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生存的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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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意义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市场化经济促发的中国城市的真正蜕变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境遇的重要表征之一。工商业文明孕育下日趋成熟的都市不仅仅意味着支柱产业、巨额财富、高消费以及纷至沓来的机遇和挑战，它同时还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愈加苍白无力和新的观念意识、新的欲望和生命的勃勃生机。它以它的绚烂多姿，也以它的污浊和阴暗撞击着人们固有的世界，塑造着新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长久以来沉浸于乡村情感的作家们已无法再规避城市，直面城市已成为他们切入当下话语的必然选择。因此，考查近一个阶段的女性话语是无法忽略与之紧密关联的都市的。身居大都市的女作家们在受都市文化意识浸染的同时，也自然要对都市有所表达，这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对都市、对都市女性的着力书写上，身为都市女性，她们的言说本身即已隐含了都市的视角和立场。都市构成了都市女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约力量，同时也成为对这种生存的一种阐释。
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在渐趋孕育成熟的现代都市中，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男权价值体系的松动将更为尖锐的考验抛向女性，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尴尬、暧昧。欲望与欲望相互追逐、颠覆，选择与选择相互冲撞、制约，放弃与占有同样都令人心意回徨、黯然神伤。生存形态的复杂多元必然会带来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繁复多致、变动不居，而本文所更为关注的是具有写实风格的、如文论家派克所说的“从街道水平”观照都市的一类女性文本。这一类文本的写作者是遵循着写实主义立场，作为转型社会的转型书写者介入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的。面对城市的飞速变幻，尽管也许有过短暂的疏离和对抗，但还是能够把城市当作一种合理的存在接受下来，平和公允地审视它，从容稳健地书写它，而一份不可或缺的质疑和批判又使得话语和都市生存之间达成了既协调又矛盾的较为正常的关系。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世的缝隙间，她们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对都市生活的亲历中调整着创作的维度，以真淳的质询者的目光透视着都市女性生存的斑斓图景。她们的写作，深切地触摸到了都市文明之于女性生存的既提升又制约的矛盾性，真实地表达出都市的社会文化心理，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凸显了生存与话语的历时性和同构性。
一
新的文化形态总是在与旧有文化的价值冲突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进而进入人类的生存选择中。剧烈的文化冲突必然要引发社会深层心理的阵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古老的“胡同”中走出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嬗变期的阵痛。中国文人疏离城市的传统以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极大地影响制约了当代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因而新旧交替转换所引发的不适应感也就更为强烈。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写道：“一种文化的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与其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的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在早期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同样也能感受到初遇都市的“不安”这种“不安”主要源于女性对情感完满、精神超越的甚为强烈的渴求与物质、功利、平庸、机械的都市生活间的内在冲斥，它或者体现为对都市的逃避与排斥，或者通过对古典诗意、纯粹精神的皈依与捍卫试图达到对城市的疏离和超越。
唐颖的不要作声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狂乱躁动、寂寞无奈的内心世界，写出了都市生存的内在匮乏感、无所皈依的漂泊感。女主人公“我”尽管衣食无忧、有闲有钱，但生活已被貌似合理的规范和优雅精致的物质形式所窒息，面对都市“我”“除了想逃避，再也没有其他念头”在此，城市被感知为与精神性彼岸相绝然对立的“此岸”──冷漠、功利、平庸、浮华，丧失了深度意义和神性追求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对城市的最初观念中就包含着一种罪感，因为城市意味着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亵神的、反自然的，文本中罪感意识的凸显恰恰透露出在都市新生活的强力冲击和震荡下，女性个体与外部世界固有的正常联系断裂了，这种生存的断裂感导致了主体自我的焦虑，而焦虑体验又会大大强化对都市文化的否定性和异己性的认知。对都市的逃避实际上是对那种生存的制约力量的否定和超越，而“我”的痛苦就在于，这种力量已转化为一种惯性、甚而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我”的“心”是超拔、独立的，但“身体”却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那种困厄、迷失的“都市感觉”无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新的生存空间中，都市女性还缺乏建构主体生存的能力。但在结尾处“她”在音乐厅里突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嚎叫”作为一种象征，隐约表达出女性冲破世俗、修复梦想的渴念。
