青年夫妇，已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魂，但他们还在寻觅着自己的孩子。
五
一夜没睡好，在机场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点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响响的鼾。我睁眼躺着，想着妈妈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实十分不了解妈妈，可现在刚刚了解她，却又永远失却她了。
在机场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与人告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姑婆对我笑着招手告别，她真老，颤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种感觉，似是从一个葬礼走向另一个。在我手中，紧抓着两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两小时后，我们将抵达上海。
飞机起飞了，我闭上双眼寻思着，该怎样用我的蹩脚的汉语向她们讲述母亲。
千言万语，该从哪里开始？
“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蒙眬中，父亲推醒了我。我只觉得喉咙发紧，胸中一阵剧跳。窗外一片灰色，我们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们下了飞机，踩着柏油路面向机场大楼走去，此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亲能活到今天同时我又觉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将是什么，我只是机械地往前移着步于。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声叫着。然后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短头发女子，她的手紧紧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我清楚记得五岁那年，我曾走失过一次，当时，她确信我已经死了。可当我又回到她跟前时，她显出的就是这样的表情。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那是我临行时寄给她们的。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妈妈就在我们中间。
姐姐们打量着我欣慰地说：“我们的妹妹长大了。”我再一次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
我们姐仁团团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泪。“咔嚓”一声，闪光灯一亮，父亲给我们抢了个镜头。
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张还呈一片灰绿的快照，渐渐地，我们三人的形象开始清晰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幻成真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身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塞满了食品、玩具、礼物“喔，那是妈妈吧！”
我就会对她们说：“姐姐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头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出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你根本不懂。”我说。
“不懂什么？”她问。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吟一下，就坐下花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做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交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道了声谢。
二
窗外暮色浓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水泥建筑物：老旧的厂房，随后，轨道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身穿灰色斜纹布西式外套的人群，偶尔点缀着几个鲜艳的身影，那多为小孩子，他们身穿粉红色、黄色、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身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头顶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子捆扎好几道的破纸箱，或者是塞满毛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