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行街2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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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七年我19岁，刚读到第一首“朦胧诗”才知道作家有作协，作协由文联领导，属于政府部门。宁波的文联所在地，就在人流鼎沸的药行街一幢小楼上。
说起我喜欢文学的缘故，当时也朦朦胧胧，现在回想，主要原因还是被语文课本里的美文所吸引，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某一天被心中的一段情诗所诱惑。因为这个喜欢，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就是在文联下属的一个摄影图片社做彩照扩印工。这可是一个技术工种，每月将近500元的工资，相比我16岁的弟弟初中肆业到工厂上班一个月38元的基本工资可算是高收入了。而对于回城知青的父母，在艰苦工作支撑家庭之余，看见孩子们的成长，我想，这就是一份天大的喜悦吧。
站在药行街220号的文联小楼里，我心中那份隐秘的喜悦，显然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像我心中同样隐秘的悲伤，因为高中时的早恋那爱情的逝去，也是同样无人知晓。。
这是一幢民国时期的小楼，典型的中西合璧。楼起三层，左右厢房，厢房朝街的墙都拆成了店面，一边是一个书画社，另一边是一个图片社；露天中庭不大，却适合摆放原先的盆栽和现在的自行车。里庭并无多少装饰，杂物书刊堆放其间，已经沦为过道。最里面靠墙处，是一个粗大的木楼梯，看着结实，旋转着拐上二楼，红漆扶手早已班驳。二楼铺着木地板，软软的，一走一颤，仿佛整个楼都是积木堆砌的，充满了小孩子或者老年人般危险的弹性。左边是领导办公室，右边是文学港编辑部，中间的庭上，摆着一张大大的乒乓球桌，挂着网呢。三楼的房间更加狭小，记得有一个书画装裱工坊，装裱的女子也有工笔仕女的样貌。
这幢小楼给我的印象中，最让我惬意和最让我充满幻想的地方，是二楼的窗前。都是中午时分。这个时候，二楼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领导和编辑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我可以一个人偷偷跑上来，拿着一本书坐在窗前，背向领导办公室，面朝主编室，仿佛这是一个仪式，可以吸取到无穷的文学气息，提升功力。主编室里是李建树老师，他见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欢天喜地，仿佛有说不完的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我有时候也会乘机路过一下，瞥一眼半开的门里他工作的样子，但总也看不真切，只感觉里面好多的书，他在书里面埋着，不知道在挖掘什么。其它编辑的房间也进去过，并不是窗明几净，全国知名诗人张建红老师的办公桌很小，靠着墙，暗手，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籍和刊物，还有很多信件和稿子。张建红老师高高瘦瘦的，那时30几岁，每次看到他总是见他推着一辆28寸的自行车，从小楼的大门进来，这个印象又因为在他的诗里也同样出现而记忆深刻。反倒是他笑起来，虽然胡子拉扎却充满青春阳光的活力模样，一次次地被时间磨损了去。
其实呢，坐在二楼的窗前看书，书是没看进去多少，除了文学的幻想，最多的是对这个小楼小资似的怀想。从一排玻璃竖窗看去，街上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已经探进了庭院，粗大的树叶和同样粗大的枝干，都沉浸在斑斑驳驳的光点里，唯一细腻的只有一线蓝天。露天庭院里的阴影，随着时间，慢慢地濡染着青石板的路。那路上仿佛快速地走动着白底黑面的布鞋，碎花布小腰和红头绳系着的长辫子，带动着民国的婢女，从家中出来。而我困在小楼里，困在一袭“五四”前夜的长衫里，不断地体会着爱情在我灵魂的莽野里拓展着她无比舒展的天空。
二