作为同一时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徐惠照的无穷洞则更着力于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弥合。从夏家三姐妹不同的经历和抉择中，可以透视出都市女性生存的多元取向。较之于永远在“回忆”里挣扎的浪漫主义者夏风和庸俗的市侩主义者夏雨，很显然，在妹妹夏雪──这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中，寄寓写作者更多的认同和理想，在她身上，已显露出新一代都市女性承担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小说同样也写出了夏雪的迷惘与困惑，但这份生存之烦与其说是来自“新”的强烈冲击，倒不如说是因为“旧”的过于滞重，社会的转型变革不仅催生了新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使旧有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山雨欲来的沉闷终于使夏雪决定远离上海，奔赴西北，对于她来说，这是主动抉择的结果，是一个成长的证明，但这毕竟也意味着对城市的回避与疏离。这与其说是出自夏雪寻梦的冲动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不如说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写作者的一种理念：城市消泯着诗意、理想和激情，也许只有在城市法则难以奏效的乡野边缘地带，才有可能保持信仰的独立和生命体验的自由。
都市女性对精神性生存的追求在横越（殷慧芬）中表现得更为纯粹。工厂女诗人宁檬所长久等待的，是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间和宁静中，忧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经历了情感创痛的宁檬倾心追求的，是一种甚至超越了柏拉图之恋的纯粹的精神吸引，她在寻找同类亦是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中竭力规避挣脱着男性的欲望，拒绝承受“性”的指认。但物欲世界里被无限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人们是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共鸣的，女性诗者命定地要背负着孤独前行。可是，两性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否真的存在？“诗意”的找寻是否意味着对欲望的绝然排斥？宁檬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必然要使她陷入自我割裂之中。横越的意义在于它窥破了都市女性臆想中的精神镜象，潜在地提出了女性生存经验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问题。
同时期的城市情人（裘山山）也涉及到了关于“纯粹”的命题。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都市女性于青自认为和农民企业家王路生的婚外情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看上去不相称”说明“他们完全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相互吸引，而不是由于世俗的某种目的走到一起的”但是，所谓本质的、纯粹的爱只是一种观念的虚设，它排斥着爱情的差异、对立、冲突而一味强调对象的纯粹性，可实质上对象的纯粹性是大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爱情”必然要接受理性与实利原则的检验，达成与现实的融合。一对情人的最终分手证明了横亘于两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是无法抹杀的，悬浮于现实生存之外的爱情虚设必然要造成对爱情自身的否定和贬抑。
但是，这个都市知识女性与农民企业家的爱情故事无疑又一次昭示了“乡野”的魅力“乡野”意味着自然、真纯、自由的意志和强悍的生命力，葆有着传统的道德责任良知，带有乡野气质的男性相对于那些自私、孱弱的高度城市化的男人而言，更能获得女性的情感认同。在广州女作家张欣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中，更让“白领丽人”们芳心大动的往往是那些冷峻、狂野、甚至越轨越矩但内心淳厚、良善的“西部牛仔”似的“硬汉”或者其貌不扬、憨厚笃实的农民。如朝野之于冬慧、安妮（伴你到黎明），罗小虫之于飘雪（首席），陆丰之于忆禅（永远的徘徊）而在无穷洞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一个漂泊异地多年，重新回归都市的“游子”斯忍。“男子汉”的形象设计中隐含着乡村/城市的二元关系式，女性话语通过凸显女性的情感价值，在对古典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肯定和张扬中，表达了对于城市的疑虑和失望。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往往还呼应着80年代启蒙话语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余响，侧重于表现都市生存的压抑感、无所皈依的精神流浪、世俗与理想的冲突等。这一时期的话语还未能在都市和女性之间建立起更为内在的联系，二者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特别是都市生存的物质构成性还未能得到深刻的体现，都市女性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还未能被充分的揭示出来。不过，隐含于早期话语中的质询主题──即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的冲撞回旋中建构女性生存，却如暗流一般，贯穿于这一阶段的都市女性话语，内在规定着话语的价值评判和精神旨归。
