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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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惟一把冰冷当做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个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呆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行动电话，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
牧师太太最大的不适是她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她的安全感是她上几代人离罪恶的遥远而建立的。她不能确定我是否和罪恶有关，但她更无法确定我和罪恶无关。她突然觉得我离她的认识极其遥远，她曾自信地在我行为气质上读出的谦和多礼原来是错误，它们都是神秘内向的东方所给予我的伪装，而绝不能给她证据证实我的无辜。而坏就坏在我的内向和神秘。她觉得过去跟我的相处全不能作数，而未来都要在长期的一无所知中相处下去。或许东方人可以斯斯文文地做个逃犯，像我这样斯文的一个逃犯。
她听我解释这其实是怎么回事：美国在五十年代为外交官员建立的法规，让我和安德烈戴维斯的正式罗曼史受到两个国家，两种政体的影响。因为我的国家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你的国家所列的敌人名单上。我对牧师太太解释道，但我一看就知道她什么也没听进去。我接着跟他们夫妇二人讲到我的从军历史，尤其我当战士记者的那一段使fbi暗中把我提拔成了军队宣传骨干，抑或情报人员。对于他们这样给我重视，我是怎样也讲不清的。因为他们拿美国军队各行各业来套中国军队。我给牧师夫妇举例说：有一次我跟几位台湾朋友谈到中国军队的歌舞团，他们马上说，噢，康乐队呀，我们军队里也有。我说那和“康乐队”不同。他们说：差不多啦，就是让士兵开心嘛！他们和美国人都把中国军队的歌舞团员想成电影现代启示录中朝性饥荒的大兵群撩大腿的比基尼女郎。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我们的歌舞团是关照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去安抚他们感官的，不是去解救性饥荒的。台湾朋友说：有军营的地方就有性饥荒，这点你得承认吧？我说：可能是的。他们立刻得胜地大声说：那就对了！你给他们“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是性救济！我说：那就不是前者的问题了。如果一个人卖出去的是饭锅，结果给买去的人当成了尿盆，你不能说前者就是卖尿盆的！
我见牧师夫妇眼睛和面孔随我的手势上下左右地动，但他们已在我举的这个例子里失去了方向。他们想，她在胡扯什么呢？三个月住下来，他们头一次发现我原来是个挺能胡扯的人。并在讲到尿盆这类词时语言毫无梗阻，同讲到饭锅一样坦然。他们还想：这个貌似文雅的人原来是个标准三八。
我想，坏了，他们越来越觉得不认识我。我怎么在这种时候举出个帮倒忙的例子？
一夜都没听见任何声响从牧师夫妇的卧室传出来。他们平稳的日常活动也给我搅了。给便衣福茨搅了。因而我一见理查就说：“fbi得负责给我找房——我肯定会给房东踢出来的！”
理查很惊讶：“怎么？你给踢出来了？”
“迟早的事！”
“你跟他们应该签了租约的，租约上又没说不准fbi打电话。”他年纪轻轻，已经有了老特务的痞劲。他两手一摊，又说：“如果他们真要撵你走，我家倒有间地下室空着。”他明摆着是跟我瞎逗，脸上表情我一看就懂：他们真要撵你，可没我什么事。
“我正失业，再去租另一处房，连押金都拿不出来。你是知道的，一般的房东都要看你有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固定收入，一般都要交两到三个月的房租做押金。就这样的话，能租到房已经算走运”
“我当然知道。”
“那你能不能行行好，别去烦我的房东？”
“我也不想烦他们。这是调查中挺重要的一部分。我很抱歉。”
我和他站在他的办公楼大厅里说话。我不愿穿过那个安检通道，让两个面无表情的人翻看我书包里是否装有炸药。理查只穿了件衬衣，扎一条非常花哨的领带。他下巴左侧被刮胡刀拉了条口子，一小滴血珠污染了他雪白的衬衫领子。总之我这案子让他连安安生生刮胡子的时间也没了。他做个手势要我跟他去。他领着我走到大厅一边的咖啡铺。
我不领情地说我没喝咖啡的胃口。
他说他有胃口。他连早饭都没顾得上吃。那个“阳光灿烂”在去上托儿所的路上把奶瓶塞子弄开了，混合奶液弄得她一身湿透。只好又开车回去，替她换上干净衣服。理查说着打了个长哈欠成膜见他嘴里的所有牙齿，有三颗牙被补过。他有一口典型的美国人牙齿，人为地整齐洁白。他为他的哈欠说了两声“对不住”哈欠打完，他脸上出现一种困惑表情，在想他最近怎么了，活得顾头不顾尾，跟他女朋友的争执也越来越频繁。他想不出太多道理，能想到的就是他们生活里添了个“阳光灿烂”和我。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女性能给他第一世界的生活添那么多乱，要他额外操那么多心，这一点令他困惑。
“不是我跟你过意不去，我们不可能不向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你的生活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所房子里。”他的话给他腰里揣的呼机打断了。他皱起眉，把呼机拿出来，看一眼上面的号。“是‘阳光灿烂’的托儿所打来的。”他告诉我。好像他给我权力了解他便衣生涯之外的乐趣和苦恼似的。
