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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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北方犯下的案子给全宣传队带来麻烦。
天下大乱。这次宣传队必散无疑。新调来的年轻政治副主任对宣传队的风化问题深恶痛绝,因此他亲自抓了这场整顿。可天天学习讨论,这帮只会蹦蹦跳跳的糊涂虫觉悟仍提不高。这次整顿如此成功,每个部署都很严谨,可仍不能找出几条令人服气的罪名,加到刘队长头上。在找罪名方面,年轻的首长是相当有才干的。他的才干主要是发起运动。可这个地方总是搞不起像样的运动。运动一搞不起来,他就觉得没劲。不来情绪。他先是传统教育,接着是纪律教育,搬来一大摞文件,然后让大家联系实际,相互揭发,自我批评。可总是搞不起来。弄到后来,他自己因为话太多得了喉炎。
有一天,他发现伊农成天练号,便问他:“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就就这个曲子。”
“什么?!”
“就这么吹吹。”
他宣布伊农吹的是:“无标题音乐”于是伊农就改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节奏飞快,使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匆忙忙,随便干什么事都会手忙脚乱。这是年轻首长惟一解决的问题。
但除了那一点,他事事不满意。
他有天对刘队长说:“我要解散你们这个宣传队。”
刘队长一点不吃惊,知道他是干得出来的。
“你们这个宣传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刘队长想,巡回演出该拉上他。西藏那糟极了的盘山公路,让他也跟着没完没了地坐车,尝尝屁股颠成八瓣的滋味。让他被大雪封在山顶,冻个半死,饿得发疯,他就知道怎么瞧这支队伍了。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不然你们怎么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也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搞个小话剧!”
“嗯。”“小歌剧也行”
“嗯。”接着他出了个剧情:有个老头子,就是“二十年代扛枪,三十年代受伤,四十年代过江”那类老家伙。这老家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混不下去了,想躲到医院。他买通一位科主任,把一位因公受伤的小战士轰出院,腾出床位给他。这勾当让一位女护士发现了。注意:主角是这个曾当过红卫兵的女护士。她发现老家伙行李里有象棋,由此推断他装病。她开始在病房里造反,就像当年攻占上海市委大楼那样英勇,结果让老家伙灰溜溜地逃出医院。女护士又去追那因公负伤的小战士。
“怎么样?这剧情很完整吧?”
“嗯。”“别以为我对艺术不在行”
“嗯。”“搞个小舞剧也不错嘛。”
“嗯。”刘队长最后说:“可是不行。”
“行!”
“不行!”
“肯定行!”
刘队长担心地想,这样争下去会吵架的。他沉默一会,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的东西搬上舞台准像瞎胡闹。”
这下完了。年轻首长彻底对这个宣传队失望,决心解散他们。这些肤浅的、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只会唱啊跳啊,肤浅得无可救药,要这种人组成的集体有什么用?
一听说宣传队要解散,许多人乐坏了。不然他们真要被这地方埋没了。谁知道自己有什么更大才能,只有等有才能的时候,才能才会被发现。而在这么个鬼地方待着,只能什么才能都没有。高力那样神气活现,就因为他终于发现才能了。他的才能是被发现后才有的,要不是他离开这里,努力发现自己的才能,他不也是个一点才能也没有的人吗?聪明人只有到聪明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就这么回事。
这时大伙感到日子有奔头了。有各种美妙的前程在等着他们。徐北方这倒霉蛋性子太急,他要不干那么件冒失事,让人逮起来,现在不也熬出来了吗?现在谁想干吗就干吧,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切规章都被大伙取笑,按时熄灯?请销假?谁再强调这一套,准有人上去拍拍他肩,让他“别逗了”让他“一边去”团支书有次居然发动大家清理下水道,某人跑上去摸摸他额头,正色地说他肯定在发烧。每天早上只有几个人跑操,因为他们不想发胖。但团支书一对他们喊口令,那几个人就朝他嚷:“去你的吧!”
吃饭的时候,不少人大摇大摆闯进伙房,高兴怎样就怎样。一块肉正煮在锅里,一刹那化整为零。他们还拍着吴太宽的脑袋,教育他:肉,就该这么吃!吴太宽怒不可遏,一手拿铲一手提刀,守住那个腌鸭蛋坛子。大家让他识相点,让让路。他大叫这样要吃超支的,结果被几个人抬到院子里,缴了械。刘队长赶来,说这样要搞坏肠胃。大家让他放心,宁可拉稀也要吃。
刘队长难过极了。这两天他领着小半拉儿在街上小铺吃馄饨。一方面他的饭票用完,另方面他不想再与这个集体共同过活。一个集体,散起来真容易。就像小半拉儿的毛衣,刚见袖口脱根线头,一会工夫整个袖子就被他拆没了。他垂头丧气,想着那个曾被他放弃的好机会。两年前,上级要调他到机关当宣传科长。因为考虑他年龄大了,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主要还是原来的科长得癌死了,他才得到这职位。他那时矛盾了很久,跟一群大孩子们混在一起,很难有什么前途。再说,谁都知道一个规律:从文工团下来的人一般很难被重用。但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那个好机会。他糊里糊涂就把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时他只是不忍撇下这群大孩子,他特别喜欢他们,看他们个个都跟自己的小半拉儿一样顺眼。就为这个,他放着现成的科长不当。妻子当时骂他:真蠢啊。现在想想,是蠢。这群大孩子被拉扯大了,各有各的奔头了,我呢?现在没什么地方需要我了。瞧瞧这一头白发,人家就够了。是啊,我老了。所以他不愿跟他们在一块,不愿再见到他们。见了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儿他就心酸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原来就是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了五年,和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半拉儿不声不响地坐在父亲对面,思谋着自己的秘密计划。他决定干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他不把这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因为父亲近来已成了这副快不中用的样子。他没有伙伴来与他讨论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有伙伴,除了“颗勒”他敢打赌“颗勒”听得懂他的话。每次他把自己的心事对它谈的时候。它的耳朵就一下一下地动,虽然它的脸始终是一成不变,永远忠诚厚道的狗脸。他这个秘密计划或许是“颗勒”的死引起的,或说“颗勒”的死使他下了最后决心。
谁也不知道“颗勒”已死了。或许连“颗勒”曾在这院里存在过,许多人都忘了。提起“颗勒”最重感情的人不过笑着说一句:那狗东西。
只有小半拉儿一个人知道“颗勒”死了。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有天晚上,院里一片嚎叫,他跑出来,见一群男兵和炊事班几个小子正围攻一只畜牲。那是只瘦极了、丑极了的狗。一个炊事兵投出绳套,狗被他套准了。
小半拉儿钻来钻去,挤不进人群。所有人都在欢呼:狗肉狗肉
那狗是在猪圈里被发现的。小半拉儿想起“颗勒”就常往猪圈跑。他想看清狗的毛色。但撞来撞去的人群中,他看到这狗几乎没什么毛了,胯骨和脊背几乎光着。他觉得狗回过头,用极熟的眼神瞅了他一下。
“是‘颗勒’!”他惨叫着扑上去。
狗死死盯住他,衰弱得全身发抖。
人们推开他,说他讲胡话。这怎么可能是“颗勒”呢?“颗勒”那狗东西多壮?头多大个?毛有多厚实?“颗勒”那狗东西多横,这么折腾它,它早就跟你玩命了。再说“颗勒”实在是个漂亮的狗东西,哪像这狗,真让人恶心。
“是‘颗勒’!是的是的!”