我确信那时候我的性格是内向的，甚至有点木讷，不通事务，完全不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当然，这个毛病以后也一直伴随着我，尤其是面对自己认为神圣的“文学和诗歌”时，几乎很少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在文联小楼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自己跑上楼去向编辑们请教，我相信在老师们的眼里，我始终是一个缺乏自信，害羞腼腆的大男孩。
和我一起进入图片社的方中，却是一个性格外向，阳光帅气的男孩。也许是他伯父是文联秘书长的缘故吧，他在文联小楼里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他个子比我高，腿长背宽，倒三角的体型，一头浓密略带卷曲的黑发，忧郁的眼神里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他喜欢书法，中国画和篆刻。当他知道我喜欢诗歌时，仿佛找到了艺术道路上的知音，每每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让我鉴赏，我哪有那个水平啊，只能凭着感觉胡乱说自己的印象。结果，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很快成了我们个人友谊的最好基石，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次，他特意告诉我张建红老师的爱人董敏在隔壁书画社当售货员，说是可以把我的诗歌习作通过她转给张建红老师去看看。其实，那时候我也没多少自以为正儿八经的诗歌习作，多的是那种只写给一个读者的所谓的情诗，所以我只能敷衍推脱，可是，终究架不住他的热情相邀。于是，他借着买宣纸和毛笔的由头，把我拖到了董敏面前。
董敏师母，年纪大概比我大六、七岁，那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他们的女儿，记得叫硕人，是诗经里出来的。可是，从师母的脸上看过去，却要比她实际年龄小得多，和我们图片社那些二十一、二岁的女孩比起来也差不多大。一双大大的眼睛，目光明亮、单纯，充满一种倾听的姿势。小巧的五官，脸型非常柔和，洋溢着一种江南人家水灵灵的天然之色，加上知识背景的渲染，按照现在的说法，师母有一种知性之美。她的穿着很朴素，当然，那时候大家也不富裕，可是和小楼里那些时髦艳丽的女孩子比起来，她的朴素，在当时的我看来却拥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独特的美丽。
师母的话不多，当她听说我也写诗并且想请张建红老师看看的时候，显然很高兴，说明天拿来就好。
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把自己精选的一些习作送到了师母手里，很快老师的批改就下来了，还带来了老师的一句话：多读书。
这以后我又送了几次，师母后来说一周送一次吧，晚上来老师家里，当面批改。
老师那时住在冷静街。一条幽暗、狭窄、老旧的小巷子里，只有一、两盏漆黑的电线杆上的路灯，亮着昏暗的灯光。晚上7、8点的时候，巷子里非常寂静，几乎看不到行人。不时有狗的叫声，冲着走过的影子在打招呼，让人意识到这是人类的一个居住点。不过，我那时在冷静街上走的时候，心情都不错，有时鼻子里闻到一股低矮老屋里飘散出来的炒菜的香味，总能体会到一种温馨的氛围。
老师住的是一幢四、五层楼的“新”式房子，与周围这些民国时期的破屋烂瓦比起来，这幢五、六十年代的楼，算是比较现代的了。我从来没有白天去过这幢楼，每次都是晚上7、8点的时候摸进去的，所以这楼给我的印象是一大块黑色，很高，很重，几乎遮蔽了黑夜。楼道里，那就更黑了，家家大门紧闭，杂物到处无序堆放，我高一脚，低一脚，仿佛在泥泞的墨汁里摸爬滚打。当我被老师打开房门时的灯光，淋得一身清爽，我都能觉得自己是一管雪白出鞘的狼毫了。
有时，开门的是老师家的小硕人，一个胖嘟嘟的小女孩，大眼睛，高额头，梳着小辫子，满脸都是灵光四溢的天真表情。
老师通常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橘黄的台灯下，总有看不完的书稿和写不完的诗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每次想起老师在陋室里伏案写诗的样子，都会联想起老师的诗歌为什么而流泪，默默地吟诵“我为今天而流泪/为人类于困扰之中犹存的那些东西而流泪/这是一种幸福，真正的幸福”（注1）那种人格的力量平凡而真实，总是让我想起人生中为理想的坚持而付出的无上勇气。