二
无论现代人是怎样地拒斥都市、怀恋田园，作为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都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个人应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早在20世纪初，德国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著名论文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就已作出了如此的忠告。的确“我们不必总是喋喋不休地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来临而惊慌，而怨尤；我们需要的是应变和创造。”（上海文学编者的话95/1）随着都市意识的日趋成熟，女作家们在感受着都市女性对生存的“应变和创造”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趋向，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立足于具体的生存环境，努力弥和着创作者和对象的距离，谋求文本与历史语境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对都市女性生存之匮乏和焦虑的冷静质询又使得这种源于女性共通体验的认同性书写中具有了超越的精神向度。
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是一种商业结构，市场是城市存在的基础，市场的统治必然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日趋瓦解，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性系统、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理念会重新规范都市人的生存准则、观念意识，书写都市人是无法脱离商业化的生存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对职业女性的着力书写正是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回应。经济体制的变革使这些都市女性的创造性潜能获得了空前的发挥，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一份颇具规模的事业赋予了她们更多的自信和魅力。无论是才情俱佳的“白领丽人”还是干练洒脱的商界女强人，她们在参与社会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独立奋斗的精神和对创痛压力的较强的心理承受力无不显示出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她们而言，执着于事业是源于确认自我的需求，同时也是基于对生存现状的深刻洞悉。经济独立是最基本的独立“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宿命是她们所极力要规避的。这种立足现实、关注自我的生存原则不仅激发出女性创造生活的热力，同时也引发了女性观念各个层面的变化。对于池莉笔下的新一代都市女性宜欣（你以为你是谁）、林珠（来来往往）而言，对爱的投入是真实的，而对现实生存法则的皈依同样也是真实的。她们奉行着“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爱情观，不把爱看作是生活的全部要义，一旦爱与她们所持守的生存理念发生抵牾，她们会清醒地舍爱而去。她们的确活得率性、自由、真实，反而让陆武桥、康伟业这些较为传统的男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无力把握了。在唐颖9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爱情神话也已对女性失去了曾经（有）的诱惑力，她们不再沉溺于爱的苦痛，而是迅速调整心态，谋求与现实利益的契合。她们的爱情、婚姻都已经过利益之网的严格过滤，追求的是现实的合理性，而不是纯粹和完美，她们已不愿意“为了一个空幻的梦，伤害或许更有价值的现实”（唐颖糜烂）。这不能不说是对男性期望中的“怨女”形象的改写，似乎是为了与这些“理智”的女性相映衬，唐颖笔下倒颇有几个痴心不改、依恋女人的男人，但此时的女人却已不再招之即回。女性话语对女性个体生存基本需求的认可和对经验世界中真实女性的寻求客观上反拨了被男权文化所神化、圣化的女性。
诚然，现代城市文明孕育催生出了女性意识的新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属于女性的“美丽新世界”已必然降临。女性话语一面张扬着职业女性自我担当生存的勇气，一面又揭示出男权意识依然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追求独立的尴尬境遇：“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看，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张欣绝非偶然）。“看不起”、“没人看”──几千年来女性“被看”的命运依然在现时代延续，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重的传统观念的错位使女性在找寻自身位置时疑虑重重。事实上，尽管妇女解放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女权观念已日益渗入到公众领域，但现代女性还是对那种为男性文化所架构的“受动型”角色频频顾惜。张欣小说中的商界女强人无论多么挥斥方遒、事业有成，在男人面前却都温柔有加，甚至曲意逢迎，表现出十足的女人味。徐坤的厨房中，成功女人枝子向她所心仪的男人示爱时，也“处心积虑”地选择了最为女性也最为传统的“厨房语言”正如西方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女性心理上都存在“避免成功”的动机，传统的女性教育肯定听从、依赖、被动等特征是女性性魅力的体现，这必然与成就事业女性所需要的品格特征──果敢、独立、有竞争力等发生抵牾，因而害怕被男性世界否认抛弃的女性往往要有意无意地抑制自身中的“独立”、“主动”的倾向来保全女性魅力。从女性话语对于理想的职业女性形象的苦心设计上，不难看出这种潜在的女性心理动机的影响。