“啊呀,这孩子真烦!去你的!”
狗用它那个种族所特有的忠实厚道的眼睛看着人们。所有的狗都是这种一模一样的眼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吗?狗一声不吭,胸有成竹,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人都认得它。它顺从地跟着走,乖顺地忍受虐待。就在小半拉儿终于接近它时,它已断了气。那根绳勒得太紧,它不明不白就死了。
“是它!肯定是‘颗勒’!”
人们把小半拉儿轰走了,他成心破坏大家的胃口。第二天,小半拉儿看见伙房后墙上贴了张狗皮。他忽然想到有最可靠的标记,能证实它是谁。他凑上去,仔细寻找,终于发现,在胸脯位置上,有根极模糊的黑线。他用手去摸那张皮,惊异地发现,它不是冷的,居然还有点温热。愿您安息“颗勒”宽恕人们吧,他们早先毕竟爱过你
小半拉儿是极善于宽恕人们的。有时他想,也许是人们宽恕了他。他是靠着他对人们的宽恕活下来。或者相反,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宽恕,容忍了他的畸形,不计较他的奇怪模样,总之是对他宽宏大量,他才得以活下来,成长到今天。说到成长,他很惭愧,人们给了他时间,并耐心等待,而他就是一点都不肯成长。而人们还是继续忍受他,他这怪样子。因此他也不计较人们,宽恕他们。“颗勒”也一样,它也会宽恕人们。他了解“颗勒”
他的决心下定了。小半拉儿跟着父亲一前一后走出馄饨铺。他用极友善的目光回敬一切对他形象诧异的人。
“你好了?!”蔡玲惊喜地嚷起来“你不结巴了?!”
伊农猛一怔,发现自己露了馅。“别嚷!”他伸手把蔡玲的嘴捂住。
她用拳头急促而亲热地捶着他的脊梁,嘴被捂住,发出兴奋的呻吟。刚才他那一连串流畅的表白,证明他没有这方面的缺陷。蔡玲感到福从天降。
“你为什么要装假?”等他松开她,她就迫不急待地问。
“我没有装假。”
“事实证明你一直在装假!”
“我要保护我自己。我爸爸死了,就因为他讲话讲得太好,他能像演说家那样滔滔不绝。他是个口腔科医生,但他高谈阔论起来像个演说家。所有怀念他的人都不是怀念他的医术,而是怀念他了不起的口才。你明白了吧,所以他死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这还不明白,谁能让这么个人活着——他把一切都讲得太透彻了。他的话越能使人开窍、越能让人明辨是非,人们就越不需要他。”
“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斗死的?”
“他哪有福气活到那时候?他那张很有天才的嘴决定他早早就得死。他演说得越精彩,死得就越早。就这么回事。”
“你这人怎么了?我都听糊涂了。”
“你越听得糊涂,就越证明我不具备父亲的遗传。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把问题讲透,那就证明我没有克服他的缺陷。假如我有他那种天才,就证明我也要像他那样倒霉。”
“我听不懂。”
“听不懂我就放心了。”
“你神经病!”
“错了,我特别清醒,特别正常。因此我从小就下决心保护自己。”
“你从小就装结巴?为什么非装结巴呢?”
“结巴在人前有一种呆傻迟钝的感觉。”
“是啊——”
“所以人们对这种人一般不防备。迟钝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蔡玲吃惊地看着他。想到有人天生呆傻迟钝,有人则需要费一番劲才变得呆傻迟钝。在他这半辈子,努力使健全变为残缺,这是多坚韧的精神。她对他钦佩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结巴具有这样的特权:他能在每句话出口之前,都得到斟酌的时间；有时,一句话讲出来一半,突然觉得讲错了,就可以改口,或者停下不讲。我讲话听起来是急急促促,其实我比谁都从容,因为我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因此我讲的每句话都是绝对保险的。这就是结巴比正常人优越的一着,你明白了吧?”