我的第一篇获奖诗歌，就是在这一期间写成的，也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老师指导的成果。那篇题名为诗歌生涯的习作，写的是我初涉诗歌的感受，六、七十行的篇幅，算是当时我写得最长的一首诗歌。初稿出来后，老师大为高兴，亲自帮我修饰了一些词句，然后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让我修改。说起来也很惭愧，在这之前，还没有一篇习作能让老师要求我修改的。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收下我这样一个高中才毕业，既没有深厚的文学阅读基础又没有最基本写作经验的如此差劲的学生。第一次认真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每一行，每一个用词，都必须仔细地推敲琢磨，用心摸索诗歌中的文理、情绪、节奏，反复地听取老师的意见，反复地修改。这一次修改，实实在在地，让我收获巨丰，给我以后的写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三
在小楼，露天中庭是一个开放型的公共社会区域，你可以听到向领导问候的恭敬语气，也可以听到对长辈尊敬称呼的热烈和拘谨，当然，最多的是人们推着自行车无拘无束的招呼声，以及年轻女孩子们家长里短的笑语。
小楼右边一侧都是图片社的天下，左边前面靠街的一间是书画社，后面是美术协会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关键是中间有一个传达室，那里的一部电话传承着70年代的风格，叫人的声音总能让小楼里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对电话这个现代化工具认识浅薄，只爱好写个信啥的，与人联络交流感情，根本想不到记住个电话号码告诉别人，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当那个每天在办公室和电话之间跑的美协女孩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吃惊，让我多年以后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心颤的一瞬间。
来电话的是我早恋对象，当时还藕断丝连的女同学。她的声音在电话里软软柔柔的，细细的嗓音，像一片洁白的羽毛，拂动着我心中不断出现的涟漪。
这以后，传达室里的电话铃声，成了我在彩照扩印机的轰鸣中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的唯一对象。我在机房里数着照片，看着书，学习着诗歌，孤独而忧郁地幻想着那个生命中谁也无法替代的女子，仿佛看见在北欧的海岸，一头栗色长发的索德格朗（注2），迎风而来。
那段自我哀伤和唯美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少时间，随着我的一篇纪念法国大革命160周年的征文文章获得好评，小楼里的气氛也热烈而诡异起来。
小楼里的年轻人都活跃了起来，而中老年人的脸上却都是一副尴尬怯懦的表情。美协那个空荡的大办公室，成了书法表演的现场，大家写出了大大的横幅和标语，仿佛要去过一个真正的“五四”青年节。老师是这群年轻人中的绝对领袖，他刚从北京回来，整个人挺拔伟岸，像一节崭新的火车头，带着一列车满满当当地无数人的意见和想法，在我们身边呼啸。
作为一个事件和一出独幕舞台剧，很快地在小楼的露天中庭，集合，演出，落幕了。老师失踪了。小道消息像四处流窜的老鼠，倾巢而出，不断肆虐着我脆弱的心脏。这一切，我看不懂，仿佛永远也看不懂。如果生活和人生必须通过无数的挫折和打击，来锻造我们坚强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那么我想，请让我默默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吧。