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志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是很难挣脱受动局面、达临自由彼岸的。纪念中，殷慧芬从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直面都市的欲望之海。躁动着疯狂和热情的女记者纪念是作为欲望的主体契入男性世界的，但终究沦为男性欲望下的被动之“物”纪念以为她在与狄仁的缱绻中已获得了生命的完满自由，但这不过是出自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人娴熟的性技巧。由此，写作者戳破了女性的幻想，透视出男性文化操纵下的女性自我的空洞化。无独有偶，尽管枝子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地“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但面对她的无限柔情“一点都不想去对别人负责”的男人松泽的眼睛里“却始终是莫衷一是的虚无”现代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枝子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能够凭借自己的才情与智慧自由挥洒人生，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却一次次粉碎了她们的梦想。张梅的一系列小说如错觉、冬天的大排挡、各行其道等也都是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如寂的内心，写出了她们爱的幻想和错觉是如何在无情的男性世界中破灭。张梅的独到深刻处不仅仅在于揭示出现代都市里“爱”的匮乏，更在于她窥视到了女性对于幻觉的沉迷，对于错觉的错觉。在未婚女子敏雨看来，既然“错觉”能演绎出美妙浪漫的故事，既然都市本身就是个亦真亦幻的戏剧舞台，那么与其揭穿色情老手的骗局反而不如将错就错地“美丽”下去，其生活的空虚无聊已到了需要受骗和自欺来填充的地步（错觉）。在对女性欲望的谛视和书写中，女性话语潜在地提出了都市女性如何从欲望的钳制中挣脱而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都市女性话语也意识到商品经济下新的女性规范已经出现并揭示出物欲膨胀所造成的女性精神的破损。新潮丽人商晓燕（张欣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之所以与曾经抛弃她的总经理重归于好，是因为需要他的“财力和社会关系”她们那更具功利性的价值观念、直截了当的欲望方式无不与商品大潮一轰而起后的混乱无序状态相契合。作为市场经济大潮的顺应者，都市文明的既得利益者，她们敏感地捕捉到了掘金时代的物质性、包装性、流通性，对于女性魅力所具有的可流通、可交换和出售的公共价值，有着更为清醒实际的认识，并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寻找确立自身的位置。面对不耻言利、恣情潇洒的这一代，张欣借文中女主人公遵义的感慨，表达了写作者对于商品化生存的保留和质疑：“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练就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陈丹燕的女友间则探讨了都市女性的道德操守问题。精明的小敏与好友的丈夫有染，一无负担地做了一段临时情人，直接导致了好友的婚姻破裂。对她而言，情场游戏与谈婚论嫁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她对自身的女性魅力相当自信，并想获得一桩符合现实功利算计的婚姻。尽管创作者并未表现出过多道德审判的热情，但我们可以窥见到她对于某种伦理道德标准的依持。选择是自由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选择的自我承担，在一个道德普遍流失的时代里，女性的自我设计和利益估算是否已不必顾及道德的合理性因素？道德自律对当今都市女性的生存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价值？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它亦是人类在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的难题。
在金钱法则的操纵下，现代女性更深切地体会到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命题在90年代获得了它最现实、最功利的阐释，由高层次的物质消费所带来的“品味”和“情调”烘托出都市里愈加精致的“妇女生活”尽管严峻的现实还没有为超前的浪漫主义和充满解放性的自由情调提供孕育发展的土壤，但这并不妨碍那些都市女性们通过感性生活的最大限度的攫取来刻意营造明天的浪漫。正是在物质的魔幻之镜中，她们窥视到了虚幻的却又极富眩惑力的女性镜象，从而激发起她们更大程度上的自我陶醉、自我爱恋，主动地将自己转化为被动之“物”“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张梅孀居的喜宝）──这份现世、清醒的“女性宣言”源于与物欲之都的共识共谋。唐颖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对物质有着天然的敏感，因而物质的失落给她们带来的失落感也就更为强烈，唐颖写出了这种失落感并从中透射出女性精神世界的空虚、荒芜。爱妮（红颜）、宝宝（丽人公寓）们是将“物质”当作“精神”来爱的，物质已成为灵魂的重要依托，是她们填充虚空的救命稻草“她们知道美人色衰，就再也靠不住男人，靠得住的是男人给予的物质”（丽人公寓）。女性在占有物质并沉溺于物质的同时，也就使自身沦为物欲化的筹码。