干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流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道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我拿出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精美”出生地在美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戴着假睫毛，涂着眼膏和唇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头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热。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身高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高出半头，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口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核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进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顶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出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道？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出去呢。”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眼，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点点头，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进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乱哄哄的。
“对不起！”我对一个美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出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口音。
突然，有人在我们身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姑妈，姑妈！”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他们互相紧紧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紧紧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眼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唇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他们的那份真挚的激动让我害怕，我不知道明天抵达上海时，会出现怎样的一幕？
姑婆笑着举起一张快照与父亲本人作着比较。出发前，父亲给她寄了张自己的照片去，她就凭着这张照片认出了父亲。本来父亲在信上就跟她讲好，我们一到广州，就会从旅馆给她打电话，可想不到，他们还是赶来接我们，我不知道，我的姐姐们会来机场接我吗。
我立时拿起一次性成像相机，给他们抢了个镜头。我抽出快照给他们，爸爸和站婆俩神色虔诚地，一人扯着张相片的一角，耐心地等着照片成像。姑婆只比爸爸大五岁，约七十七岁，却显得很苍老、干瘪，稀疏的白发，牙齿都掉光了。可我本来听好多人说过，中国女人都比实际年龄年轻。
姑婆仰头看着我，低声自语着：“长大了。”随后她往自个手肘里的塑料袋搜觅了一眼，看得出，她想着该给我一份怎样的礼物，她没料到，我已是这样大了。
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冲上来一把握住爸爸的手，大家只是激动地“呵！呵！”再也讲不出一句话。他们是姑婆的儿子和儿媳，而他们边上另外的四个人，年龄与我不相上下，其中还有一个小女孩，约十岁左右。他们很快地一一介绍给我们，我几乎还没弄清究竟谁是谁。
姑婆与我父亲自小就讲国语，但其他人则是一口咭咭呱呱的广东话。我只听得懂国语，但却讲不好。因此只听见姑婆和我爸俩，滔滔地讲个没完。
“喔，果然如我所料，”我爸对我说“李刚去年夏天去世了。”我不知道李刚是谁。我一下只觉得自己是个离开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可眼下这个翻译把我甩在一边只管自己讲得痛快。
“嗨，”我对那个小女孩打了个招呼“我是精美。”但那个女孩子只是忸怩着。我开始搜尽枯肠寻觅着可以用的广东话，但唐人街里我的中国朋友教我的广东话，尽是些骂人的粗话或者简单的用语：“好吃！”“吃起来就像扫垃圾一样。”或者“她是一个丑八怪”之类。真不管用。忽地我有了主意：我拿起这只一次成像相机对着那小姑娘扬了扬，她立时领会了，摆出一副时装模特儿的姿势，突起臀部，抬着胸部，嫣然一笑。闪光灯一亮，她就跳过来咯咯地笑着，等相片显出。
