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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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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小说的阅读,常常是对我们固有经验的一番检验与挑战。读何玉茹中篇小说危险在别处(原载小说家1999年第6期)时,眼前会不时地叠现出另一些人物,另一些画面,那是二十年前的经典文本人生。

    于是,又找出路遥的人生重读。不能不说,这两个故事在时间背景和角色设置上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危险在别处中,叙述者明确表示所要讲述的故事“如果以改革开放为一条界限,那就是之前的故事了;如果这之前再以文化大革命为一条界限,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故事了”而在这个时候“人们就像在冬天的大雾里行走一样,有些懵懂,又有些不甘心,除了茫然地行走,还不知做任何其它的事情”较之于此,人生的故事发生时间似乎要推后一些,但就“包产到户”还未在高家村落实这一点而言,也处在一个旧之未去,新之将来的过渡时期。危险在别处的主要人物,一个是中学毕业回乡务农的小伙子李文虎,是个如高加林一般心高气盛而又敏感落寞的知识青年;一个是只上过几年小学的俊俏女子张美兰,其人见人爱的受宠度也绝不亚于高家村的刘巧珍。这样的两个人物似乎注定是要演绎一段“爱情故事”的,就像我们无从想象高加林和刘巧珍之间会没有“故事”可偏偏在这里,何玉茹让我们的期待落了空:“人生”有了另一种走法。

    刘巧珍心目中的伴侣是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因此,她对老实厚道、又颇有经济实力的乡间能人马栓没有感觉,而是将一腔柔情献给了落魄才子高加林。可到了李文虎这里,偏偏就改了门庭,虽然还是一样的才子落魄,但佳人的怜惜却再难觅得“知识”无法在爱情中发挥效力,他不能再凭借自己“知识分子”的“稀有”身份去赢得他所心爱的女子张美兰的芳心了。而让张美兰动情的人物,却是蹲过监狱的样板戏师傅周然,与此同时,这小女子还欣然承受着蛮横粗鲁的粉坊师傅吴大样的关爱──这不仅弄得一个李文虎“斯人独憔悴”也不免让我们这些读书人心中黯然,张美兰是怎么啦,放着一个“有文化”、“在精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不爱,却对那些油头粉面或粗鄙不堪的家伙温柔有加,是不是脑筋搭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张美兰也自有人家张美兰的眼光和标准,在妄下论断之前,很有必要看看周然和吴大样这两个为李文虎所不屑,而又被张美兰所接纳的男人究竟是何等人物。先说周然,在李文虎看来,张美兰“相”上周然是看中了他的长相。的确,像高加林一样,周然的“酷”是他吸引异性的一大优势。但我以为,周然之于张美兰的更大的引力,是他所擅长的样板戏,可以说,是样板戏凸显了周然的魅力,巩固了他在张美兰心中的地位。不要小看这样板戏,在“没有书看,没有电影看,没有音乐听”的时代“样板戏是唯一的精神食粮”因为他演戏的功夫好,连“蹲过监狱”这样触目惊心的污点都变得淡而又淡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样板戏就是当时的“主流文化”呀,而周然,无疑就是主流文化的操作者和代表者,是获得了主控权的话语者,相对于李文虎这个“边缘”人物而言,还是“中心”更加令人神往。当然,爱情的生发是很难用简单分明的因果逻辑式去推导的,并不是总像刘巧儿唱得那样:“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但是,我们同样也无法抹煞爱的社会性、历史性,所谓本质的、纯粹的爱只是一种观念的虚设。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美兰也会默许吴大样的关爱。诚然,吴大样粗鲁,吴大样跋扈,吴大样不可爱,但是,吴大样是粉坊的大师傅,就像人生里的马栓一样,也是乡间倍受推崇的能人。在乡间,吴师傅所拥有的技能和经验,不仅是重要的生活资本,也是重要的精神资本,这不仅赋予了他一些有形的权力,而且也使他在无形之中占据了乡村生活的中心位置。

    于是,很自然地,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张美兰和刘巧珍,谁的爱情抉择更真实,更符合实际?抑或说,路遥与何玉茹,谁笔下的乡村生活更真实?当然,我们可以用诸如典型、特例之类的解释来为各自的存在寻找依据,但在经验范畴和期待视野内,却很难避免类似的追问。其实,此类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以某种假设作前提的,即假定有一种外在于主体意识的、绝对的、不言自明的“原生态生活”在文学中存在。但是,这样的假设是不是能够成立呢?时间的流脉若不经意识的统摄、梳理,又怎能纳入历史的航道?这样一来,似乎连“真实”都成了一个可疑的概念,我们到底该怎样界定她,在怎样的层面言说她呢?追问到此,恐怕不能不借用那个经典的论断了: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因为,作家总是站在“此时”去书写“彼时”的,就像克罗齐所说的:“只有一种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够推动人们去考察过去的事实,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过去的事实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只要它一经和现在生活的兴趣结合起来就是如此。”所以说,尽管路遥与何玉茹所追溯的,是同一段客观意义上的“历史”但他们所真正关注的,却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当下”写于1981年的人生无疑感应了那个时代所高扬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中心话语旁落、价值多元的世纪末语境很难说没有对危险在别处──这部18年后诞生的“人生”产生影响。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她自己的文学精神,个人的书写,作为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会带上特定时代的烙印。由此说来,所谓文学的“真实”并不是说如何“高保真”地复制了“过去”而是说如何在“过去”中深刻地发掘并反思了现在。

    在从写作的“现在”向故事的“过去”回溯的精神之旅中,真实的、本质的东西发露了出来,这并非我们所说的日常现实,此时,日常现实变成了“真正的现实”“它是包含了不确定的种种可能性的未来的地平线,是惧怕或希望,是未设定的东西。”(保罗利科语)对日常经验的反思和批判是文学这一精神实践活动的特性和归旨,形而上的哲思、深刻的文化批判也正是经典之作诞生的标志。写到此,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捧读人生时,我不仅已没有了初读时的震撼和愉悦,而且,竟然极理智极清醒地读出小说的某些苍白和贫弱,意识到这一点,我不禁有些悲哀,时间真的是很残酷,也很公正,她能让辉煌黯淡下去,也能让平凡伟大起来。一个写作者的魅力,是需要岁月之河的沉潜与淘洗的。

    读过危险在别处,我曾与何玉茹有过一次电话长谈。我问她,如果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写这个题材,是不是也会写成人生?何玉茹沉吟了一下,说道:也许吧,大概我也会让张美兰爱上李文虎的。

    我笑了,我想,即使是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使有着同样的命运安排,同样的背景设置,何玉茹还是会写出她自己的味道来。其实“人生”的另一种走法,并不仅仅在于谁爱上了谁,谁又不爱谁,真正的差异,存在于看取“人生”的方式里,表现在逼问“人生”的力度上。

    老实说,还是危险在别处更吸引我些。较之于人生,它多了些暧昧,多了些游移,多了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生存之烦。很希望二十年后,自己能记着再读读这篇小说。

    毕竟,文学无法与时代相割裂,但伟大的文学必须是超越时代的。

    200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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