蔡玲懵里懵懂地点着头。
这一点头,他想糟了:他原来也有张善辩的嘴,父亲天才的缺陷非但没被他消除掉,反而被成功地袭承下来。他还是被父亲的禀性暗中控制了,偌长时间的努力都白搭。这一发现使他沮丧而恼火。而蔡玲却对他独特的人生经验钦佩到了顶点,看来跟这个人谈恋爱是谈对了。
伊农无比遗憾地看着这把小号。宣传队若解散,他就没地方去吹它了。一不吹号,他就有种不可遏制的谈话欲望。每当父亲的遗传基因在他身上活跃起来,他就像发了什么瘾,到处想找人谈话、辩论、甚至吵架,这时他就赶紧吹号,让那股莫名其妙的激情得到发作。于是他甩开蔡玲,独自对着墙猛吹起来。
蔡玲赶紧捂住耳朵。
团支书王掖生跟谁都不提他挨揍的事。徐北方揍完他,俩人便订了同盟,对谁也不说这件事。他打他时,他一动不动,一下手都没还。若还手,他可太不经打了。瞧他那点肌肉,费很大劲才鼓起一小团。
他毁了一幅画,却给了他一个前途。这事在团支书看来够合算了。他替那混账收拾行李,催他趁早上路。工作组万一杀个回马枪,他的前途就完了。几天来,工作组不声不响,暗地却不断开会,显然要想出什么对策来。团支书知道他们不会轻易饶了徐北方,所以让他放明白点,早早滚蛋。他一走,事情就了结也说不定,许多事都是不明不白就不了了之的。再说,美术学院那边又来电报,他的限期越逼越近了。
而这家伙连半点理智都没有。打完了人,发完了歇斯底里,就够了吧?难道要坐在那里,为那张画默哀一辈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不折不扣的笨蛋,把时间拖延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现在蹲进了警卫连的小黑屋。尽管团支书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对他落到目前下场,他还是感到十分不安。
那几天,徐北方连日连夜地画那幅画,团支书以为他会再画出个精赤条条的女人来,可他什么也没画。真的是什么也没画,只蘸些颜色用心地在那里抹来抹去。好像他画着一种神秘的画,只有他自己能看清楚画的是什么,谁都没本事看见它。反正团支书这双凡胎肉眼是看不出他画的究竟是什么玩艺。他不让人走近他,谁要想凑过去,他就用一个极其厌烦的神色阻止你。吓得团支书一日三顿饭也和他隔得远远的。他就这样把时间给耽误了。疯头疯脑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瞎画,直到他画够,仔细而爱惜地把那幅画包起来,团支书也没发现什么奇迹发生。他要背着这幅画去大学报到,真不可思议。
团支书这一个月来一直在为那混账遗憾,他要早走几天,哪怕早走半天,也绝不会发生后来那件疯狂的事。那件事被保卫部门称为“案子”被政工部门称为“严重政治事件”总之,徐北方这小子这回做到头了,没得跑了,还上什么大学,弄不好就下大狱。
真可恨,他为什么非拖到那时候才走呢?那天,他帮他拎起行李,他自己拿着那幅包得严严实实的画。这个一贯不拘小节的人,突然礼貌周到起来,跟许多人握手告别,啰里啰嗦没个完。他跟陶小童告别当然合情合理,因为谁都知道他跟她己谈上恋爱了。可两个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在那儿我看你、你看我地卖呆,把宝贵时间又浪费一大段。最后他一定要去看看刘队长,他对他的感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处找遍,没找见队长,他却执意要找,结果在办公室找到了他。
当时队长正在接电话,是那位年轻的副主任打来的。就是置他于死地的那个电话——
“什么?一个人都不准走?”队长握着话筒,大惊失色地直瞪徐北方。
“他很有才华对,是的,就是他。中央美术学院很欣赏他可他已经被录取!这事你查办我好了,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认为不应该耽误一个难得的人才!”
那边显然在大发雷霆,刘队长脸涨得通红,在听这位年轻上司的训斥。话筒里传出频率很高的嘈杂之声,可以想象他脾气有多大。要是当天晚上徐北方真对他抠了枪板机,刘队长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就不会来搞这么场兴师动众的整顿,宣传队也不会面临解散。要是徐北方一个月前真的结果了他,未必不是件快事。但那时刘队长可不敢轻薄他,虽然他在电话里训得老队长两眼发黑,也不敢把电话扔掉,看得出,他是真想扔。
刘队长一边应付着电话,一边向徐北方打手势,让他快走。而糟就糟在这里:他完全傻了,平时那么个机灵人这会儿却傻得没治,推都推不醒疮。
“可是,”刘队长对着话筒说:“您的命令下得太迟了”他对徐北方更猛烈地打着手势:“他人已经走了!”
那蠢货还傻在原地,团支书恨不得当胸给他一拳。大概那边说:不可能!工作组今天还看见他!刘队长忙说:“他就是今天走的!我记不清了,大概半小时前!”说到这里,刘队长冲徐北方急得直顿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扔过来。这是他的自行车钥匙,他的意思是让他骑车走,因为这年头公共汽车压根没把握。
“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噢。”
“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演员啊!老子本来就是要当演员!”他头向下,自鸣得意地笑起来。然后他收了顶,说:“不相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啦!”
然后一蹦一蹦地跑了,一边喊:“老子要当演员!妈的,等着瞧!”
想到这里,团支书满怀信心地跑去找刘队长,说小半拉儿决不会不活着。刘队长麻木地点头,表示领情。这两天,他听到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一律这样点头,表示领情。他在布置预防地震的事。因为这天傍晚天上出现几朵狰狞的云彩,工作组说是地震预兆,便全跑了。
果然,午夜时分街上有人敲锣,一刹那间,整个城市都响起锣声。蔡玲跑出来抱紧那棵枇杷树蹲着,一旦乾坤颠倒好有个抓挠。不知蹲了多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才发现有人蹲在她对面。又过了半天,她终于认出这人是伊农。
在这之前,每人都准备了干粮和水壶,放在床边。可一听锣声,没一个人顾得上它们。只有炊事班长吴太宽十分尽职。大家后来在一节水泥管道里找到他。他东西带得特别全:账本、笔墨、算盘、钱粮,还背了足足一面粉口袋的馒头,只是忘了穿衣服,一丝不挂。
这次是“街道防震哨”闹的误会。两个值班员其中一个从瞌睡中惊醒,便连忙推醒另一个:“喂,是震了吗?”
“啊?!地震了!”.,
“原来真是震了!”
“这可是真的了!我们敲锣吧?”
“我这不是在敲吗?!”
一时间,全城锣声大作。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看,当真是震了!”全城的锣响了有一刻钟。很紧张的气氛里带着喜庆味道,因为后来鼓也加进来,渐渐敲出了节奏。使人联想到这些年常在深更半夜进行的“报喜”锣鼓一响。电闸便拉了。一个多钟头后,查清误会,宣传队才从各个角落钻出来,集合时一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两个。这时来电了,院子里顿时大亮,把紧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给暴露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伊农和蔡玲。像所有灾难中的情侣一样,他们的幸福格外楚楚动人。
后来知道,真正的地震的确发生了。发生在边远的山区。然后轰轰烈烈的“扰震救灾”便开始了。到处是捐衣捐款,蔡玲献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百元!她攒这笔钱为买块手表,现在表有了,她便用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自打献出这笔巨款,她似乎脱了俗,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起来；豪迈得不得了,好像这世上再没有使她牵挂的事。有人提醒大家注意:从她献出钱,便迅速消瘦下去。一度吃独食发起的大脸蛋眨眼工夫就小了。
在赴灾区之前,团支书无论如何要把那份有关徐北方案子的材料写好。有天他去给他送那幅画,因为每当他徒弟看守他时,他便能画几笔。他要在小黑屋里把这画完成。徐北方托他带给陶小童一张纸条。
“他很想你去看看他”
她不吱声,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
“你去吗?”团支书说“我不跟人家讲。”
结果她没去。她古怪地盯了团支书一眼,好像说:你怎么啦?有多少大事要干,难道还要在这种个人问题上缠来缠去?总之她没去,积极报名参加“抗震救灾”
他必须写这份材料,拖是甭想拖过去。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发现少了支冲锋枪,又到寝室,发现抽屉里五颗子弹不见了。这是演习中余下的子弹。
他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追赶上他时已晚了。徐北方已撞开会议室的门。团支书蹑手蹑足接近他。会议室空荡荡的,从里面小套间传来年轻首长慷慨激昂的说话卢。
“把枪放下!”团支书突然发出低吼。他回头,猛吃一惊:“滚!”