在唐颖所描摹的都市女性身上，往往会使人感受到张爱玲笔下那些旧上海女性的气息，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如今的都市女性已不必象曹七巧、白流苏那样在男权体制的重压下作着代价惨重的反抗，但历史的因袭没有“必然”地在时代的前进中湮灭，旧时代的幽灵在物化的都市生活中重新复活，金钱和肉体的交换反而变得更加直接，更加无所顾忌。糜烂中的苏晓卉如白流苏一样实践着“谋爱”即“谋生”的传统女性的生存“真谛”竭力要从物质匮乏时代的噩梦中走出，但物质充足以后，生命却不再丰满。唐颖以不无感伤的笔调写出了苏晓卉的空虚、寂寞、苦涩，但也同样揭示出当外界现实不足以构成残酷的挟迫时，恰恰是女性自身的寄生性、依附性的“痼疾”将她们引向一条无爱、无梦的悲剧之路。在此，女性话语并没有否认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但同时也以触目惊心的“物化”现实表达着这样的忧虑：一旦丧失了反思物质的能力，并将物质作为生存的旨归，那么女性不仅未能在商品大潮中确证自己，反而会再次陷入自我价值的迷失。
三
96/6上海文学编者的话中这样写到：“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松动的男权价值体系比之几千年僵硬的男权价值体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与尖锐性的考验。在这种考验面前，都市女性更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并不是抗争，而是自处问题，是在繁华世界中如何自怜、自珍、自强与自卫。”其实，齐美尔提出“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也决不是在倡导那种丧失了主体自由意志的无原则的妥协和屈就，他更为关注、也更为强调的是，在“压倒一切的社会力量中”怎样才能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创造性？面对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新状态中的尴尬、失落，女性话语所极力探寻的，也正是女性如何自守、自处的问题。
但是，一个躁动着欲望和疯狂的时代是拒绝“自守”的，张欣的一篇小说题目道出了这个时代的普遍症候：你没有理由不疯。世事的风水轮转让昔日的骄子宠儿谷兰感觉出自己活得状态不对，因为“无欲无求，在疯狂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一份散淡，并非就能保证日子过得开心、舒畅，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麻烦”但是对于她这株“空谷幽兰”而言，想“疯狂”也并不容易，对儿童生长素污染事件的调查重新唤起了她的正义与良知，使试图与民同疯的她又一次站到了“疯狂”的对立面。但正义的呼唤无法在无序、混乱、冷酷的现实中发生效力，捍卫正义的结果是谷兰家庭破裂、身心受创，爱慕她的男人也远走异乡，那么，憔悴不堪的谷兰还能无怨无悔地守住自己美好的天性吗？对此，我们和张欣一样都没有信心。张欣的另一篇岁月无敌讲述的也是一个女性自守的故事。如果说接受商品化的交换原则已成了试图在当今“市场”中立足的现代女性的宿命，那么，似乎是为了抗争这种“宿命”张欣特意设计了千姿这样的青春女性形象，让她在“混沌、虚假、拜金并且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最终守住了自己。但掩卷之后，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却是女性自守的艰难，若没有母亲方佩的教导、引领、人格魅力的感召甚至死亡的震撼，千姿又能坚守多久？
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异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它往往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胁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逐步转化为一种内在需要，让人自己来完成对自己的颠覆，这种自我的颠覆无疑构成了对主体性的更为深刻的否定。对于渴望安宁的家居生活的焱玉而言（殷慧芬焱玉），离家出走是被迫无奈的选择，但这反而成就了一个“白领丽人”不过，获得了世俗成功的焱玉却已无法再找回往昔的单纯、快乐与宁静，在绝望与空虚中，她一次次地放逐沉重的肉身，而且更为痛苦的是，焱玉清醒地意识到“主宰她的是她自己的心魔。因为她自己想放纵、想下贱。”来自于男性世界的伤害是这沉沦背后无法释怀的隐痛，它不仅碎灭了一个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之梦，而且摧毁了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和期待，并驱使着她通过非理性的自虐来麻痹自我、报复男人。在强大的女性主体还未能生成之前，女性自我内部的心魔往往源于男性权力的操纵控制。仿佛是为了与男性逻辑相间离，并为女性自守寻找新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充溢着“姊妹情谊”的温润。这里的“姊妹情谊”已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但那一个个体现着女性自身性别文化特质的都市姊妹圈确实让女性获得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互相支持、互相体慰中抚平男性带给她们的精神伤痛。不过，投入“姊妹”的怀抱在更多情况下是出于对残缺的异性爱的失望，而并非源于自觉反抗男权的女性立场。男性“他者”的介入往往造成女性间的相互鄙弃，同性关系本身的复杂微妙中也潜藏着危机“姊妹情谊”这一堡垒并不坚固，且难以向纵深处拓展。“丽人公寓”这一“方舟”似的构设带有更多的虚幻性质（唐颖丽人公寓），而林子对姊妹情的忠贞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张欣永远的徘徊），都市女性无法藉此来守住自我，救赎自我。
在一个价值多元、个体本位的文化语境中，话语者很难再以绝对主体自居，对生存作绝对权威性的表达和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种主导的价值取向和共通的经验规范已失去了被倡导的意义。因此，尽管我们不再奢望这一阶段的女性话语为我们规划出一幅理想的女性生存图景，但是我们有理由希望关乎于女性生存的更为合理的价值目标和内在依持能为话语所发现所表达。在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些小说中，已可感受到些许亮色，那属于女性的希望之光尽管还很朦胧、微弱，但毕竟在预示着某种令人欣喜的可能性。