“你要是急着去回电话，我可以现在就走。我就是专程来告诉你。你们不要窃听我房东的电话。”
理查眼睛一鼓，像是说，不窃听他们的话我们打哪儿下手窃听你呀？
“并没有窃听他们啊！”他说。
“他们都是厚道人，与人为善，乐善好施”
“什么叫‘乐善好施’？听上去特别耳熟。我感觉到我中文最近有些退步，尤其是成语。”他说着从衬衫口袋拔出一枝笔，要我把“乐善好施”写在餐巾纸上。
我一笔一画地写，他一笔一画地看。然后他点点头说：“噢，我明白了。比如我们对‘阳光灿烂’。”
这小子真油，把事情从窃听的问题上扯开了。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乐善好施的人干这种事。”我说。
“干哪种事？”
“窃听他们的电话。”
“谁说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
“他们的话有什么听头呢？他们无非讲讲教堂里的事。”最多是牧师外出工作，牧师太太在家.俩人在电话里交换三两句夫妻间的甜蜜废话，比如牧师说：今早我起来的时候你还在熟睡，我没跟你道早安。牧师太太说：对呀，我不知道怎么睡得那么沉。牧师说：（狎昵地笑）你不知道？——想想看你昨天夜里来了几次？牧师太太说：（满脸赤红）哦，看上帝份儿上请闭嘴！牧师说：能让你快乐我很快乐。牧师太太说：我也是。（在电话筒上做一个亲吻的吧唧声）我等着你，早点回来。牧师说：我都等不到今晚上了。牧师太太咯咯乐着，说：你最好闭嘴！“他们是最最安分守己的好人，你们干吗窃听他们的电话呢？”我换成英语和他争。讲中文我没那么理直气壮、直截了当。
“你看看！我问你，谁告诉你我们窃听他们的电话了？”见我一点都不信，他又强调地说：“他们的电话有什么听头吗？！”
“那你们还去听？”
“谁说我们听了？”
“不听你怎么知道没听头？”我在这儿等着你哪。
他一看，进了我的逻辑圈套，叹息地笑了一声。
我端起玻璃杯，呷一口冰水。它惟一的滋味就是那股辛辣的冰冷。美国大概是惟一把冰冷当做美味的国家。冰冷使完全彻底的寡淡无味变得不再寡淡无味，它给你的味觉带来的刺激强过酸甜苦辣。
理查呷着咖啡。他撕开一袋甜味素，倒一半在咖啡里，又呷一口，还是提不起胃口，又撕开一只小奶杯，将浓浑的奶油倒进咖啡。他无精打采地搅动着咖啡，今天咖啡的滋味，就是无精打采。
我说：“我正在写三门功课的学期终结作业，如果我现在被撵出来，我这三个作业很可能做不下去。这么冷的天，你要我上哪儿找房子去？”
“我不要你上哪找房子。”
“那你要我怎么办？”
“在牧师家好好呆着。他们烧暖气不抠门儿吧？一般牧师都挺抠门儿。美国有句俗语形容人贫穷的程度：那家伙穷得像教堂里的耗子似的”
“我比教堂里的耗子更穷。”
理查福茨正把咖啡端到嘴边，这时定住了，脸从杯沿上端来看我。
我说：“教堂里的耗子好歹还有教堂。它们至少可以白住房子。”
“慢着，让我想想——”理查福茨说：“你倒真提醒了我！”
“什么？”
“我说你提醒了我，我想起一个教堂！那地方专门收留中国和印度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来的留学生。那里的房租便宜到了等于白给你住！”他再次被他腰上的呼机打断。他急忙摘下呼机，看一眼，两道剑眉拧成一道。“怎么搞的？又是托儿所！”
“那你快去回电话吧。”我做出告辞的样子，把围脖往身上一搭。
“绝对是个好主意——那教堂的侧面有十来间房，一共住了三十多个各国学生。要不要我去侦察一下，给你找来他们的电话。”
“我不能在学期结束前搬家”
“这不取决于你啊。”
“可是取决于你。”
“怎么讲？”
“你只要保证不在我学期结束前再给牧师夫妇打电话。”
他想了想，说：“你学期什么时候结束？”
“一月二十五号。”
“别的学校都是圣诞前。”
“要不要跟我们学校核实一下，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我不是这意思。”他做出一个善意被曲解的受屈心痛的表情：“你看，我只是希望能更好地配合你的时间和日程安排。”
“谢谢。非常感谢。”
“哪儿的话。”
“那你是答应喽？”
“你指那个教堂的慈善租赁？我尽快”
“我是指你不要再跟牧师夫妇通电话这桩事。起码在我三份期终作业完成之前，拜托你，不要往他们那里去任何电话。等我期终作业一完成，你可以马上恢复对我的侦察。”
“是调查。”
“好的。随便你叫它什么。”
“是调查。”
“那就调查。”有什么球区别？
他认真考虑一会儿，点点头。在他考虑期间，他的呼机又急叫起来。他再次看一眼上面显示的号码，再次锁起眉头。
“好吧。我可以等到你学期结束。”
“谢谢。”
“不用谢。应该的嘛。”
“也请你们不要窃听牧师夫妇的电话。”
理查已经起身，打算回楼上办公室给托儿所回电。听我追加这一句，又站住了。
“他们跟我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你们侵犯无辜公民的公民权益是违反你们国家宪法的。”
“我觉得很奇怪——你怎么一口咬定我们窃听他俩的电话？”他有点要跟我急的意思。“我们对他们这种人毫无兴趣。”
“我相信你们毫无兴趣。”你要穿越一大堆兴趣，插进我的生活，搜寻一星半点儿可能会变异为你们兴趣的废话或非废话。我已停止在牧师家和安德烈通电话。我用电话卡在学校的投币电话先拨通号，他再到大街上找个投币电话给我打回来。我们像贩毒组织的老手一样纪律严明，拘泥细节。正经话都在两个投币电话上讲，只剩下闲扯让fbi去窃听。
“那你干吗指控我们窃听？！”
他真急了。
“别理我的指控——你们事实上有没有窃听？”
“你看你还有指控的意思。”
我顿住，然后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好，我这就去买一个行动电话，请不要再窃听牧师家那台电话——如果你们正在或者打算窃听的话。”
理查福茨耸耸肩。他的意思是：随你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