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二如此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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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 “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
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的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即位之始，人们就怀疑他得位不正。因为康熙的这一决定，不是康熙亲口宣布的，而是隆科多宣布的。据雍正自己回忆，康熙病重之际，他因代祀南郊，在斋所斋戒。奉召到畅春园后，康熙也只和他谈了病情，没谈继位一事。直到康熙“龙驭上宾”后，隆科多才向他口述“皇考遗诏”雍正因为并无思想准备，竟然“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这就奇怪。康熙既已“天心默定”传位雍正，为什么不当面告诉他，非得要借隆科多之口？如果说是为了保密，弥留之际还保什么密？况且，隆科多都知道了，又有何密可保？隆科多又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代天子宣诏？宣诏大臣只安排隆科多一人，万一矫诏怎么办？这都是问题。当然，雍正的回忆说，在他到畅春园之前，康熙已接见了允祉、允、允、允、允、允祥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也就是说，知道遗命的并非只有隆科多一人，隆科多也不可能矫诏。但其他人都知道谁当皇帝，唯独当事人自己不知道，就有些奇怪。同样奇怪的是，这一过程只有雍正一人在说。
这就难怪人们要起疑心，而疑心是难免要生暗鬼的。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难怪他听到隆科多所宣遗命后，要“闻之惊恸，昏仆于地”也难怪允礼听说之后，会“神色乖张，有类疯狂”了。因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而雍正自己，也得装作没有思想准备。
雍正当然有准备。但他先前既然一直装作无意于大位(他就靠这个获取信任谋得大位)，现在也只好装到底。然而这一下却又引出一个麻烦：大家都没有想到，当事人自己也没想到，康熙皇帝是怎么想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康熙也没有想过，是隆科多矫诏。隆科多这下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
雍正就更麻烦了。他不但要证明先帝选定的就是他，还得证明先帝选得并不错。唯一的办法，当然是努力工作，把国家治理好。也许，这正是康熙寄希望于雍正的。他当了六十一年皇帝，知道皇帝并不好当，更不希望他亲手打造的江山，会葬送在一个玩忽职守的接班人手里。这就要让他感到江山来之不易，从而不敢松懈，不敢怠慢。康熙的想法，有他的道理。只是他没想到，他的这种安排，却给接班人带来了麻烦：大家不服。很多人都想不通：凭什么让老四当皇帝？就因为他卖力么？
最不服气的是十四阿哥允。
允当了大将军王后，心思就不同以前了。他和允集团的关系，也掉了个个儿：以前是他支持允，现在是允支持他。允集团的干将允公开制造舆论，说允 “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将来必大贵”嘴上说自己不如，其实是抬高允，贬低胤。允也和允频频联络，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关心父皇健康，实则是怕一旦父皇病重，自己来不及赶回京城抢储位。他在军中，一面指挥战事，希望能以战功积累政治资本；一面招贤纳士，为自己今后登基做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所以，允与雍正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允这个人，是很有些血气的。雍正说他“气傲心高”确实不假。当年康熙训斥允，他都要出来打抱不平，现在自己的宝座被老哥抢了，自然更是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
于是他对雍正便十分无礼。康熙驾崩后，雍正下令允回京哭灵。雍正的用意，是要夺他的兵权，以免他在西北拥兵作乱。但孝子奔丧，天经地义，谁也反对不得。允到京后，先去拜谒大行皇帝(皇帝刚去世而未有谥号时称大行皇帝)梓宫（皇帝的灵柩)，雍正也在场。然而允只哭老皇，不拜新君。雍正为了表示大度，也不愿在热丧之中即位之初就兄弟失和，造成不好的影响，便自己走上前去将就他，允毫无反应。站在旁边的蒙古侍卫拉锡出来打圆场，拉他去向皇帝行礼。他竟勃然大怒，责骂拉锡，还向雍正发难，说我是皇上亲弟弟，拉锡是个下贱的奴才。奴才对王爷动手动脚，成何体统！如我有不是处，请皇上处分。如我并无不是，请皇上杀了拉锡，以正国体。
这就是存心寻衅闹事了，雍正当然不能容忍。容忍了允，不但自己体面不存，国家的体统也不存。因此，雍正就毫不客气地取消了允的王爵。
允被削去王爵后，便被派到遵化去为康熙守陵。这一去就是十三年，实际上是被软禁在那里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允是雍正的同母兄弟，又是他的死对头，杀不得也用不得。杀了他，舆论上通不过，太后那里也不好交代；用他吧，他又只会捣乱，决不肯合作的。把他留在京城闲置，也不行。他嗣位的呼声那么高，难免会有人向他靠拢，给他献策，为他奔走，帮他出头，没准真弄出个“在野党”来。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打发到景陵(康熙之陵)去，与世隔绝，想闹也闹不起来。
允被打发到遵化，允则被打发到西北。允请求过了父皇百日再走，雍正不准，逼他上路。允到西北后，又被安排在大通(今青海省大通县东南)。孤城一座，兵士若干，名为保护，实则监视。这样熬到二年(公元1724年)二月，允终于被宗人府参了一本，说他“抗违军法，肆行边地”应予革去贝子爵位。他的处境，其实已和充军无异。
雍正对允也毫不留情。元年(公元1723年)，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北京拜谒康熙灵堂，不久病死。哲布尊丹巴是黄教(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这样一位政教合一的民族领袖病故在京，当然要派一位王爷去送行，雍正便派了允。允不去，说是没钱买马。及至出发，走到张家口就不走了。雍正见此光景，便把这个难题交给总理王大臣允，命其议处。允建议勒令允继续前进，并责罚不行劝阻的长史额尔金。雍正却说，允不想去，何必非要他去？额尔金的话他原本不听，责罚又有什么用？允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奏请革去允王爵。雍正这回当然“照准”于是允便被革去郡王世爵，调回京师拘禁，又查抄了他的家产，不过此公获罪虽早，却也因祸得福。变成了“死狗”雍正不再下毒手整他了。
