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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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挑到黄包车聚集的地方。黄包车比乘客多多了，杰克布被抢生意的黄包车夫扯斜了衣服和裤子，最后是靠我给他解了围。他很困惑地看着这样前面带两根直木的车子，琢磨着如何前进后退。等我示范地乘坐到车椅上，让两个皮箱乘坐在我大腿上，他才明白这车没有引擎，全部动力来自两条酱色的胳膊，两条静脉曲张、肌肉暴凸的腿。
他说：啊，你居然让他做马来拉你？！
我说：你不让他拉让谁拉？！
他四下看了一眼，无数只破草帽下的黑眼睛直直瞪着他，希望他不满意他原先挑中的车夫，他们可以再有一次入选机会，可以来为他做“马”
他说：我不坐把人变成牲口的交通工具。
我不耐烦了，问他到底走不走，江边风又大又冷，路还远着呢。
他说：你懂吗？这就叫非人化。希特勒就是把犹太人非人化之后，才让其他种族这么恨犹太人的！
我心想，他怎么不幽默了？他不是善于从所有事物里找笑料娱乐他自己和别人吗？
我问他：那你想怎么办？
他说：去找辆汽车。我不信上海除了把人变成骡子来拉车就无路可走。就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
我说：好吧，我等着，你去找汽车，祝你好运。我从黄包车上跳下来。我的打扮像是一切就绪，马上要进入某贵夫人的下午茶会，又尖又细的皮鞋跟儿每一步都有插进石板缝的危险。
黄包车夫一看到手的生意砸了锅，马上拦住我，求我开恩，家里老的小的，都等他的车费去买米，现在米吃不起了，吃珍珠米、碎挂面，米价比一年前涨了许多倍！他叫我别让他们全家今朝夜里吃西北风哦。
我还没说什么，杰克布已经又回来了。没有找到出租汽车。不用我翻译，他也懂了一多半。他想出个折中办法：我和箱子乘黄包车，他自己则步行。
杰克布习惯乘黄包车是到达上海的三个月之后。他无奈地说：把自己变成马去拉车，为了孩子妻子能吃上饭，是了不起的。犹太人做不到这样。
我把杰克布领进我父亲家的大门，上来迎接的是女佣顾妈。父亲去内地快一年了，凯瑟琳还赖在上海。父亲绝没有想到我杀了个回马枪，回来了。顾妈一边打量“艾先生”一边讲凯瑟琳的坏话。这是女佣们的一套外交手段，对你好不必讲你好话而只讲你对头的坏话就事半功倍。再说顾妈和我的交情从我十二三岁开始，凯瑟琳嫁进来的时候，早没她地盘了，老女佣心理地盘上，我是个受后妈排挤，终于给挤出门的灰姑娘。
顾妈说：这个艾先生一表人才，做什么事的？她挤眉弄眼地欢欣。
我皱起眉头说：他就是一般的熟人，住我们家付我房钱的！
顾妈又说：哦哟，你不要留这样一个俊先生在家里住，那你的小妈也不出去打牌、逛商店了，守在家动艾先生的脑筋了！
我说：临时的呀，寻着地方就让伊搬场！
反正杰克布听不懂顾妈和我的对话。我们一个扬州话，一个上海话，热热闹闹地把他讨论了一遍，讨论让他一天付多少房钱够我零花。
顾妈说着，拿起杰克布换下的脏衣服去洗：那我要好好服侍他，你好多赚两个零用铜钿。
我听了哈哈大笑。
上海正在发生粮荒。连我们家都处处可见饥荒的阴影。凯瑟琳的糕点盒子全空了，漏在缝里的饼干渣一股哈喇味，说明她被迫改掉吃零食的习惯已经很久。顾妈在厨房里也出现了一些下意识动作，比如往锅里倒油之前，先把油瓶举到光亮里飞快地看看，倒了油之后，手指头自下往上飞快一刮，往瓶口里一抹，再举起油瓶看一眼，看自己的手指头是否刮下一点油，也看被抹进瓶口的细小油珠是否正顺着瓶子的喉咙口往下流。她对这些新动作并无知觉，但我觉得它们是对我的提醒，更大灾难来了。大灾难终于朝着租界这座孤岛来了。我把杰克布带来的正是时候！我必须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不择手段、伤天害理地来营救彼得。
所以我见了彼得就说，彼得，我回来是接你去美国的。