“你想想后果!你这个笨蛋——值吗?!”
“滚!蠢猪!”
“你才是蠢猪!”团支书迎着枪口一扑,把他连枪带人—把抱住:“你自私!不想想别人吗?想想你这么干对她会怎样?!”
拼打和争吵声惊动了里屋的人。门打开了,年轻首长第一眼看见的是乌黑的枪,枪口在俩人撕扭的缝隙里时隐时现。虽然徐北方回回打靶都不及格,但这回要及格是太容易了。枪口离那具装满“反潮流”大事的脑瓜只有几尺远。
“怎么回事?!”首长惊问道。
“你快跑!快走开!”团支书叫道。
“你敢跑!”徐北方拼命挣扎。年轻首长及工作组人员全都逃出门,仍听见他在歇斯底里地叫骂:“你敢跑。我非毙了你!你这王八蛋!没命往上爬的货!”
团支书一拳打上去,他倒了,这才缴了他的械。五颗子弹现在还在他衣兜里,当时他动作快得不可思议但他还没想好,怎样写这份旁证材料。
徐北方犯下的案子给全宣传队带来麻烦。
天下大乱。这次宣传队必散无疑。新调来的年轻政治副主任对宣传队的风化问题深恶痛绝,因此他亲自抓了这场整顿。可天天学习讨论,这帮只会蹦蹦跳跳的糊涂虫觉悟仍提不高。这次整顿如此成功,每个部署都很严谨,可仍不能找出几条令人服气的罪名,加到刘队长头上。在找罪名方面,年轻的首长是相当有才干的。他的才干主要是发起运动。可这个地方总是搞不起像样的运动。运动一搞不起来,他就觉得没劲。不来情绪。他先是传统教育,接着是纪律教育,搬来一大摞文件,然后让大家联系实际,相互揭发,自我批评。可总是搞不起来。弄到后来,他自己因为话太多得了喉炎。
有一天,他发现伊农成天练号,便问他:“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就就这个曲子。”
“什么?!”
“就这么吹吹。”
他宣布伊农吹的是:“无标题音乐”于是伊农就改吹“大海航行靠舵手”节奏飞快,使院里所有人的脚步都变得匆匆忙忙,随便干什么事都会手忙脚乱。这是年轻首长惟一解决的问题。
但除了那一点,他事事不满意。
他有天对刘队长说:“我要解散你们这个宣传队。”
刘队长一点不吃惊,知道他是干得出来的。
“你们这个宣传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
刘队长想,巡回演出该拉上他。西藏那糟极了的盘山公路,让他也跟着没完没了地坐车,尝尝屁股颠成八瓣的滋味。让他被大雪封在山顶,冻个半死,饿得发疯,他就知道怎么瞧这支队伍了。
“干不出什么好事来!不然你们怎么连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也排不出来?”
“排不出来。”
“搞个小话剧!”
“嗯。”“小歌剧也行”
“嗯。”接着他出了个剧情:有个老头子,就是“二十年代扛枪,三十年代受伤,四十年代过江”那类老家伙。这老家伙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混不下去了,想躲到医院。他买通一位科主任,把一位因公受伤的小战士轰出院,腾出床位给他。这勾当让一位女护士发现了。注意:主角是这个曾当过红卫兵的女护士。她发现老家伙行李里有象棋,由此推断他装病。她开始在病房里造反,就像当年攻占上海市委大楼那样英勇,结果让老家伙灰溜溜地逃出医院。女护士又去追那因公负伤的小战士。
“怎么样?这剧情很完整吧?”
“嗯。”“别以为我对艺术不在行”
“嗯。”“搞个小舞剧也不错嘛。”
“嗯。”刘队长最后说:“可是不行。”
“行!”
“不行!”
“肯定行!”
刘队长担心地想,这样争下去会吵架的。他沉默一会,和颜悦色地说:“这样的东西搬上舞台准像瞎胡闹。”
这下完了。年轻首长彻底对这个宣传队失望,决心解散他们。这些肤浅的、毫无政治头脑的傻瓜蛋。只会唱啊跳啊,肤浅得无可救药,要这种人组成的集体有什么用?
一听说宣传队要解散,许多人乐坏了。不然他们真要被这地方埋没了。谁知道自己有什么更大才能,只有等有才能的时候,才能才会被发现。而在这么个鬼地方待着,只能什么才能都没有。高力那样神气活现,就因为他终于发现才能了。他的才能是被发现后才有的,要不是他离开这里,努力发现自己的才能,他不也是个一点才能也没有的人吗?聪明人只有到聪明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就这么回事。
这时大伙感到日子有奔头了。有各种美妙的前程在等着他们。徐北方这倒霉蛋性子太急,他要不干那么件冒失事,让人逮起来,现在不也熬出来了吗?现在谁想干吗就干吧,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切规章都被大伙取笑,按时熄灯?请销假?谁再强调这一套,准有人上去拍拍他肩,让他“别逗了”让他“一边去”团支书有次居然发动大家清理下水道,某人跑上去摸摸他额头,正色地说他肯定在发烧。每天早上只有几个人跑操,因为他们不想发胖。但团支书一对他们喊口令,那几个人就朝他嚷:“去你的吧!”