现在，允软禁在遵化，允发配在西北，允囚禁在京城“八爷党”的骨干分子都已动弹不得，雍正可以对允下手了。
雍正对允的打击，经过了精心的策划。
康熙刚一去世，雍正就任命允为总理事务大臣，和允祥、马齐、隆科多一起组成看守内阁，旋即将其越级从贝勒晋封为亲王，兼管理藩院和工部。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之高，仅次于废太子允之子弘皙(爵位为郡王)。允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的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允遭受打击的时候，允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允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允封王，妻族来贺，他的福晋(正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呢！允自己也对朝中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未伏明日诛戮之意？”阿尔阿松甚至不敢接受刑部尚书的任命。因为刑部是个是非之地，阿尔阿松害怕雍正是想用这个职务来杀害自己。所以，雍正再封官赐爵，他们也不领情。
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的茬。比如元年十一月，雍正在讲居丧不用过奢时，便捎带着指责允昔日为母妃出丧时过于奢靡，是“伪孝矫情”讲丧事从简是对的，但拿一个亲王、总理大臣来做反面教员，就让允在朝臣中很没有面子，实际上是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更让允感到寒心和伤心的，是在九月份。雍正借口太庙更衣帐房油味煮蒸，竟然罚主管工部的允在太庙前跪了一个昼夜。这种小事，顶多罚到一个科长，何至于体罚王爷？显然是雍正阴毒忌刻的心理在作怪。不难想见，跪在太庙前的允，一定是打落了的牙齿和着眼泪往肚里咽，说不出的酸楚，说不出的委屈，说不出的悲愤交加，说不出的怨天尤人。的确，他没法想通，为什么像他这样众人拥戴的“贤王”不能当皇帝，还非得让他去伺候这么个心胸狭窄的主子？
允当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现在已无法确知允都做了些什么动作，搞了些什么名堂，只知道弄得雍正十分紧张。雍正后来曾对人解释说，他之所以不能像父皇那样离京远行，到塞外秋猎，就因为允、允他们“密结匪党，潜畜邪谋，遇事生波，中怀叵测，朕实有防范之心，不便远临边塞”臣下把皇上吓成这个样子，自己的死期也就不远。
其实雍正很可能是神经过敏。像他这样猜忌心极重，一点风吹草动都要疑心他人别有用心，些许偶然失误也要视为故意的人，总是神经过敏的，何况他的皇位还“来历不明”！实际上，允对雍正的威胁，倒不一定是有暗杀或政变的阴谋(当然也不一定就没有)，更主要的还是威望太高。二年(公元1724年)十一月，雍正就曾说他每次申斥允时“审察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次年四月，又说“视诸王大臣之意，颇有以允为屈抑者”
显然，在雍正与允的斗争中，雍正是很孤立的。诸王大臣的心都向着允，只不过敢怒不敢言。敏感的雍正哪能感觉不出来？二年四月，登基才一年半的雍正满腹委屈地下了一道圣旨：“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不难想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雍正不会说出这样赌气的话。他的威望人缘远不如允，已是不争之事实。
于是雍正只好祭起手中唯一的法宝———专制特权。四年(公元1726年)正月初五，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种种罪恶，声称“廉亲王允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至于罪恶的具体内容，则很空洞。二月，降允为民王，圈禁高墙。三月，下令允改名阿其那，意思是狗。五月，下令允改名为塞思黑，意思是猪。同时，向内外臣工、八旗军民人等宣布允、允、允、允的罪状。允被从西北押至保定，雍正命直隶总督李绂就地“圈住”李绂给允的待遇真正做到了“猪狗不如”以致允常常在酷暑中晕死。八月二十四日，允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允和允死得都不明白。当时就有人怀疑李绂秉承君意谋杀了允，因为雍正曾要李绂“便宜行事”雍正则指责李绂没把允的病情讲清楚，害得他背黑锅。李绂有口难辩，里外不是人，只好自认倒霉。
平心而论，雍正和允都够格当皇帝。
他们都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雍正的能力，有他执政十三年的政绩可以为证。这些政绩证明，他至少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这才使康熙创造的盛世得以延续，以后又在他儿子乾隆手上延续了六十年。允的能力，则可以在雍正那里得到证明。雍正即位以后，曾多次说过：“允较诸弟颇有办事之材，朕甚爱惜之”；“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没有比得上的)。其实不用听他说，只要看看他为了整垮允费了多大的劲，就知道允不是等闲人物。
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也不能轮班。所以他俩的关系，只能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但我们还是要同情允，因为他实在太冤。
允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该受康熙、雍正父子两代皇帝的一再打击和压制？杀人放火？贪污受贿？谋财害命？弑君篡权？都没有。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的罪，无妨叫做“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这并不稀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只是这风来自父兄，便不免让人伤心；而这一父一兄又都是皇帝，就不但让人寒心，更让人惊心了。实际上，无论在康熙晚年，还是在雍正早期，允做人都很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动辄得咎。
雍正和允并非天生是敌。直到康熙第一次废太子时，他们的关系还算不错。允得伤寒病时，雍正颇为关切，还因此受到康熙责罚，认为他“亦似党庇允”显然，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