不久，图片社因为业务发展搬迁到了新的营业场所，我从小楼里走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去过药行街220号。现在的药行街，经过拓宽改造已经焕然一新，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丝一毫痕迹。小楼，突然凭空消失了。
也许只有在回忆里，我可以把小楼的大门紧紧关闭，把她据为己有，想象着青花瓷般葱茏的女子，带着柔柔软软的江南口音，缭绕在宁静的午后，听见那噔噔噔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岁月殷勤的问候。
2009－03－26
注1：力虹诗句引自陈超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650页。
注2：埃迪丝？索德格朗（1892－1923），芬兰瑞典语女诗人，北欧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创者。
一
八七年我19岁，刚读到第一首“朦胧诗”才知道作家有作协，作协由文联领导，属于政府部门。宁波的文联所在地，就在人流鼎沸的药行街一幢小楼上。
说起我喜欢文学的缘故，当时也朦朦胧胧，现在回想，主要原因还是被语文课本里的美文所吸引，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某一天被心中的一段情诗所诱惑。因为这个喜欢，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选择的第一个正式工作，就是在文联下属的一个摄影图片社做彩照扩印工。这可是一个技术工种，每月将近500元的工资，相比我16岁的弟弟初中肆业到工厂上班一个月38元的基本工资可算是高收入了。而对于回城知青的父母，在艰苦工作支撑家庭之余，看见孩子们的成长，我想，这就是一份天大的喜悦吧。
站在药行街220号的文联小楼里，我心中那份隐秘的喜悦，显然是没有人知道的，就像我心中同样隐秘的悲伤，因为高中时的早恋那爱情的逝去，也是同样无人知晓。。
这是一幢民国时期的小楼，典型的中西合璧。楼起三层，左右厢房，厢房朝街的墙都拆成了店面，一边是一个书画社，另一边是一个图片社；露天中庭不大，却适合摆放原先的盆栽和现在的自行车。里庭并无多少装饰，杂物书刊堆放其间，已经沦为过道。最里面靠墙处，是一个粗大的木楼梯，看着结实，旋转着拐上二楼，红漆扶手早已班驳。二楼铺着木地板，软软的，一走一颤，仿佛整个楼都是积木堆砌的，充满了小孩子或者老年人般危险的弹性。左边是领导办公室，右边是文学港编辑部，中间的庭上，摆着一张大大的乒乓球桌，挂着网呢。三楼的房间更加狭小，记得有一个书画装裱工坊，装裱的女子也有工笔仕女的样貌。
这幢小楼给我的印象中，最让我惬意和最让我充满幻想的地方，是二楼的窗前。都是中午时分。这个时候，二楼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领导和编辑们大都回家吃饭去了。我可以一个人偷偷跑上来，拿着一本书坐在窗前，背向领导办公室，面朝主编室，仿佛这是一个仪式，可以吸取到无穷的文学气息，提升功力。主编室里是李建树老师，他见人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欢天喜地，仿佛有说不完的好消息要告诉我们。我有时候也会乘机路过一下，瞥一眼半开的门里他工作的样子，但总也看不真切，只感觉里面好多的书，他在书里面埋着，不知道在挖掘什么。其它编辑的房间也进去过，并不是窗明几净，全国知名诗人张建红老师的办公桌很小，靠着墙，暗手，桌上堆满了高高的书籍和刊物，还有很多信件和稿子。张建红老师高高瘦瘦的，那时30几岁，每次看到他总是见他推着一辆28寸的自行车，从小楼的大门进来，这个印象又因为在他的诗里也同样出现而记忆深刻。反倒是他笑起来，虽然胡子拉扎却充满青春阳光的活力模样，一次次地被时间磨损了去。
其实呢，坐在二楼的窗前看书，书是没看进去多少，除了文学的幻想，最多的是对这个小楼小资似的怀想。从一排玻璃竖窗看去，街上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已经探进了庭院，粗大的树叶和同样粗大的枝干，都沉浸在斑斑驳驳的光点里，唯一细腻的只有一线蓝天。露天庭院里的阴影，随着时间，慢慢地濡染着青石板的路。那路上仿佛快速地走动着白底黑面的布鞋，碎花布小腰和红头绳系着的长辫子，带动着民国的婢女，从家中出来。而我困在小楼里，困在一袭“五四”前夜的长衫里，不断地体会着爱情在我灵魂的莽野里拓展着她无比舒展的天空。
二
