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苏现象一个有益的探讨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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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苏——东湖中学女生，今年的高考分数445分，按照湖北省的高考分数线，这个分数只够上个独立学院，但幸运的她由于不俗的综合素质，被新加坡一所大学预录并获得高额奖学金。
于是乎“张孟苏”现象演变成对现行高考选拔制度的声讨——为什么在我们的高考“筛子”下，还会有被国外高校“捡漏”现象的发生？素质教育已推行了多年，但为什么“一张考卷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却岿然不动？
实事求是地将，现行的高考选拔制度的确有许多软肋，但如果以“张孟苏”现象为证，将现行的高考制度一棒子打死显然也有失公允。笔者以为，可以将“张孟苏”现象作为一个标本，来对高考制度改革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首先，张孟苏是一个特例，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录取张孟苏的新加坡圣杰管理学院驻湖北区总代表王达理先生表示，由于张孟苏综合素质很强，特别是英文表达能力突出，院方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评定才决定资助她到圣杰管理学院学习，张孟苏只是一个特例。这是其一；其二，张孟苏进入校方的视野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她在招聘现场没有赶上下雨，或者说助人为乐了却未被校方看到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了“张孟苏”现象。其三，校方对张孟苏的青睐，不排除还有另外的目的，正如王达理先生所言：“资助她去新加坡读书，未来也可以扩大学校的招生宣传影响。”看来校方也清楚，在中国的现行的高考制度下，作为新加坡的一所高校，录取一个相对低分的学生，会在民众中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或许，这是校方做的“秀”——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秀”
其次，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方式的确限制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却异常艰难。人才的选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考往小里说决定着千万个孩子、家庭的命运，往大里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高考的改革慎之又慎，这也是高考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况且，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照搬西方的模式、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一定就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与其毫无建树地对高考进行攻击、批判，不如静下心来为高考改革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笔者手头也有一个例子——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一篇题为他为什么逃离香港的大学（2007年3月27日），说的是一个姓汪的同学被香港理工大学录取后，由于适应不了当地的学习和生活，竟然退学回家，颇让人扼腕惋惜。在许多人眼里，香港应该算是素质教育的一方宝地，其选拔大学生的方式也与内地有着很大不同，但为什么经过他们选拔的学生也会铩羽而归呢？笔者以为，张孟苏也好，汪同学也好，都属特例，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再次，中国的高校培养人才的制度与国外高校不同。我国高校一直以来都是实行“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与国外的“宽进严出”或“宽进宽出”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淘汰分流的时间关口前移，二是入口竞争激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国外许多高校入学的门槛并不是很高，在高校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渐次淘汰的过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才是胜利者。而在中国，只有高分才能进入，只要进来了，就可以放松神经，轻松毕业拿到学历、学位。从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看，这种制度有着较大的弊端，所以由“严进宽出”逐步向“宽进严出”转变，应该是高校改革的趋势。而这个变革的过程，也是招生制度由“唯分数论”逐渐趋向全面、综合素质的考察过渡的过程。
要说打破常规的例子，其实不用去新加坡寻找，国内也不少。自2003年起，教育部已批准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等20所著名高校，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自主录取5%的新生，通过自主招生来选拔通过高考不容易发现的特殊才能学生。同样是武汉的文科考生，蒋方舟被清华大学的录取就是这一制度的伟大实践。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19岁共出版9部作品，被称为“美少女作家”的蒋方舟今年高考成绩561分，高出湖北文科一批线29分。今年1月，蒋方舟通过了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经过必要的考察程序后，清华大学采用自主招生的方式降60分录取了她。