这时我们叫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驾车去旅馆的路上，莉莉——那个女孩子，一直紧挽着我的手，始终与我在一起。
一路上，姑婆就不停地讲话，我插不上一句嘴。
“你写信说你只在这里呆一天，”姑婆正在喋喋地责怪着父亲“一天！亏你说得出口。一天你怎么来得及去探亲访友？台山离开广州还有好几个小时的车路呢。
你还说什么，到了旅馆会给我们打电话的。这简直是废话，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的心里“咯噎”一下。我不知道，琳达姨是否也跟我的姐姐们说，我们会从旅馆给她们挂电话的？
姑婆继续责怪着我爸：“我简直急得六神无主了，拼命要我儿子给想个办法，绞尽脑汁之后，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台山乘长途车到广州来接你。”
当我们的出租车在大卡车、公共汽车间左闪右躲时，我吓得气也不敢透。司机一个劲地猛揪着喇叭。只见沿路一排房屋的阳台上，晾满了衣服等物，公共汽车里人挤得满满的，连乘客的脸都紧贴在玻璃窗上了。再过去就是一群高层建筑，我想那必是广州的市中心了，远远看去，它挺像美国一般的城市，四处高楼鳞次栉比。
待车速慢下来时，我才发现，沿街还有许多小店铺，里面的店堂黑魆魆的。前方有一座尚未竣工的大楼，它的脚手架仅是用竹竿和塑料绳扎成的，男女工人们就站在这样的脚手架上操作，既没戴安全帽，也没系安全带。
耳边又响起姑婆的尖叫声：“不行，如果你不回去看看我们的村子、我们的房子，那将是很失我们面子的。你不知道如今我儿子有多成功，他在自由市场上作蔬菜买卖，挣了好多钱。最近，我们造了一座三层楼房，都用的新砖，宽宽绰绰的住得很舒服，房间多得还住不过来。我们的钱越挣越多，并不是只有你们美国人才会赚钱的。”
出租车在一幢豪华的、比希尔顿还要华贵的建筑前停下。“这里是共产党中国吗？”我惊奇地差点叫了出来，随后对爸爸摇摇头，说：“一定搞错了，一定不是这家旅馆。”我连。忙拿出我们的旅游日程表和定单核对了一下，我们曾再三向举办代理人声明，我们不要住太讲究太贵的旅馆，一般三十到四十美金一晚上就很可以了。查对下来，没错，这家旅馆正是我们日程计划中预定的那一家：花园大厦。
真阔气！只见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侍应生，奔过来把我们的行李搬进大厅里，只见大厅四周都是花岗岩和亮晃晃的镜子，金碧辉煌。我既担心这样豪华的旅馆的房价太高，又总想给姑婆他们显示一点美国式的阔气，因此很有点矛盾。
可待我快步走到登记处，才发现这确是我们预定好的房间，每晚三十四元。好便宜，便宜得让我不安。这时，姑婆和她的家人，则是东张西望，很为这个富丽堂皇环境惊羡。
我们的房间在十八楼。待我们全家都挤进电梯间时，连最爱讲话的姑婆都安静下来了。直等电梯到十八楼，门又启开时，她又开始讲话了。这让我感觉到，姑婆他们似还从未乘过这样长时间的电梯。
我与父亲的两间房间相邻，内部陈设也是相同：一样的地毯、窗帘和床罩，两张单人床之间是一张装有遥控板的茶几。浴室里砌着大理石墙面和地面。小冰箱里有海因坎啤酒、可口可乐和七喜，还有小瓶装的红牌威士忌和卡地朗姆，小包装的mm’s巧克力，蜜汁腰果和卡特伯雷巧克力排。我不禁又一次呼出：“这是共产党中国吗？”
这时父亲踱到我房里来，说：“姑婆他们认为我们该在这里多逗留几天，”他耸耸肩“他们认为在这里团聚最合适，可以有更多时间谈天，而且少很多麻烦。”
“那吃饭怎么办？”我问。好久以来，我一直梦想着我的第一个纯粹中国式的宴会：雕花的冬瓜盅、叫化鸡、北京烤鸭
父亲则拿起一本房间服务小册子，翻到菜单这一页上，点点它们，说：“喏，他们就想吃这个。”
我一看：汉堡包、法式油煎饼、苹果攀和冰激凌。
趁着姑婆他们在兜商场时，我抓紧时间淋了个热水浴。旅馆供应小包装的洗发香波。打开后，我发现它们的香味太浓，我认为，大约中国人喜欢这样。我在头发上抹了少许。
站在淋浴池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似是自管自地度日，奇怪的是，我一点不觉得轻松，却感到孤独凄凉。我想到母亲所说的，如何要令我的基因复苏成中国人，对此，我仍然无法理解。
母亲刚去世后，我觉得自己对许多事都一无所知，这令我更加悲痛不已。
现在，我常要问自己：母亲从前常做的肉九，怎么会有如此松软的质地？我那些在上海去世的舅舅们，他们叫什么名字？这些年来，母亲那两个女儿，是怎么过来的？她是如何牵挂她们？她的梦想是什么？甚至她对我发怒时，她还在想念那两个女儿吗？她是否希望，我是她们？她是否烦恼，因为我是我，并不是她们？
三
在半夜迷糊中，听到有人轻敲玻璃窗，那是父亲，他一边用手指轻弹着玻璃窗，一边怔怔地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在跟小姑婆轻声闲聊。我边上躺着莉莉，地上床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我听见父亲在跟姑婆叙说，那年他如何离开了老家，考上燕京大学，然后又去重庆一个报社混了个差使，就在那里，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年轻的寡妇。然后他们又双双逃回上海母亲老家，岂料老家的房子已给炸光了，他们只好再流落到广东，经那儿去香港，再从海防启程来到旧金山。
“素云从没向我提过，这些年来她一直在设法寻找她的女儿们，”他轻声对姑婆说“自然，我也无法与她商量了。我想，多年来，这一直是她的一块心病，她为遗弃她们而一直自责自怨。”
“她是在哪儿扔下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被找到的？”姑婆问。