吃饭的时候,不少人大摇大摆闯进伙房,高兴怎样就怎样。一块肉正煮在锅里,一刹那化整为零。他们还拍着吴太宽的脑袋,教育他:肉,就该这么吃!吴太宽怒不可遏,一手拿铲一手提刀,守住那个腌鸭蛋坛子。大家让他识相点,让让路。他大叫这样要吃超支的,结果被几个人抬到院子里,缴了械。刘队长赶来,说这样要搞坏肠胃。大家让他放心,宁可拉稀也要吃。
刘队长难过极了。这两天他领着小半拉儿在街上小铺吃馄饨。一方面他的饭票用完,另方面他不想再与这个集体共同过活。一个集体,散起来真容易。就像小半拉儿的毛衣,刚见袖口脱根线头,一会工夫整个袖子就被他拆没了。他垂头丧气,想着那个曾被他放弃的好机会。两年前,上级要调他到机关当宣传科长。因为考虑他年龄大了,应该给他一个适当的职位。主要还是原来的科长得癌死了,他才得到这职位。他那时矛盾了很久,跟一群大孩子们混在一起,很难有什么前途。再说,谁都知道一个规律:从文工团下来的人一般很难被重用。但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那个好机会。他糊里糊涂就把那么好的机会错过了。那时他只是不忍撇下这群大孩子,他特别喜欢他们,看他们个个都跟自己的小半拉儿一样顺眼。就为这个,他放着现成的科长不当。妻子当时骂他:真蠢啊。现在想想,是蠢。这群大孩子被拉扯大了,各有各的奔头了,我呢?现在没什么地方需要我了。瞧瞧这一头白发,人家就够了。是啊,我老了。所以他不愿跟他们在一块,不愿再见到他们。见了他们那兴高采烈的样儿他就心酸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原来就是和这些人朝夕相处了五年,和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半拉儿不声不响地坐在父亲对面,思谋着自己的秘密计划。他决定干一件让所有人吃惊的事。他不把这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父亲,因为父亲近来已成了这副快不中用的样子。他没有伙伴来与他讨论这个计划。他从来没有伙伴,除了“颗勒”他敢打赌“颗勒”听得懂他的话。每次他把自己的心事对它谈的时候。它的耳朵就一下一下地动,虽然它的脸始终是一成不变,永远忠诚厚道的狗脸。他这个秘密计划或许是“颗勒”的死引起的,或说“颗勒”的死使他下了最后决心。
谁也不知道“颗勒”已死了。或许连“颗勒”曾在这院里存在过,许多人都忘了。提起“颗勒”最重感情的人不过笑着说一句:那狗东西。
只有小半拉儿一个人知道“颗勒”死了。事情发生在几天前。有天晚上,院里一片嚎叫,他跑出来,见一群男兵和炊事班几个小子正围攻一只畜牲。那是只瘦极了、丑极了的狗。一个炊事兵投出绳套,狗被他套准了。
小半拉儿钻来钻去,挤不进人群。所有人都在欢呼:狗肉狗肉
那狗是在猪圈里被发现的。小半拉儿想起“颗勒”就常往猪圈跑。他想看清狗的毛色。但撞来撞去的人群中,他看到这狗几乎没什么毛了,胯骨和脊背几乎光着。他觉得狗回过头,用极熟的眼神瞅了他一下。
“是‘颗勒’!”他惨叫着扑上去。
狗死死盯住他,衰弱得全身发抖。
人们推开他,说他讲胡话。这怎么可能是“颗勒”呢?“颗勒”那狗东西多壮?头多大个?毛有多厚实?“颗勒”那狗东西多横,这么折腾它,它早就跟你玩命了。再说“颗勒”实在是个漂亮的狗东西,哪像这狗,真让人恶心。
“是‘颗勒’!是的是的!”
“啊呀,这孩子真烦!去你的!”
狗用它那个种族所特有的忠实厚道的眼睛看着人们。所有的狗都是这种一模一样的眼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吗?狗一声不吭,胸有成竹,因为它认为所有的人都认得它。它顺从地跟着走,乖顺地忍受虐待。就在小半拉儿终于接近它时,它已断了气。那根绳勒得太紧,它不明不白就死了。
“是它!肯定是‘颗勒’!”
人们把小半拉儿轰走了,他成心破坏大家的胃口。第二天,小半拉儿看见伙房后墙上贴了张狗皮。他忽然想到有最可靠的标记,能证实它是谁。他凑上去,仔细寻找,终于发现,在胸脯位置上,有根极模糊的黑线。他用手去摸那张皮,惊异地发现,它不是冷的,居然还有点温热。愿您安息“颗勒”宽恕人们吧,他们早先毕竟爱过你
小半拉儿是极善于宽恕人们的。有时他想,也许是人们宽恕了他。他是靠着他对人们的宽恕活下来。或者相反,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宽恕,容忍了他的畸形,不计较他的奇怪模样,总之是对他宽宏大量,他才得以活下来,成长到今天。说到成长,他很惭愧,人们给了他时间,并耐心等待,而他就是一点都不肯成长。而人们还是继续忍受他,他这怪样子。因此他也不计较人们,宽恕他们。“颗勒”也一样,它也会宽恕人们。他了解“颗勒”
他的决心下定了。小半拉儿跟着父亲一前一后走出馄饨铺。他用极友善的目光回敬一切对他形象诧异的人。
“你好了?!”蔡玲惊喜地嚷起来“你不结巴了?!”
伊农猛一怔,发现自己露了馅。“别嚷!”他伸手把蔡玲的嘴捂住。
她用拳头急促而亲热地捶着他的脊梁,嘴被捂住,发出兴奋的呻吟。刚才他那一连串流畅的表白,证明他没有这方面的缺陷。蔡玲感到福从天降。
“你为什么要装假?”等他松开她,她就迫不急待地问。
“我没有装假。”
“事实证明你一直在装假!”
“我要保护我自己。我爸爸死了,就因为他讲话讲得太好,他能像演说家那样滔滔不绝。他是个口腔科医生,但他高谈阔论起来像个演说家。所有怀念他的人都不是怀念他的医术,而是怀念他了不起的口才。你明白了吧,所以他死了。”
“他为什么要死呢?”
“这还不明白,谁能让这么个人活着——他把一切都讲得太透彻了。他的话越能使人开窍、越能让人明辨是非,人们就越不需要他。”
“他在文化大革命挨斗死的?”
“他哪有福气活到那时候?他那张很有天才的嘴决定他早早就得死。他演说得越精彩,死得就越早。就这么回事。”
“你这人怎么了?我都听糊涂了。”
“你越听得糊涂,就越证明我不具备父亲的遗传。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三言两语把问题讲透,那就证明我没有克服他的缺陷。假如我有他那种天才,就证明我也要像他那样倒霉。”
“我听不懂。”
“听不懂我就放心了。”
“你神经病!”
“错了,我特别清醒,特别正常。因此我从小就下决心保护自己。”
“你从小就装结巴?为什么非装结巴呢?”