徐惠照的折桂在一个颇多奢望的题目（月中折桂）下面所倾心表达的却是一份源于平实生活的女性感受。平民女子刘菊芳改变现状、跻身高层的愿望代表着转型期社会新兴市民阶层的一种普遍心理，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境况却是“全然没有人被她的善良和能干所打动”而她的痛苦在于当爱情幻梦被负心男人粉碎之后却仍然“不能够纵容自己现实”“总在高出自己生活的层面上去找佳偶”一次偶然的遭遇让她结识了近在咫尺的普通男人徐一新，恰恰是这个不在她期待视野中的男人，给了她一声已让她等了好久的承诺：“你肯替我来管这个家吗？”读到此，我们不禁和刘菊芳一样，有一种“蓦然回首”的感慨了“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现实并非只是“平庸”、“灰暗”的代名词，它同样隐含着浪漫和诗情。徐惠照所持守的女性现实观不是对现实的一味贴合屈从，而是导源于一份创造生活的执着自信。这种创造生活的坚韧与热力同样体现在潘向黎的无梦相随、变歌中。无论是奚宁，还是苏小描，较之于她们所爱的男人而言，更具有行动感，更多了一份承担现实的勇气。当男人们对爱情、生活已失去了热望，在痛苦的思想中“延宕”时，是女性引领着他们走出了泥沼。她们并非不知现实的严酷、梦想的脆弱，但却难能可贵地葆有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和韧性。如果说无梦相随中奚宁的抉择还带有几分忧伤的无奈，那么变歌中的苏小描则凭借着足够的生存智慧主动地去抉择、去创造，她的聪明、果敢、现实、浪漫，她的把握生活的力度，无疑为都市女性的生存开辟了新的思路。
在一个女性主体意识还相当贫弱的时代里，女性所守住的“自我”难免还存留着“他我”的阴影，但是，当女性以“不变”的姿态固守着女性的、同时也是人类根性的朴素、善美的时候，她们无疑为当下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质素。在“仁义”女子白大省（铁凝永远有多远）那种甘愿自我牺牲的、强烈的利他主义情怀中，不难窥见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与需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铁凝以善意的揶揄表达了她清醒的劝讽。但写作者更大的着力点却隐含在这样的追问中：在一个自私、冷漠、功利的空间里，在一个被高超的技巧、伪饰的纯洁、卖弄的风情所包裹所遮蔽的时代里，白大省的善良、纯洁、无私、宽容、正派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尽管执着于爱情的白大省一次次地情感受挫，尽管她也梦想着成为西单小六、小玢那样对男人具有强大诱惑力的“魔鬼”女人，但是她最终也无法拒绝自己善良的本能和纯洁的天性。尽管我们可以说白大省的选择是懵懂不明、缺乏理性的，但我们无法否认，正是白大省“不可救药”的“永远”和“不变”让我们这个淡漠永远的时代有了一些温情、一些感动。
女性的精神资源中，是不是隐含着对人类、对此在现实更有价值的东西呢？在致无尽岁月（池莉）那舒缓如歌的心理叙写背后，我们再次遭遇到了这样的女性命题。相对于大毛那个膨胀着无限的欲望、需求和无限扩张冲动的男人世界“我”则是文静平和、含蓄内敛的，相信直觉和体验，在成长的岁月中不断思寻着生命的本质，越来越执着于本心、依恋于故土对于不同的生存方式，写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厚此薄彼。但是，到底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成功男人大毛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追问下不能不说显出了餍足后的疲惫和苍白，而“我”的生活选择尽管一直为大毛所不解不屑，也并不符合社会公认的成功标准，但“我”的生命却越来越趋于澄明、快乐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女性的生命取向中，蕴涵着更为朴素、原初、更符合人性的精神资源呢？尽管池莉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当她以沉静的目光检视生命、叩问自我时，却难能可贵地为我们浮躁的当下捧出了一份属于女性、更属于人类的答卷。
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90年代”已被匆匆地划上了句号，但对于都市、对于女性生存的探讨还远未完结。在这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中，我们期待着女性书写者们不断审视经验和思维的前提，努力寻求合理的价值依凭，在对女性特殊的性别遭遇的关注中肩负起对现实世界的评判，为都市女性话语注入更具活力的新质。
原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
文本的意义同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有关。市场化经济促发的中国城市的真正蜕变是20世纪90年代历史境遇的重要表征之一。工商业文明孕育下日趋成熟的都市不仅仅意味着支柱产业、巨额财富、高消费以及纷至沓来的机遇和挑战，它同时还意味着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愈加苍白无力和新的观念意识、新的欲望和生命的勃勃生机。它以它的绚烂多姿，也以它的污浊和阴暗撞击着人们固有的世界，塑造着新的城市人格和市民精神。长久以来沉浸于乡村情感的作家们已无法再规避城市，直面城市已成为他们切入当下话语的必然选择。因此，考查近一个阶段的女性话语是无法忽略与之紧密关联的都市的。身居大都市的女作家们在受都市文化意识浸染的同时，也自然要对都市有所表达，这不仅仅体现在她们对都市、对都市女性的着力书写上，身为都市女性，她们的言说本身即已隐含了都市的视角和立场。都市构成了都市女性生存的背景和制约力量，同时也成为对这种生存的一种阐释。