他的大黑眼睛马上聚拢焦点，我的脸被他盯得一团火热。我抱住他，呼吸着他海绵浴的檀香皂气味，浸没在他的体温里。
彼得倒是比我刚见到的时候健康许多。集中营、轮船底舱、难民大宿舍染到他肤色上的菜青色，已经褪尽了。所以他看上去白净而俊秀。在粮价激涨的一九四一年秋天，能有个健康白净的彼得让我好满足。
彼得说了一句什么。我的脸埋在他胸口，没去注意听。他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见了。他是说奥地利税务局不寄给他税务凭据，谁都无能为力。
我说不用他管这些，就做好出发准备。他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他从危机四伏的上海朝着安全的彼岸出发。我说以后再告诉他。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请我务必告诉他。
我笑着从他的怀抱里撤出，一边说：你可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成的。得有多少恶心的环节才能做出美味香肠，你千万别打听。等盘子摆在你面前，好，请吧，滋味好不好是关键。滋味好就行了。
我满嘴胡扯，嬉皮笑脸。他也疑惑地跟着笑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船票。船票价钱也跟着其他物价往上涨，一些犹太难民得到了美国亲友的经济担保书，但因为买不起船票还一直在上海搁浅。我们家附近的马路上出现犹太人的流动货摊，卖手织花边，卖头发饰物，卖丝绸假花，都是犹太妻子们在帮丈夫挣收入。其中一些是为了集资买逃出上海的船票。有的女人胆子大一些，到下只角的中国贫民地界去买长统袜、丝绸衬衫和领带之类的零售物品，再贩到高档住宅区去，赚每件东西的差价。彼得告诉我，他母亲就常常去南市区买绸料，再让一个伞匠替她加工成欧洲式样的洋伞，拿到霞飞路上去卖。有时她还带着彼得的妹妹到洋房区挨户去敲门，向阔绰的英国、法国女主人兜售工艺品似的洋伞。
杰克布在看到的犹太小贩中，或许就有彼得的母亲。他们皮肤晒焦了，鞋子的后跟磨斜了，指甲缝里是上海的污垢。杰克布被如此的求生精神惊呆了。当他为难地对小贩们耸耸肩，摇摇头，小贩们马上知趣地走开，一种朝着无望更走近了一步的笑容在他们脸上浮起。正是这种笑容要了杰克布的命。他在小贩走了很远还被他（或她）认命并且不失尊严的微笑定在那里，半天不知东南西北。
杰克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难民们闲聊。他在虹口区走了几趟就把舟山路走成了他的故里。他会走进一个个课堂，里面都是些老学生，五十岁以上，没有体力出去走街串巷做小贩，在中国人的工厂也没力气可卖，于是就戴着老花镜学起了裁剪或者木工或者草编。杰克布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柏林同乡，找到了跟他父母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一旦跟那些人谈起他儿时崇拜的足球明星们，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马上把他们谈成他的发小。
杰克布的闲聊对象是教授、律师、建筑师、影剧或话剧明星。他们眼下动着上了岁数而僵硬的手指头编结草帽辫，或在老花镜后面瞪着一起一落的缝纫针，要么就守着个难得有人光顾的杂货摊。稍微年轻的人运气好些，能到浦东的英国船厂，或中国人的火柴厂碰运气。英国和中国老板肯用他们，他们就非常知足。中国工人比他们更认命知福，做的活儿比他们更重，挣的钱比他们更可怜。
杰克布在闲聊之后回到家，告诉我，他发现那些前教授前律师们的衬衫是如何拼凑的：领子和袖口是维护体面的关键，因此他们的妻子（或老母亲）把袖口和领子拆下来，把磨烂的表层翻到里面，再装上去。两面都磨烂了，只好让衬衫们自相残杀，大卸八块，把肢解下来的完好部分拼接起来。然后他们穿着熨得笔挺的衬衫七巧板出现在中国人的车间或办公室，该儒雅还是儒雅。