而在网上，同样是打破常规的录取，为高孟苏叫好的多，对蒋方舟质疑的多，这也充分暴露出人们对高考改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对“唯分数论”的满腹怨气；另一方面，又对综合素质考核的标准、尺度、方式以及公平性等心存顾虑。我们应客观地看到，高考的改革一直在谨小慎微地进行中，现在高考的内容也由过去重点考察基础知识的积累过渡到重点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但高考制度的缺陷不是一人一时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教育专家、学校、家长等各方的通力合作，需要大量扎扎实实、创新细致的工作。
所以，笔者以为“张孟苏”现象不应该成为讨伐现行高考制度的一件利器，而应该视其为一个有益的标本，为我们探讨高考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张孟苏——东湖中学女生，今年的高考分数445分，按照湖北省的高考分数线，这个分数只够上个独立学院，但幸运的她由于不俗的综合素质，被新加坡一所大学预录并获得高额奖学金。
于是乎“张孟苏”现象演变成对现行高考选拔制度的声讨——为什么在我们的高考“筛子”下，还会有被国外高校“捡漏”现象的发生？素质教育已推行了多年，但为什么“一张考卷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却岿然不动？
实事求是地将，现行的高考选拔制度的确有许多软肋，但如果以“张孟苏”现象为证，将现行的高考制度一棒子打死显然也有失公允。笔者以为，可以将“张孟苏”现象作为一个标本，来对高考制度改革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首先，张孟苏是一个特例，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录取张孟苏的新加坡圣杰管理学院驻湖北区总代表王达理先生表示，由于张孟苏综合素质很强，特别是英文表达能力突出，院方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评定才决定资助她到圣杰管理学院学习，张孟苏只是一个特例。这是其一；其二，张孟苏进入校方的视野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她在招聘现场没有赶上下雨，或者说助人为乐了却未被校方看到的话，可能也就没有了“张孟苏”现象。其三，校方对张孟苏的青睐，不排除还有另外的目的，正如王达理先生所言：“资助她去新加坡读书，未来也可以扩大学校的招生宣传影响。”看来校方也清楚，在中国的现行的高考制度下，作为新加坡的一所高校，录取一个相对低分的学生，会在民众中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或许，这是校方做的“秀”——一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秀”
其次，一考定终身的选拔方式的确限制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却异常艰难。人才的选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高考往小里说决定着千万个孩子、家庭的命运，往大里说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以高考的改革慎之又慎，这也是高考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况且，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照搬西方的模式、简单的拿来主义也不一定就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与其毫无建树地对高考进行攻击、批判，不如静下心来为高考改革做一些有益的探索。
笔者手头也有一个例子——中国青年报曾刊登一篇题为他为什么逃离香港的大学（2007年3月27日），说的是一个姓汪的同学被香港理工大学录取后，由于适应不了当地的学习和生活，竟然退学回家，颇让人扼腕惋惜。在许多人眼里，香港应该算是素质教育的一方宝地，其选拔大学生的方式也与内地有着很大不同，但为什么经过他们选拔的学生也会铩羽而归呢？笔者以为，张孟苏也好，汪同学也好，都属特例，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再次，中国的高校培养人才的制度与国外高校不同。我国高校一直以来都是实行“严进宽出”的政策，这与国外的“宽进严出”或“宽进宽出”有着很大的不同，一是淘汰分流的时间关口前移，二是入口竞争激烈程度不可同日而语。国外许多高校入学的门槛并不是很高，在高校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渐次淘汰的过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才是胜利者。而在中国，只有高分才能进入，只要进来了，就可以放松神经，轻松毕业拿到学历、学位。从人才成长的规律来看，这种制度有着较大的弊端，所以由“严进宽出”逐步向“宽进严出”转变，应该是高校改革的趋势。而这个变革的过程，也是招生制度由“唯分数论”逐渐趋向全面、综合素质的考察过渡的过程。
要说打破常规的例子，其实不用去新加坡寻找，国内也不少。自2003年起，教育部已批准北大、清华、北京师范大学等20所著名高校，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自主录取5%的新生，通过自主招生来选拔通过高考不容易发现的特殊才能学生。同样是武汉的文科考生，蒋方舟被清华大学的录取就是这一制度的伟大实践。7岁开始写作，9岁出书，19岁共出版9部作品，被称为“美少女作家”的蒋方舟今年高考成绩561分，高出湖北文科一批线29分。今年1月，蒋方舟通过了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经过必要的考察程序后，清华大学采用自主招生的方式降60分录取了她。
而在网上，同样是打破常规的录取，为高孟苏叫好的多，对蒋方舟质疑的多，这也充分暴露出人们对高考改革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对“唯分数论”的满腹怨气；另一方面，又对综合素质考核的标准、尺度、方式以及公平性等心存顾虑。我们应客观地看到，高考的改革一直在谨小慎微地进行中，现在高考的内容也由过去重点考察基础知识的积累过渡到重点考察考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但高考制度的缺陷不是一人一时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教育专家、学校、家长等各方的通力合作，需要大量扎扎实实、创新细致的工作。
所以，笔者以为“张孟苏”现象不应该成为讨伐现行高考制度的一件利器，而应该视其为一个有益的标本，为我们探讨高考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