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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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良心
一
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
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弄来一点俏货。
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
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没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
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
一九九三年
也说散文热
正在出现着或者已经出现了，散文热。原因势必很多。我想到了两个。
一是因为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因而人们要看一看“里面的世界”即内心世界了。无论精彩，还是无奈，原来都依赖着这个里面的世界。这里面的世界存在着什么，发生着什么，终于成为一件值得更为关注的事，散文便时来运转被发现是游历于内心世界的一驾好车马。
二是因为，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它不像诗歌凭靠奇诡的天赋，又不像小说需要繁杂的技巧，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散文，其实是怎么写都行，写什么都行，谁都能写的，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其真情和灼见。在散文中，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还有，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
随笔三则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意，这“强”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
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
癌症未了，又来了爱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爱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以为“爱滋”二字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爱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当。爱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笔墨良心
一
常有编辑来约稿，说我们办了个什么刊物，我们开了个什么专栏，我们搞了个什么征文，我们想请你写篇小说，写篇散文，写个剧本，写个短评要不就写点随感我说写不了。编辑说您真谦虚。我说我心里没有，真是写不出。编辑说哪能呢？这一下刺激了我的虚荣心或曰价值感，今生唯作文一技所长，充着作家的名说着“写不出”往后的面目和生计都难撑持。我于是改口说，至少我现在没想好，我不敢就答应您。编辑已不理会，认定我是谦虚不再跟我费口舌，埋头宣布要求了：最好多少字，最好在几日之内交稿，最好那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小掌柜，开着一爿货源不足的杂货铺或者项目太少的综合加工点，心中无比的歉疚和惶恐，结果常常我就糊里糊涂地答应了人家的订货，然后自作自受发愁着到底给人家写一篇什么？
发愁着走出家门。小掌柜发愁着走出家门，寻思说不定运气好弄来一点俏货。
走在街上，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叫卖声。摊煎饼的、烤羊肉串的卖衣服的、修皮鞋的，兢兢业业地工作心安理得地挣钱。心里羡慕——当然这必定是虚伪。
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他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然而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唔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去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一万字三百块吧。”“哎哟喂，可真不多。”“你呢？”小伙子沉默一会，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罢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你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没有生活
很久很久以前并且忘记了是在哪儿，在我开始梦想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说过：“作家应该经常到生活中去。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得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好作品的。”那时我年少幼稚不大听得懂这句话，心想可有人不是在生活中吗？“没有生活”是不是说没有出生或者已经谢世？那样的话当然是没法儿写作，可这还用说么？然而很多年过去了，这句近乎金科玉律的话我还是不大听得懂，到底什么叫“没有生活”？“没有生活”到底是指什么？
也许是，有些生活叫生活或叫“有生活”有些生活不叫生活或者叫“没有生活”？如果是这样，如果生活已经划分成两类，那么当不当得成作家和写不写得出好作品，不是就跟出身一样全凭运气了么？要是你的生活恰恰属于“没有生活”的一类，那你就死了写作这条心吧。不是么？总归得有人生活在“没有生活”之中呀？否则怎样证实那条金科玉律的前提呢？