杰克布似乎忘了他来上海干什么。我向他讲述的上海简直就是一八六〇年代的旧金山，人人都野蛮淘金。杰克布来上海就像当年全世界的人投奔美国西部。他到虹口本来是发现生意机遇。那些把钻石或金子藏在鞋跟里、孩子的玩具里甚至假肢、假眼球里的犹太难民，也有投资成功一夜间混成大亨的凤毛麟角。杰克布没找到任何机遇，却把他父母给他的钱糟蹋得所剩无几。
挑夫把我们的行李挑到黄包车聚集的地方。黄包车比乘客多多了，杰克布被抢生意的黄包车夫扯斜了衣服和裤子，最后是靠我给他解了围。他很困惑地看着这样前面带两根直木的车子，琢磨着如何前进后退。等我示范地乘坐到车椅上，让两个皮箱乘坐在我大腿上，他才明白这车没有引擎，全部动力来自两条酱色的胳膊，两条静脉曲张、肌肉暴凸的腿。
他说：啊，你居然让他做马来拉你？！
我说：你不让他拉让谁拉？！
他四下看了一眼，无数只破草帽下的黑眼睛直直瞪着他，希望他不满意他原先挑中的车夫，他们可以再有一次入选机会，可以来为他做“马”
他说：我不坐把人变成牲口的交通工具。
我不耐烦了，问他到底走不走，江边风又大又冷，路还远着呢。
他说：你懂吗？这就叫非人化。希特勒就是把犹太人非人化之后，才让其他种族这么恨犹太人的！
我心想，他怎么不幽默了？他不是善于从所有事物里找笑料娱乐他自己和别人吗？
我问他：那你想怎么办？
他说：去找辆汽车。我不信上海除了把人变成骡子来拉车就无路可走。就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
我说：好吧，我等着，你去找汽车，祝你好运。我从黄包车上跳下来。我的打扮像是一切就绪，马上要进入某贵夫人的下午茶会，又尖又细的皮鞋跟儿每一步都有插进石板缝的危险。
黄包车夫一看到手的生意砸了锅，马上拦住我，求我开恩，家里老的小的，都等他的车费去买米，现在米吃不起了，吃珍珠米、碎挂面，米价比一年前涨了许多倍！他叫我别让他们全家今朝夜里吃西北风哦。
我还没说什么，杰克布已经又回来了。没有找到出租汽车。不用我翻译，他也懂了一多半。他想出个折中办法：我和箱子乘黄包车，他自己则步行。
杰克布习惯乘黄包车是到达上海的三个月之后。他无奈地说：把自己变成马去拉车，为了孩子妻子能吃上饭，是了不起的。犹太人做不到这样。
我把杰克布领进我父亲家的大门，上来迎接的是女佣顾妈。父亲去内地快一年了，凯瑟琳还赖在上海。父亲绝没有想到我杀了个回马枪，回来了。顾妈一边打量“艾先生”一边讲凯瑟琳的坏话。这是女佣们的一套外交手段，对你好不必讲你好话而只讲你对头的坏话就事半功倍。再说顾妈和我的交情从我十二三岁开始，凯瑟琳嫁进来的时候，早没她地盘了，老女佣心理地盘上，我是个受后妈排挤，终于给挤出门的灰姑娘。
顾妈说：这个艾先生一表人才，做什么事的？她挤眉弄眼地欢欣。
我皱起眉头说：他就是一般的熟人，住我们家付我房钱的！
顾妈又说：哦哟，你不要留这样一个俊先生在家里住，那你的小妈也不出去打牌、逛商店了，守在家动艾先生的脑筋了！
我说：临时的呀，寻着地方就让伊搬场！
反正杰克布听不懂顾妈和我的对话。我们一个扬州话，一个上海话，热热闹闹地把他讨论了一遍，讨论让他一天付多少房钱够我零花。
顾妈说着，拿起杰克布换下的脏衣服去洗：那我要好好服侍他，你好多赚两个零用铜钿。
我听了哈哈大笑。
上海正在发生粮荒。连我们家都处处可见饥荒的阴影。凯瑟琳的糕点盒子全空了，漏在缝里的饼干渣一股哈喇味，说明她被迫改掉吃零食的习惯已经很久。顾妈在厨房里也出现了一些下意识动作，比如往锅里倒油之前，先把油瓶举到光亮里飞快地看看，倒了油之后，手指头自下往上飞快一刮，往瓶口里一抹，再举起油瓶看一眼，看自己的手指头是否刮下一点油，也看被抹进瓶口的细小油珠是否正顺着瓶子的喉咙口往下流。她对这些新动作并无知觉，但我觉得它们是对我的提醒，更大灾难来了。大灾难终于朝着租界这座孤岛来了。我把杰克布带来的正是时候！我必须在灭顶之灾降临之前不择手段、伤天害理地来营救彼得。
所以我见了彼得就说，彼得，我回来是接你去美国的。
他的大黑眼睛马上聚拢焦点，我的脸被他盯得一团火热。我抱住他，呼吸着他海绵浴的檀香皂气味，浸没在他的体温里。