我确信那时候我的性格是内向的，甚至有点木讷，不通事务，完全不知道“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当然，这个毛病以后也一直伴随着我，尤其是面对自己认为神圣的“文学和诗歌”时，几乎很少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在文联小楼工作的两、三年里，我从来没有一次自己跑上楼去向编辑们请教，我相信在老师们的眼里，我始终是一个缺乏自信，害羞腼腆的大男孩。
和我一起进入图片社的方中，却是一个性格外向，阳光帅气的男孩。也许是他伯父是文联秘书长的缘故吧，他在文联小楼里上上下下认识很多人。他个子比我高，腿长背宽，倒三角的体型，一头浓密略带卷曲的黑发，忧郁的眼神里散发着浓浓的艺术气息。他喜欢书法，中国画和篆刻。当他知道我喜欢诗歌时，仿佛找到了艺术道路上的知音，每每拿出自己的书法作品让我鉴赏，我哪有那个水平啊，只能凭着感觉胡乱说自己的印象。结果，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很快成了我们个人友谊的最好基石，使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有一次，他特意告诉我张建红老师的爱人董敏在隔壁书画社当售货员，说是可以把我的诗歌习作通过她转给张建红老师去看看。其实，那时候我也没多少自以为正儿八经的诗歌习作，多的是那种只写给一个读者的所谓的情诗，所以我只能敷衍推脱，可是，终究架不住他的热情相邀。于是，他借着买宣纸和毛笔的由头，把我拖到了董敏面前。
董敏师母，年纪大概比我大六、七岁，那时候他们夫妇已经有了他们的女儿，记得叫硕人，是诗经里出来的。可是，从师母的脸上看过去，却要比她实际年龄小得多，和我们图片社那些二十一、二岁的女孩比起来也差不多大。一双大大的眼睛，目光明亮、单纯，充满一种倾听的姿势。小巧的五官，脸型非常柔和，洋溢着一种江南人家水灵灵的天然之色，加上知识背景的渲染，按照现在的说法，师母有一种知性之美。她的穿着很朴素，当然，那时候大家也不富裕，可是和小楼里那些时髦艳丽的女孩子比起来，她的朴素，在当时的我看来却拥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独特的美丽。
师母的话不多，当她听说我也写诗并且想请张建红老师看看的时候，显然很高兴，说明天拿来就好。
第二天我就兴冲冲地把自己精选的一些习作送到了师母手里，很快老师的批改就下来了，还带来了老师的一句话：多读书。
这以后我又送了几次，师母后来说一周送一次吧，晚上来老师家里，当面批改。
老师那时住在冷静街。一条幽暗、狭窄、老旧的小巷子里，只有一、两盏漆黑的电线杆上的路灯，亮着昏暗的灯光。晚上7、8点的时候，巷子里非常寂静，几乎看不到行人。不时有狗的叫声，冲着走过的影子在打招呼，让人意识到这是人类的一个居住点。不过，我那时在冷静街上走的时候，心情都不错，有时鼻子里闻到一股低矮老屋里飘散出来的炒菜的香味，总能体会到一种温馨的氛围。
老师住的是一幢四、五层楼的“新”式房子，与周围这些民国时期的破屋烂瓦比起来，这幢五、六十年代的楼，算是比较现代的了。我从来没有白天去过这幢楼，每次都是晚上7、8点的时候摸进去的，所以这楼给我的印象是一大块黑色，很高，很重，几乎遮蔽了黑夜。楼道里，那就更黑了，家家大门紧闭，杂物到处无序堆放，我高一脚，低一脚，仿佛在泥泞的墨汁里摸爬滚打。当我被老师打开房门时的灯光，淋得一身清爽，我都能觉得自己是一管雪白出鞘的狼毫了。
有时，开门的是老师家的小硕人，一个胖嘟嘟的小女孩，大眼睛，高额头，梳着小辫子，满脸都是灵光四溢的天真表情。
老师通常坐在靠窗的书桌前，橘黄的台灯下，总有看不完的书稿和写不完的诗歌。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每次想起老师在陋室里伏案写诗的样子，都会联想起老师的诗歌为什么而流泪，默默地吟诵“我为今天而流泪/为人类于困扰之中犹存的那些东西而流泪/这是一种幸福，真正的幸福”（注1）那种人格的力量平凡而真实，总是让我想起人生中为理想的坚持而付出的无上勇气。