“结巴在人前有一种呆傻迟钝的感觉。”
“是啊——”
“所以人们对这种人一般不防备。迟钝往往给人留下好印象。”
蔡玲吃惊地看着他。想到有人天生呆傻迟钝,有人则需要费一番劲才变得呆傻迟钝。在他这半辈子,努力使健全变为残缺,这是多坚韧的精神。她对他钦佩起来。
“还有一个原因。结巴具有这样的特权:他能在每句话出口之前,都得到斟酌的时间；有时,一句话讲出来一半,突然觉得讲错了,就可以改口,或者停下不讲。我讲话听起来是急急促促,其实我比谁都从容,因为我给自己留了足够的回旋余地。因此我讲的每句话都是绝对保险的。这就是结巴比正常人优越的一着,你明白了吧?”
蔡玲懵里懵懂地点着头。
这一点头,他想糟了:他原来也有张善辩的嘴,父亲天才的缺陷非但没被他消除掉,反而被成功地袭承下来。他还是被父亲的禀性暗中控制了,偌长时间的努力都白搭。这一发现使他沮丧而恼火。而蔡玲却对他独特的人生经验钦佩到了顶点,看来跟这个人谈恋爱是谈对了。
伊农无比遗憾地看着这把小号。宣传队若解散,他就没地方去吹它了。一不吹号,他就有种不可遏制的谈话欲望。每当父亲的遗传基因在他身上活跃起来,他就像发了什么瘾,到处想找人谈话、辩论、甚至吵架,这时他就赶紧吹号,让那股莫名其妙的激情得到发作。于是他甩开蔡玲,独自对着墙猛吹起来。
蔡玲赶紧捂住耳朵。
团支书王掖生跟谁都不提他挨揍的事。徐北方揍完他,俩人便订了同盟,对谁也不说这件事。他打他时,他一动不动,一下手都没还。若还手,他可太不经打了。瞧他那点肌肉,费很大劲才鼓起一小团。
他毁了一幅画,却给了他一个前途。这事在团支书看来够合算了。他替那混账收拾行李,催他趁早上路。工作组万一杀个回马枪,他的前途就完了。几天来,工作组不声不响,暗地却不断开会,显然要想出什么对策来。团支书知道他们不会轻易饶了徐北方,所以让他放明白点,早早滚蛋。他一走,事情就了结也说不定,许多事都是不明不白就不了了之的。再说,美术学院那边又来电报,他的限期越逼越近了。
而这家伙连半点理智都没有。打完了人,发完了歇斯底里,就够了吧?难道要坐在那里,为那张画默哀一辈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混账,不折不扣的笨蛋,把时间拖延过去了,结果怎么样——现在蹲进了警卫连的小黑屋。尽管团支书做到了仁至义尽,但对他落到目前下场,他还是感到十分不安。
那几天,徐北方连日连夜地画那幅画,团支书以为他会再画出个精赤条条的女人来,可他什么也没画。真的是什么也没画,只蘸些颜色用心地在那里抹来抹去。好像他画着一种神秘的画,只有他自己能看清楚画的是什么,谁都没本事看见它。反正团支书这双凡胎肉眼是看不出他画的究竟是什么玩艺。他不让人走近他,谁要想凑过去,他就用一个极其厌烦的神色阻止你。吓得团支书一日三顿饭也和他隔得远远的。他就这样把时间给耽误了。疯头疯脑在那里毫无意义地瞎画,直到他画够,仔细而爱惜地把那幅画包起来,团支书也没发现什么奇迹发生。他要背着这幅画去大学报到,真不可思议。
团支书这一个月来一直在为那混账遗憾,他要早走几天,哪怕早走半天,也绝不会发生后来那件疯狂的事。那件事被保卫部门称为“案子”被政工部门称为“严重政治事件”总之,徐北方这小子这回做到头了,没得跑了,还上什么大学,弄不好就下大狱。
真可恨,他为什么非拖到那时候才走呢?那天,他帮他拎起行李,他自己拿着那幅包得严严实实的画。这个一贯不拘小节的人,突然礼貌周到起来,跟许多人握手告别,啰里啰嗦没个完。他跟陶小童告别当然合情合理,因为谁都知道他跟她己谈上恋爱了。可两个人没什么可说的,就在那儿我看你、你看我地卖呆,把宝贵时间又浪费一大段。最后他一定要去看看刘队长,他对他的感恩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处找遍,没找见队长,他却执意要找,结果在办公室找到了他。
当时队长正在接电话,是那位年轻的副主任打来的。就是置他于死地的那个电话——
“什么?一个人都不准走?”队长握着话筒,大惊失色地直瞪徐北方。
“他很有才华对,是的,就是他。中央美术学院很欣赏他可他已经被录取!这事你查办我好了,我承担一切责任我认为不应该耽误一个难得的人才!”
那边显然在大发雷霆,刘队长脸涨得通红,在听这位年轻上司的训斥。话筒里传出频率很高的嘈杂之声,可以想象他脾气有多大。要是当天晚上徐北方真对他抠了枪板机,刘队长后来的日子要好过得多,他就不会来搞这么场兴师动众的整顿,宣传队也不会面临解散。要是徐北方一个月前真的结果了他,未必不是件快事。但那时刘队长可不敢轻薄他,虽然他在电话里训得老队长两眼发黑,也不敢把电话扔掉,看得出,他是真想扔。
刘队长一边应付着电话,一边向徐北方打手势,让他快走。而糟就糟在这里:他完全傻了,平时那么个机灵人这会儿却傻得没治,推都推不醒疮。
“可是,”刘队长对着话筒说:“您的命令下得太迟了”他对徐北方更猛烈地打着手势:“他人已经走了!”
那蠢货还傻在原地,团支书恨不得当胸给他一拳。大概那边说:不可能!工作组今天还看见他!刘队长忙说:“他就是今天走的!我记不清了,大概半小时前!”说到这里,刘队长冲徐北方急得直顿足,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扔过来。这是他的自行车钥匙,他的意思是让他骑车走,因为这年头公共汽车压根没把握。
“可能他已经上了火车!也许车已经开了!”刘队长喊着。
可话筒里还在叽叽哇哇吵个不停。
团支书想不起他当时哪来的那么大劲,使自行车速度达到极限,并在沿途毫不减速。车后坐着徐北方,他扔掉了所有行李,惟一抱着那幅画。为躲避所有交通警,他们便穿小巷小街。等他俩满怀安全到达彼岸的喜悦跳下车时,一辆军用吉普已等在那里。
然后就不用废话了。
徐北方上吉普车之前突然郑重地跟团支书紧紧握手。这动作在此时显得又多余又滑稽。
而团支书却感到,他和这个人交往那么多年,到这时才算刚认识。只有这回,他目光里充满信任和依赖,而不像过去,他只能在他脸上看见嘲讽和恶意。他叫他“山里人”、“乡下佬”、“窝窝头”而这次他一双眼睛如此温和,他感动极了。他们刚刚成为朋友,他就背叛了这情谊——几天后,这家伙瞒着他,决心要闯场大祸。不过也怪年轻的副主任做得太过火,逼得他走投无路。
副主任亲自诱导他,说画了那样罪恶的画又毁灭了罪证,这个情节就太恶劣了。要上美术学院也可以.但有个条件:必须把那幅画恢复原样。团支书偷偷对他说:“千万别承认!你要承认画了那种下流画,啥前途都完了。”他这时已完全没了自己的意志,快被攻垮了。他对年轻首长说:“我希望您说话算数——”
“我从来不讲不算数的话。只要你把画恢复原样,我还可以考虑你去上美术学院的。”
“可我没法把它恢复原样了。”
“为什么?”