彼得倒是比我刚见到的时候健康许多。集中营、轮船底舱、难民大宿舍染到他肤色上的菜青色，已经褪尽了。所以他看上去白净而俊秀。在粮价激涨的一九四一年秋天，能有个健康白净的彼得让我好满足。
彼得说了一句什么。我的脸埋在他胸口，没去注意听。他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见了。他是说奥地利税务局不寄给他税务凭据，谁都无能为力。
我说不用他管这些，就做好出发准备。他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让他从危机四伏的上海朝着安全的彼岸出发。我说以后再告诉他。他把下巴抵在我的头顶上，请我务必告诉他。
我笑着从他的怀抱里撤出，一边说：你可不要知道香肠是怎么做成的。得有多少恶心的环节才能做出美味香肠，你千万别打听。等盘子摆在你面前，好，请吧，滋味好不好是关键。滋味好就行了。
我满嘴胡扯，嬉皮笑脸。他也疑惑地跟着笑了。
最关键的问题，是船票。船票价钱也跟着其他物价往上涨，一些犹太难民得到了美国亲友的经济担保书，但因为买不起船票还一直在上海搁浅。我们家附近的马路上出现犹太人的流动货摊，卖手织花边，卖头发饰物，卖丝绸假花，都是犹太妻子们在帮丈夫挣收入。其中一些是为了集资买逃出上海的船票。有的女人胆子大一些，到下只角的中国贫民地界去买长统袜、丝绸衬衫和领带之类的零售物品，再贩到高档住宅区去，赚每件东西的差价。彼得告诉我，他母亲就常常去南市区买绸料，再让一个伞匠替她加工成欧洲式样的洋伞，拿到霞飞路上去卖。有时她还带着彼得的妹妹到洋房区挨户去敲门，向阔绰的英国、法国女主人兜售工艺品似的洋伞。
杰克布在看到的犹太小贩中，或许就有彼得的母亲。他们皮肤晒焦了，鞋子的后跟磨斜了，指甲缝里是上海的污垢。杰克布被如此的求生精神惊呆了。当他为难地对小贩们耸耸肩，摇摇头，小贩们马上知趣地走开，一种朝着无望更走近了一步的笑容在他们脸上浮起。正是这种笑容要了杰克布的命。他在小贩走了很远还被他（或她）认命并且不失尊严的微笑定在那里，半天不知东南西北。
杰克布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和难民们闲聊。他在虹口区走了几趟就把舟山路走成了他的故里。他会走进一个个课堂，里面都是些老学生，五十岁以上，没有体力出去走街串巷做小贩，在中国人的工厂也没力气可卖，于是就戴着老花镜学起了裁剪或者木工或者草编。杰克布在他们中间找到了柏林同乡，找到了跟他父母同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一旦跟那些人谈起他儿时崇拜的足球明星们，不管对方多大年纪，他马上把他们谈成他的发小。
杰克布的闲聊对象是教授、律师、建筑师、影剧或话剧明星。他们眼下动着上了岁数而僵硬的手指头编结草帽辫，或在老花镜后面瞪着一起一落的缝纫针，要么就守着个难得有人光顾的杂货摊。稍微年轻的人运气好些，能到浦东的英国船厂，或中国人的火柴厂碰运气。英国和中国老板肯用他们，他们就非常知足。中国工人比他们更认命知福，做的活儿比他们更重，挣的钱比他们更可怜。
杰克布在闲聊之后回到家，告诉我，他发现那些前教授前律师们的衬衫是如何拼凑的：领子和袖口是维护体面的关键，因此他们的妻子（或老母亲）把袖口和领子拆下来，把磨烂的表层翻到里面，再装上去。两面都磨烂了，只好让衬衫们自相残杀，大卸八块，把肢解下来的完好部分拼接起来。然后他们穿着熨得笔挺的衬衫七巧板出现在中国人的车间或办公室，该儒雅还是儒雅。
杰克布似乎忘了他来上海干什么。我向他讲述的上海简直就是一八六〇年代的旧金山，人人都野蛮淘金。杰克布来上海就像当年全世界的人投奔美国西部。他到虹口本来是发现生意机遇。那些把钻石或金子藏在鞋跟里、孩子的玩具里甚至假肢、假眼球里的犹太难民，也有投资成功一夜间混成大亨的凤毛麟角。杰克布没找到任何机遇，却把他父母给他的钱糟蹋得所剩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