为了挽救那条金科玉律不至与宿命论等同，必得为生活在“没有生活”中而又想从事写作的人找个出路。（生活在“没有生活”中的人想写作，这已经滑稽，本身已构成对那金科玉律的不恭。先顾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指引他们到“有生活”的生活中去。然后只要到了那地方，当作家就比较地容易了，就像运输总归比勘探容易一样，到了那儿把煤把矿砂或者把好作品一筐一车地运回来就行了。但关键是“有生活”的生活在哪儿？就是说在作家和作品产生之前，必要先判断出“有生活”所在之方位。正如在采掘队或运输队进军之前，必要有勘探队的指引。真正的麻烦来了：由谁来判断它的方位？由作家吗？显然不合逻辑——在“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尚未确认之前，哪儿来的作家？那么，由非作家？却又缺乏说服力——在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前，根据什么来判断“有生活”所在之方位呢？而且这时候胡说白道极易盛行，公说在东，婆说在西，小叔子说在南，大姑子说在北，可叫儿媳妇听谁的？要是没有一条经过验证的根据，那岂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寻找所谓“有生活”么？岂不就等于说，任何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么？但这是那条金科玉律万难忍受的屈辱。光景看来挺绝望。万般无奈也许好吧就先退一步：就让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在未经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生活中自行产生吧，暂时忍受一下生活等于生活的屈辱，待第一批作家和作品出现之后就好办了就有理由划分“有生活”和“没有生活”的区域。可这岂止是危险这是覆巢之祸啊！这一步退让必使以后的作家找到不甘就范的理由，跟着非导致那条金科玉律的全线崩溃而不可——此中逻辑毫不艰涩。
也许是我理解错了，那条金科玉律不过是想说：麻木地终日无所用心地活着，虽然活过了但不能说其生活过了，虽然有生命但是不能说是“有生活”倘若这样我以为就不如把话说得更明确一点：无所用心地生活即所谓“没有生活”真若是这个意思我就终于听懂。真若是这样我们就不必为了写作而挑剔生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都可能是“有生活”也都可能是“没有生活”所有的人就都平等了，当作家就不是一种侥幸、不是一份特权、自己去勘探也不必麻烦别人了。
我希望“有生活”也并不是专指猎奇。
任何生活中都包含着深意和深情。任何生活中都埋藏着好作品。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能出现好作家。但愿我这理解是对的否则我就仍然不能听懂那条金科玉律，不能听懂这为什么不是一句废话。
一九九三年
也说散文热
正在出现着或者已经出现了，散文热。原因势必很多。我想到了两个。
一是因为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正如歌中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因而人们要看一看“里面的世界”即内心世界了。无论精彩，还是无奈，原来都依赖着这个里面的世界。这里面的世界存在着什么，发生着什么，终于成为一件值得更为关注的事，散文便时来运转被发现是游历于内心世界的一驾好车马。
二是因为，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它不像诗歌凭靠奇诡的天赋，又不像小说需要繁杂的技巧，它所倚重的是真切的情思。散文，其实是怎么写都行，写什么都行，谁都能写的，越是稚拙朴素越是见其真情和灼见。在散文中，是最难于卖弄主义的；好比理论家见亲娘，总也不至于还要论证其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大家说些久已想说的真话就完了。主义越少的地方，绝不是越寂寞的地方，肯定是越自由的地方。
还有，散文正以其内省的倾向和自由的天性侵犯着小说，二者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这是件好事。既不必保护散文的贞操，也用不着捍卫小说的领土完整，因为放浪的野合或痛苦地被侵犯之后，美丽而强健的杂种就要诞生了。这杂种势必要胜过它的父母。
一九九三年
随笔三则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意，这“强”唯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正越发地狂妄着。
科学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东西：舒适、方便、富足、长寿但同时也给了我们至少两件坏东西：不可遏制的享乐欲，和为此不可阻挡地掠夺自然。我不是圣徒，我很可能倒是个享乐主义者，人何必苦着自己呢？但是我在享乐中常常也想：人类的享乐可该有个止境么？如果没有，这地球是难免有一天被人类掠夺个干净的，剩一片沙漠埋无数白骨。
有人把人口增长的失控比喻为地球的癌症，这比喻形神具似非常恰当。癌症，就是一个本来和谐的生理结构中，忽然有一种细胞不可控制地猛增，以致杀死了别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我常以为，癌症，是上帝给全人类（并不是仅仅给比如吸烟者）的一种警告。
癌症未了，又来了爱滋病。如果癌症是上帝对人口增长失控的一种警告，爱滋病就很像是对享乐主义的一种警告了。（顺便说一句，我以为“爱滋”二字肯定用错了，那病绝非因爱滋生，而恰是因无爱的享乐所致，滥交和吸毒难道是爱么？）把无止境的享乐比喻为地球的爱滋病，也是形神具似十分地恰当。爱滋病是在贪婪的享乐中破坏了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使人失去了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而致死。同样，因为人类无节制的享乐，地球上的水正在被污染，森林和草原正在急剧减少，生态平衡（自然界的和平）正在人类疯狂的开发（旷日持久的一场对自然的战争）中无可挽回地毁坏着，致使地球生了病而且因其抗病和自身修复能力的丧失而越病越重了。我这样想：水、绿色、生态平衡，也许正是地球的自身免疫系统吧。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