较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将女性推到了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的生存境地。在渐趋孕育成熟的现代都市中，一方面生存空间的拓展为女性的自由发展和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她们似乎已从种种禁锢和规范中走了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但另一方面，女性在向生活的丰富深邃处挺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更多的困惑。男权价值体系的松动将更为尖锐的考验抛向女性，市场化的现实物质关系则使女性的精神追求变得尴尬、暧昧。欲望与欲望相互追逐、颠覆，选择与选择相互冲撞、制约，放弃与占有同样都令人心意回徨、黯然神伤。生存形态的复杂多元必然会带来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繁复多致、变动不居，而本文所更为关注的是具有写实风格的、如文论家派克所说的“从街道水平”观照都市的一类女性文本。这一类文本的写作者是遵循着写实主义立场，作为转型社会的转型书写者介入商品意识泛化的生存场的。面对城市的飞速变幻，尽管也许有过短暂的疏离和对抗，但还是能够把城市当作一种合理的存在接受下来，平和公允地审视它，从容稳健地书写它，而一份不可或缺的质疑和批判又使得话语和都市生存之间达成了既协调又矛盾的较为正常的关系。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世的缝隙间，她们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对都市生活的亲历中调整着创作的维度，以真淳的质询者的目光透视着都市女性生存的斑斓图景。她们的写作，深切地触摸到了都市文明之于女性生存的既提升又制约的矛盾性，真实地表达出都市的社会文化心理，不仅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话语的主导倾向和创作实绩，更重要的是在与当下时代的紧密契合中凸显了生存与话语的历时性和同构性。
一
新的文化形态总是在与旧有文化的价值冲突中确立自己的地位，进而进入人类的生存选择中。剧烈的文化冲突必然要引发社会深层心理的阵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古老的“胡同”中走出的城市也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嬗变期的阵痛。中国文人疏离城市的传统以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滞后极大地影响制约了当代作家与城市的关系，因而新旧交替转换所引发的不适应感也就更为强烈。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曾写道：“一种文化的青春期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和市民精神的青春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与其不能发生任何内在关系的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在早期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同样也能感受到初遇都市的“不安”这种“不安”主要源于女性对情感完满、精神超越的甚为强烈的渴求与物质、功利、平庸、机械的都市生活间的内在冲斥，它或者体现为对都市的逃避与排斥，或者通过对古典诗意、纯粹精神的皈依与捍卫试图达到对城市的疏离和超越。
唐颖的不要作声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狂乱躁动、寂寞无奈的内心世界，写出了都市生存的内在匮乏感、无所皈依的漂泊感。女主人公“我”尽管衣食无忧、有闲有钱，但生活已被貌似合理的规范和优雅精致的物质形式所窒息，面对都市“我”“除了想逃避，再也没有其他念头”在此，城市被感知为与精神性彼岸相绝然对立的“此岸”──冷漠、功利、平庸、浮华，丧失了深度意义和神性追求人类学研究表明，人类对城市的最初观念中就包含着一种罪感，因为城市意味着与自足世界的分离，是亵神的、反自然的，文本中罪感意识的凸显恰恰透露出在都市新生活的强力冲击和震荡下，女性个体与外部世界固有的正常联系断裂了，这种生存的断裂感导致了主体自我的焦虑，而焦虑体验又会大大强化对都市文化的否定性和异己性的认知。对都市的逃避实际上是对那种生存的制约力量的否定和超越，而“我”的痛苦就在于，这种力量已转化为一种惯性、甚而是一种内在的需要“我”的“心”是超拔、独立的，但“身体”却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那种困厄、迷失的“都市感觉”无疑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新的生存空间中，都市女性还缺乏建构主体生存的能力。但在结尾处“她”在音乐厅里突然发出的那一声“长长的、尖锐的嚎叫”作为一种象征，隐约表达出女性冲破世俗、修复梦想的渴念。
作为同一时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徐惠照的无穷洞则更着力于寻求理想与现实的弥合。从夏家三姐妹不同的经历和抉择中，可以透视出都市女性生存的多元取向。较之于永远在“回忆”里挣扎的浪漫主义者夏风和庸俗的市侩主义者夏雨，很显然，在妹妹夏雪──这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或者说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中，寄寓写作者更多的认同和理想，在她身上，已显露出新一代都市女性承担现实的勇气和智慧。小说同样也写出了夏雪的迷惘与困惑，但这份生存之烦与其说是来自“新”的强烈冲击，倒不如说是因为“旧”的过于滞重，社会的转型变革不仅催生了新的观念意识，同时也使旧有的种种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山雨欲来的沉闷终于使夏雪决定远离上海，奔赴西北，对于她来说，这是主动抉择的结果，是一个成长的证明，但这毕竟也意味着对城市的回避与疏离。这与其说是出自夏雪寻梦的冲动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不如说更大程度上代表了写作者的一种理念：城市消泯着诗意、理想和激情，也许只有在城市法则难以奏效的乡野边缘地带，才有可能保持信仰的独立和生命体验的自由。