“是日本人打进桂林时。”我爸说。
“日本人打进过桂林？”姑婆说“从没听说过日本人打进过桂林。”
“有这么回事。那阵我正在重庆报馆做事。国民党支配我们，哪些消息该报导，哪些不该报导。当素云抱着孩子徒步出逃时，那对双胞胎还不满一岁。”
“哎！她怎么可以丢弃这对双胞胎呢？”姑婆深深叹了口气“在我们家，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
“她们叫什么名字？”她问，我也在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我要记住她们的名字的拼写。
“她们随自己父亲姓王，分别叫春雨和春花。”父亲说。
“这名字有什么含义吗？”我问。
“呵，”父亲一边继续在玻璃窗上划着，一边用英语对我解释着：“因为她们都生在春天，当然，春天的雨总要比花先到。看，你母亲具有诗人的气质。”
我点点头，姑婆也在点头，但她的头往下一点就再也不抬起来了——她睡着了。
“那妈的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素云——夙愿，长久持着某种希望的意思。一个相当文气的名字，不像那些花呀芳呀的”爸的眼睛又湿润了。
“那我的名字，精美，又是什么意思呢？”
“精美，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
我想，长期来，妈妈一定对我很失望。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那对双胞胎扔在大路上？”
“我也一直为此困惑不解，直到后来，读了你两个上海姐姐的来信后，我才明白，你妈根本一点不必为此责备自己，她是无辜的。我把这话，也对琳达姨她们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逃出桂林后——”父亲开始说。
“不，请用汉语说吧，真的，我能听懂。”我插嘴打断他。
他依旧站在窗边，望着沉沉的夜色，开始用汉语说了。
四
逃出桂林后，你母亲徒步走了几天，本来想能搭上一辆车，搭尽可能多的路，她要去重庆找她的丈夫。
她把钱财和珠宝都缝在衣服里面，缝得密密麻麻的，她想一路上可以以此付车资。这些珠宝，都是你外婆给她的。
但直到第三天，她也没能搭上车。路上满是逃难的人群，人人都恳求着司机想要搭车，这些司机怕纠缠不清，根本连车都不停就驶过去了。因此你妈根本乘不上车，而且同时，她又开始厨痢疾了。
她双肩背着两个婴儿，双手提着两只皮箱，手上给磨起了血泡，后来血泡也破了，皮开肉绽的。她只得丢下一只箱子，又丢下一只，随身只带着维持生命的吃食和几件替换衣服。后来，她连干粮也扔了，她只有那对女儿。她一边走着，一边用歌声哄着她们，直到自己晕倒在路边。
她知道自己已支持不住了，她想她再也走不动了，而后边，日本人正在追上来。
她把孩子从围巾套上解下来。让她们坐在路边，她自己则躺在她们身边。
“带走我的孩子吧，请把她们带走吧！”当一辆载着三个年轻人的车驶过时，她向他们恳求着，但他们只是木然地瞟了她一眼就走过去了。
“把我的孩子带走吧，她们会和我一起死在路边的。”她苦苦地向路人哀求着。
大路上过路人渐渐稀少了，她撕开自己的衣服里子，把珠宝和钱财堆在两个孩子的襁褓里，再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她自己父母的照片，还有一张是她和前夫的结婚照。在每张照片后面，她都写上孩子的名字和下列几句：“请用留下的钱财和珠宝照顾好这两个孩子，待和平时，把孩子带到上海惠昌路九号李家，不胜感谢，定再重谢。李素云王福顿首。”
随后她摸了下孩子们的脸颊，骗她们说，她将去为她们找些吃食来，就这么一路哭着走了。她唯一的希望是，女儿会被某个好心人收养下来，对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她已不存任何希望了。
她再也不记得，她是如何离开女儿们，她走着走着，终于跌倒在地，待她醒来，已置身一辆大卡车上，四周都是呻吟着的病人。她开始还以为自己是在阴曹地府，直到一个美国修女俯身安慰她，她才明白自己得救了，可是，她再也来不及回去搭救自己的孩子了。
待她抵达重庆，才知道丈夫已于两周前去世了。她当即发疯般地痴笑起来；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吃了那么多苦，走了那么远的路，结果，落得个空空然！
我是在一所医院里与你母亲相遇的。她躺在帆布床上，几乎不能动弹。她的痢疾令她虚弱到极点。我进医院，是因为一块弹片削去了我的脚趾。当时，她已神智不清，一个劲自言自语着：
“看我这件衣服。”她说。确实，她穿着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的绸衣服，这件衣服已相当脏了，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看我的脸，”说着，她又侧过那瘦削肮脏的脸，但那双眼睛依旧明亮如星“你看得见，我脸上还有希望吗？”
“我想，我已一无所有了，除了这两样：衣服和希望，”她继续自语着“我不知道，接下来我将失却的是什么，是希望还是衣服？”
后来才知道，是一个老农妇收养了她们。后来待这两姐妹长大了，那老农妇便对她们说了实情。“我怎能忍心丢下你们呢？”
这对农人夫妇梅清和梅函，就住在桂林附近的山洞里，那一带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山洞，很多人直至战争结束了，还住在山洞里。梅家夫妇每隔一阵，就出洞去大路上拾捡过路人遗下的食物，而有时也带回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一次，是画得极其精致的一套瓷碗，还有一次，是两条崭新的羊毛毯，连他们自己都承认：罪过呀！但那是战争呀！这其中一次，他们就带回来那一对双胞胎。