“因为原来的画被涂抹之后,我突然发现它更深的主题”他便对着这位首长推心置腹地大谈起什么主题思想来。因为他迫切地需要人来理解,竟对这位首长发生了错觉。
“很好,这样谈很好。你必须把画那幅画的经过详细写出来,交给我,然后”
“你就让我去美术学院报到了,是吗?”
“那要看你写得怎样。你要老老实实地写,毫无隐瞒地写。能不能上大学完全看你自己的态度了。”
等他开夜车把它写完,交上去,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早在几天前,年轻的首长已代表组织给学校发了公函,让校方除了他的名。徐北方这才明白上了当,那样可悲地被戏弄了。
他对团支书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我?”
他十分同情他,又无能为力,那套做思想工作的言词在此刻一句也用不上。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耍弄一个人?”整整一天,他嘴里就念叨这一句话。等他听说他写的东西已送去打印,将发遍各单位,将组织人们参观他“肮脏的灵魂”时,他仍直着眼辩:“为什么要耍弄我?!”
当晚,他偷偷溜进库房。演习的枪支还没上交。他撬开箱子,取出一支冲锋枪。当团支书发现这一切,马上意识到这家伙去断送自己了!
保卫科来找团支书,让他写份书面材料,详细说明徐北方作案的情形。材料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关于那支枪。当时,枪是团支书从他手里夺下的,因此他有义务证明这枪里有无实弹。他犹豫不决,不知该怎样写。他不想撒谎也不想不撒谎。在他正直的人生经验中,欺瞒组织和坑害朋友都是绝不应该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无论他偏向哪边,都会在他诚实清白的品德上留下污点。
保卫科在审讯徐北方时,启发他说:“你并没有杀人动机,只是持枪威胁,是不是?”
他回答得特别干脆:“我当然想杀了他!”
“可你的枪里并没压子弹!”
“废话!我当然压了。”
“你冷静些。事实上你并没压子弹!”
“你放心,我不会不压子弹的!”
保卫干事们认为这小子八成是疯了。从来没有谁把自己的罪行往大说的。审讯就此没了进展。当时保卫科的人赶到现场,把枪缴过来,发现枪里是空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需要团支书王掖生证明的,就是这个核心问题:枪里究竟有无子弹。这个问题一证实,就能给这案子定性了。
徐北方被关的禁闭室在警卫连宿舍的地下。一天,他突然听见看守管他叫“徐老师”仔细一看,原来是他四个死不长进的徒弟之一。徒弟倒认为老师长进颇大:过去连情敌都不敢打,如今却差点儿把一位首长给结果掉。只差一点,那个名气很大的、以“反潮流”闻名全军、而被老首长们私下叫做“机会主义分子”、“火箭干部”的首长就被敲掉了。从此徐北方在四个徒弟心目中陡然有了地位,尤其他一口咬定他的枪里有子弹、决不是拿把没子弹的枪吓吓人的松包时,他们开始用景仰的目光看他。私下里他们议论:徐老师宁死不屈,像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够棒的。每到食堂吃肉包子,他们就偷偷给他送来。
有次他们还偷偷给他送来个姑娘,孙煤。
他愣住了。他差不多快把她忘了,因为他认为去过幸福生活的人都不必怀念。
“你来干什么?”
她脸色苍白,一个劲流泪。当徒弟告诉他,有个女兵要进来见他,他满心希望是陶小童。
禁闭生活使他有足够时间来审视自己。他发现自己并不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好,也并非像素来表现得那样超脱。在对待个人成功的问题上,他甚至嗅到浑身一股子浓厚的俗气。这些新发现使他心情舒畅,认为禁闭并没白关。因此他不需要一个姑娘来对他的处境洒眼泪。他用轻松的语调对孙煤说:“啊呀呀呀,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
孙煤狂热地摇头,接着就扑到他怀里。跟她比起来,陶小童淡泊含蓄,像一汪清水。而此刻,那清水未免冷得令人寒心了。他费很大力气,才从她怀抱里挣扎出来。
“快走吧,高力要知道非杀了你不可!”
她平静了一会儿说:“你还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
“我不演电影了。”
“噢。”
“高力和我吹了。”
“噢。”
“你怎么想?”
“真滑稽,我现在这鬼样儿还敢怎么想?”
她又扑上来,把头钻到他怀里。
“他把你画我裸体的事,到处讲!我在摄制组没脸待下去,你明白吗?”
“这么说,咱俩命运就连到一块喽?”
孙煤看看他,肯定地说:“对!”
徐北方突然发出无声的大笑。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吓得孙煤夺路而逃。
小半拉儿失踪了。全队人跑遍了所有大街小巷,跑遍所有大大小小派出所,连难民收容所都去察看了,甚至把那些被拘留的小扒手,小毛贼都查问一遍,还是没下落。
刘队长已是一副不堪一击的样子。几天来,隐隐的不安和内疚在这个集体出现了。这些天他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大伙像拆白党一样,把日子当世界末日来过。而当年,为保全这个集体,老队长放弃了可靠的职位,放弃合家团聚的可能,放弃了安居乐业的一切条件,和大家共度那风雨飘摇的日子。现在可好,他成了孤家寡人,连成天给队解闷的小半拉儿都撇下了他。世上的事怎么会这样不公平、不地道?