我的第一篇获奖诗歌，就是在这一期间写成的，也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老师指导的成果。那篇题名为诗歌生涯的习作，写的是我初涉诗歌的感受，六、七十行的篇幅，算是当时我写得最长的一首诗歌。初稿出来后，老师大为高兴，亲自帮我修饰了一些词句，然后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让我修改。说起来也很惭愧，在这之前，还没有一篇习作能让老师要求我修改的。真不知道老师为什么会收下我这样一个高中才毕业，既没有深厚的文学阅读基础又没有最基本写作经验的如此差劲的学生。第一次认真地修改自己的作品，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作。每一行，每一个用词，都必须仔细地推敲琢磨，用心摸索诗歌中的文理、情绪、节奏，反复地听取老师的意见，反复地修改。这一次修改，实实在在地，让我收获巨丰，给我以后的写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三
在小楼，露天中庭是一个开放型的公共社会区域，你可以听到向领导问候的恭敬语气，也可以听到对长辈尊敬称呼的热烈和拘谨，当然，最多的是人们推着自行车无拘无束的招呼声，以及年轻女孩子们家长里短的笑语。
小楼右边一侧都是图片社的天下，左边前面靠街的一间是书画社，后面是美术协会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名字已经记不起来了，关键是中间有一个传达室，那里的一部电话传承着70年代的风格，叫人的声音总能让小楼里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对电话这个现代化工具认识浅薄，只爱好写个信啥的，与人联络交流感情，根本想不到记住个电话号码告诉别人，所以从来没有想到还有人给我打电话。当那个每天在办公室和电话之间跑的美协女孩喊我名字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吃惊，让我多年以后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心颤的一瞬间。
来电话的是我早恋对象，当时还藕断丝连的女同学。她的声音在电话里软软柔柔的，细细的嗓音，像一片洁白的羽毛，拂动着我心中不断出现的涟漪。
这以后，传达室里的电话铃声，成了我在彩照扩印机的轰鸣中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的唯一对象。我在机房里数着照片，看着书，学习着诗歌，孤独而忧郁地幻想着那个生命中谁也无法替代的女子，仿佛看见在北欧的海岸，一头栗色长发的索德格朗（注2），迎风而来。
那段自我哀伤和唯美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少时间，随着我的一篇纪念法国大革命160周年的征文文章获得好评，小楼里的气氛也热烈而诡异起来。
小楼里的年轻人都活跃了起来，而中老年人的脸上却都是一副尴尬怯懦的表情。美协那个空荡的大办公室，成了书法表演的现场，大家写出了大大的横幅和标语，仿佛要去过一个真正的“五四”青年节。老师是这群年轻人中的绝对领袖，他刚从北京回来，整个人挺拔伟岸，像一节崭新的火车头，带着一列车满满当当地无数人的意见和想法，在我们身边呼啸。
作为一个事件和一出独幕舞台剧，很快地在小楼的露天中庭，集合，演出，落幕了。老师失踪了。小道消息像四处流窜的老鼠，倾巢而出，不断肆虐着我脆弱的心脏。这一切，我看不懂，仿佛永远也看不懂。如果生活和人生必须通过无数的挫折和打击，来锻造我们坚强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那么我想，请让我默默地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吧。
不久，图片社因为业务发展搬迁到了新的营业场所，我从小楼里走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去过药行街220号。现在的药行街，经过拓宽改造已经焕然一新，再也找不到当年的一丝一毫痕迹。小楼，突然凭空消失了。
也许只有在回忆里，我可以把小楼的大门紧紧关闭，把她据为己有，想象着青花瓷般葱茏的女子，带着柔柔软软的江南口音，缭绕在宁静的午后，听见那噔噔噔的脚步声，从楼梯口传来岁月殷勤的问候。
2009－03－26
注1：力虹诗句引自陈超著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650页。
注2：埃迪丝？索德格朗（1892－1923），芬兰瑞典语女诗人，北欧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