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相信这对双胞胎表示一种双喜临门的吉祥之兆。
当晚，当他们发现孩子身上竟有那么多的戒指和手镯之类首饰时，他们更确信自己的猜测。从照片后面他们又发现这一对孩子来自一个体面的家庭。但他俩都不识字，直到好几个月后，才托到人给他们把照片后的字念了一遍。从此，老夫妇十分疼爱这一对双胞胎，如同他们自己的亲生儿女。
1952年，老妇的丈夫去世了。这对双胞胎已经八岁了。老妇人觉得，该给她们找到那个真正的家了。
她从来不提报酬的事。她说她爱这两个孩子，因此她只希望她们能重新获得她们的那份权利：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房子、更好的教育。她唯一希望的是，那女孩子的上海家人，会挽留她做孩子们的保姆，她确信他们会挽留她的。
当然，她找到的原法租界惠昌路九号，已面目全非了，那上面已建了一家工厂，工人们没有一个知道原先住在这里的人家的下落，那一带的房子全部毁于战火。
事实上早在1945年，我和你妈已经到这里惠昌路九号来过，希望能找到你外婆家和两个双胞胎的下落。
我和你妈是1947年离开中国的。我们曾回过一次桂林，又去了长沙、昆明一路上，她每每看到与双胞胎差不多岁的女孩子，总要多打量几眼。最后我们来到美国，我想甚至在船上，她还妄想能找到她们，但待我们一到美国，她就再也不提她们了，我以为她已经死心了。
可自从中国和美国通邮，她就往上海和桂林发信，打听孩子们的下落。我可一点不知道，那还是琳达姨跟我说的。但那时，好多路名都改了，许多熟人死的死了，搬的搬了，人们说她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你母亲依旧不放弃她的努力，直到最后，我觉得她是下了决心，亲自去中国找她们。她曾经跟我说过：“坎宁，我们该趁着还不太老之前回去一次，再过几年，我们就要走不动了！”我就跟她说，已经太迟了，我们走不动了！
当时我还只以为她想回中国旅行一次。我不知道她还想去找她两个女儿。因此我说的“太迟了”一定对她打击很大，她会以为，她的两个女儿一定已经不在人世了。我想，这种担心和忧虑，是令她死亡的直接原因。
可能后来是你妈的亡灵在冥冥之中，帮助她在上海的一个同学，偶然地碰上你两个双胞胎姐姐。那天她正在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买鞋子。那女同学说，这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她看见一对双胞胎妇女，隐约之间，竟令她想起你的母亲。
她连忙追上她们，唤着她们的名字。起先这两个妇女还呆了一下，因为她们已改了名字了。但你母亲的同学还是一口咬定：“你们就是王春雨和王春花吧？”刹时，她俩都显得十分激动，因为她们都记得那写在照片后的名字，她们不曾想到，照片上那对新婚燕尔的青年夫妇，已变成阴曹地府的鬼魂，但他们还在寻觅着自己的孩子。
五
一夜没睡好，在机场上，我已精疲力竭。姑婆直到清晨三点才跟我回房睡的，而且打着响响的鼾。我睁眼躺着，想着妈妈的故事，一夜未眠。我其实十分不了解妈妈，可现在刚刚了解她，却又永远失却她了。
在机场上，我们互相挥手告别。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与人告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姑婆对我笑着招手告别，她真老，颤巍巍的。我一手拉着姑婆，一手拉着莉莉，我有一种感觉，似是从一个葬礼走向另一个。在我手中，紧抓着两张飞往上海的机票，两小时后，我们将抵达上海。
飞机起飞了，我闭上双眼寻思着，该怎样用我的蹩脚的汉语向她们讲述母亲。
千言万语，该从哪里开始？
“醒一醒，我们已经到了。”蒙眬中，父亲推醒了我。我只觉得喉咙发紧，胸中一阵剧跳。窗外一片灰色，我们已降落在跑道上。
我们下了飞机，踩着柏油路面向机场大楼走去，此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希望，母亲能活到今天同时我又觉得十分不安，我不知道等在前面的将是什么，我只是机械地往前移着步于。
“她到了！”人群中有人高声叫着。然后我看见一个小个子的短头发女子，她的手紧紧接着嘴上，她正在哭。
我知道她不是我妈妈，但那脸庞，却是妈妈的。我清楚记得五岁那年，我曾走失过一次，当时，她确信我已经死了。可当我又回到她跟前时，她显出的就是这样的表情。
现在我又看见妈妈了，两个妈妈，向我挥着手，手里高举着我的照片，那是我临行时寄给她们的。我一走进大门，我们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团，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紧紧的拥抱。
“妈妈！妈妈！”我们低声呼唤着，似妈妈就在我们中间。
姐姐们打量着我欣慰地说：“我们的妹妹长大了。”我再一次端详着她们，她们脸上，我没找到母亲常有的那种表情，但她们对我，总有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
我们姐仁团团站着，互相拉着手，互相嘻嘻地笑着，又互相擦着眼泪。“咔嚓”一声，闪光灯一亮，父亲给我们抢了个镜头。
我们紧张地注视着那张还呈一片灰绿的快照，渐渐地，我们三人的形象开始清晰了。我们一声不吭地盯着那逐渐明亮的画面，我们都很像妈妈：一样的眉目，一样的嘴唇，我们看见妈妈了，正惊喜地注视着她的梦幻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