于是人们越来越辛勤地为刘队长跑腿。只有团支书认为这种忙乱会使情况更糟。他和大伙在城里仔细兜完第一个圈子后,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兜第二圈。当人们又去兜第三个圈子时,他便长时间地拿起大顶来。这办法最能使他镇静。颠倒的视野中,刘队长的块头似乎缩小了,并和小半拉那么相像。这么倒着看,才看出队长几年来操劳的痕迹——他是个真正的老头了。工作组也在忙。他们把宣传队整顿的情况写成材料,把材料送给上级审阅；上级审阅的批示,再由他们拿到宣传队讨论；然后再把讨论搜集起来,编写成材料,呈报上级；上级的批示又拿回宣传队讨论。他们也开始兜第三个圈子。光这一件事,就够他们辛辛苦苦干一辈子。他们在宣传队吃饭,使伙食账大大超支。吴太宽伤心到极点:他从来没使伙食超到这种丢脸的地步。有天那个险些成了大学生的炊事兵鬼头鬼脑对他吃吃直笑。吴太宽连忙向:.“你又在菜里放了什么了?”
“我是照你的话办的啊!”“我的话?”
“你唠唠叨叨,埋怨我不该在那时候放媒油和石膏!”
“你当然不该放!”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想让我现在放。”
“啊?!”吴太宽跳起来“你放了煤油还是石膏?”
他往后退,迟到吴太宽打不着他的地方:“两样都放了点!”
“你这狗日的!”吴太宽痛心到极点。可更令他痛心的是这顿饭工作组并没少吃,没人说菜有怪味；他最最痛心的是,谁也没闹肚子。后来听说要地震,工作组才撤走。
团支书拿着大顶,看工作组来来回回搬文件和材料,一双双脚慌张地挪动,十分富有表情。小半拉儿到地震前还没找到。刘队长已灰心丧气,不抱什么希望了。经过长时间拿大顶,团支书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小半拉儿的情景。他跟团支书学会了拿大顶。那天他久久地拿着大顶对他说:“老子要当演员啦!”
“当什么?”
“演员啊!老子本来就是要当演员!”他头向下,自鸣得意地笑起来。然后他收了顶,说:“不相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啦!”
然后一蹦一蹦地跑了,一边喊:“老子要当演员!妈的,等着瞧!”
想到这里,团支书满怀信心地跑去找刘队长,说小半拉儿决不会不活着。刘队长麻木地点头,表示领情。这两天,他听到无论好消息、坏消息都一律这样点头,表示领情。他在布置预防地震的事。因为这天傍晚天上出现几朵狰狞的云彩,工作组说是地震预兆,便全跑了。
果然,午夜时分街上有人敲锣,一刹那间,整个城市都响起锣声。蔡玲跑出来抱紧那棵枇杷树蹲着,一旦乾坤颠倒好有个抓挠。不知蹲了多久,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才发现有人蹲在她对面。又过了半天,她终于认出这人是伊农。
在这之前,每人都准备了干粮和水壶,放在床边。可一听锣声,没一个人顾得上它们。只有炊事班长吴太宽十分尽职。大家后来在一节水泥管道里找到他。他东西带得特别全:账本、笔墨、算盘、钱粮,还背了足足一面粉口袋的馒头,只是忘了穿衣服,一丝不挂。
这次是“街道防震哨”闹的误会。两个值班员其中一个从瞌睡中惊醒,便连忙推醒另一个:“喂,是震了吗?”
“啊?!地震了!”.,
“原来真是震了!”
“这可是真的了!我们敲锣吧?”
“我这不是在敲吗?!”
一时间,全城锣声大作。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看,当真是震了!”全城的锣响了有一刻钟。很紧张的气氛里带着喜庆味道,因为后来鼓也加进来,渐渐敲出了节奏。使人联想到这些年常在深更半夜进行的“报喜”锣鼓一响。电闸便拉了。一个多钟头后,查清误会,宣传队才从各个角落钻出来,集合时一清查人数,发现少了两个。这时来电了,院子里顿时大亮,把紧搂在一起的一对男女给暴露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伊农和蔡玲。像所有灾难中的情侣一样,他们的幸福格外楚楚动人。
后来知道,真正的地震的确发生了。发生在边远的山区。然后轰轰烈烈的“扰震救灾”便开始了。到处是捐衣捐款,蔡玲献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一百元!她攒这笔钱为买块手表,现在表有了,她便用这笔钱来改变自己的形象。自打献出这笔巨款,她似乎脱了俗,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起来；豪迈得不得了,好像这世上再没有使她牵挂的事。有人提醒大家注意:从她献出钱,便迅速消瘦下去。一度吃独食发起的大脸蛋眨眼工夫就小了。
在赴灾区之前,团支书无论如何要把那份有关徐北方案子的材料写好。有天他去给他送那幅画,因为每当他徒弟看守他时,他便能画几笔。他要在小黑屋里把这画完成。徐北方托他带给陶小童一张纸条。
“他很想你去看看他”
她不吱声,显出沉思默想的样子。
“你去吗?”团支书说“我不跟人家讲。”
结果她没去。她古怪地盯了团支书一眼,好像说:你怎么啦?有多少大事要干,难道还要在这种个人问题上缠来缠去?总之她没去,积极报名参加“抗震救灾”
他必须写这份材料,拖是甭想拖过去。他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
他发现少了支冲锋枪,又到寝室,发现抽屉里五颗子弹不见了。这是演习中余下的子弹。
他知道他去了哪里。
他追赶上他时已晚了。徐北方已撞开会议室的门。团支书蹑手蹑足接近他。会议室空荡荡的,从里面小套间传来年轻首长慷慨激昂的说话卢。
“把枪放下!”团支书突然发出低吼。他回头,猛吃一惊:“滚!”
“你想想后果!你这个笨蛋——值吗?!”
“滚!蠢猪!”
“你才是蠢猪!”团支书迎着枪口一扑,把他连枪带人—把抱住:“你自私!不想想别人吗?想想你这么干对她会怎样?!”
拼打和争吵声惊动了里屋的人。门打开了,年轻首长第一眼看见的是乌黑的枪,枪口在俩人撕扭的缝隙里时隐时现。虽然徐北方回回打靶都不及格,但这回要及格是太容易了。枪口离那具装满“反潮流”大事的脑瓜只有几尺远。
“怎么回事?!”首长惊问道。
“你快跑!快走开!”团支书叫道。
“你敢跑!”徐北方拼命挣扎。年轻首长及工作组人员全都逃出门,仍听见他在歇斯底里地叫骂:“你敢跑。我非毙了你!你这王八蛋!没命往上爬的货!”
团支书一拳打上去,他倒了,这才缴了他的械。五颗子弹现在还在他衣兜里,当时他动作快得不可思议但他还没想好,怎样写这份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