都市女性对精神性生存的追求在横越（殷慧芬）中表现得更为纯粹。工厂女诗人宁檬所长久等待的，是一双“异性的又决非恋人的手，在一种梦幻的至善、至美的空间和宁静中，忧伤地、安慰地、没有任何威胁和欲念，也没有激情地握着你，于是你不再孤独寂寞”经历了情感创痛的宁檬倾心追求的，是一种甚至超越了柏拉图之恋的纯粹的精神吸引，她在寻找同类亦是寻找自我的精神之旅中竭力规避挣脱着男性的欲望，拒绝承受“性”的指认。但物欲世界里被无限需求与冲动所左右的男人们是难以与女性达到诗意共鸣的，女性诗者命定地要背负着孤独前行。可是，两性间纯而又纯的精神吸引是否真的存在？“诗意”的找寻是否意味着对欲望的绝然排斥？宁檬对女性性别身份的无法正视必然要使她陷入自我割裂之中。横越的意义在于它窥破了都市女性臆想中的精神镜象，潜在地提出了女性生存经验的合理性与真实性问题。
同时期的城市情人（裘山山）也涉及到了关于“纯粹”的命题。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都市女性于青自认为和农民企业家王路生的婚外情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看上去不相称”说明“他们完全是由于生命本身的相互吸引，而不是由于世俗的某种目的走到一起的”但是，所谓本质的、纯粹的爱只是一种观念的虚设，它排斥着爱情的差异、对立、冲突而一味强调对象的纯粹性，可实质上对象的纯粹性是大可令人怀疑的，特别是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爱情”必然要接受理性与实利原则的检验，达成与现实的融合。一对情人的最终分手证明了横亘于两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是无法抹杀的，悬浮于现实生存之外的爱情虚设必然要造成对爱情自身的否定和贬抑。
但是，这个都市知识女性与农民企业家的爱情故事无疑又一次昭示了“乡野”的魅力“乡野”意味着自然、真纯、自由的意志和强悍的生命力，葆有着传统的道德责任良知，带有乡野气质的男性相对于那些自私、孱弱的高度城市化的男人而言，更能获得女性的情感认同。在广州女作家张欣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中，更让“白领丽人”们芳心大动的往往是那些冷峻、狂野、甚至越轨越矩但内心淳厚、良善的“西部牛仔”似的“硬汉”或者其貌不扬、憨厚笃实的农民。如朝野之于冬慧、安妮（伴你到黎明），罗小虫之于飘雪（首席），陆丰之于忆禅（永远的徘徊）而在无穷洞中，最具男性魅力的也是一个漂泊异地多年，重新回归都市的“游子”斯忍。“男子汉”的形象设计中隐含着乡村/城市的二元关系式，女性话语通过凸显女性的情感价值，在对古典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肯定和张扬中，表达了对于城市的疑虑和失望。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都市女性话语往往还呼应着80年代启蒙话语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余响，侧重于表现都市生存的压抑感、无所皈依的精神流浪、世俗与理想的冲突等。这一时期的话语还未能在都市和女性之间建立起更为内在的联系，二者间的深层互动关系特别是都市生存的物质构成性还未能得到深刻的体现，都市女性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还未能被充分的揭示出来。不过，隐含于早期话语中的质询主题──即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欲望与诗情的冲撞回旋中建构女性生存，却如暗流一般，贯穿于这一阶段的都市女性话语，内在规定着话语的价值评判和精神旨归。
二
无论现代人是怎样地拒斥都市、怀恋田园，作为人类文明的必然趋势，都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个人应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早在20世纪初，德国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在他的著名论文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就已作出了如此的忠告。的确“我们不必总是喋喋不休地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来临而惊慌，而怨尤；我们需要的是应变和创造。”（上海文学编者的话95/1）随着都市意识的日趋成熟，女作家们在感受着都市女性对生存的“应变和创造”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趋向，从女性自身经验出发，立足于具体的生存环境，努力弥和着创作者和对象的距离，谋求文本与历史语境间的平衡关系，与此同时，对都市女性生存之匮乏和焦虑的冷静质询又使得这种源于女性共通体验的认同性书写中具有了超越的精神向度。
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是一种商业结构，市场是城市存在的基础，市场的统治必然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日趋瓦解，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性系统、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理念会重新规范都市人的生存准则、观念意识，书写都市人是无法脱离商业化的生存背景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话语对职业女性的着力书写正是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回应。经济体制的变革使这些都市女性的创造性潜能获得了空前的发挥，一份较为理想的工作，一份颇具规模的事业赋予了她们更多的自信和魅力。无论是才情俱佳的“白领丽人”还是干练洒脱的商界女强人，她们在参与社会竞争中所表现出的独立奋斗的精神和对创痛压力的较强的心理承受力无不显示出新时代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对她们而言，执着于事业是源于确认自我的需求，同时也是基于对生存现状的深刻洞悉。经济独立是最基本的独立“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宿命是她们所极力要规避的。这种立足现实、关注自我的生存原则不仅激发出女性创造生活的热力，同时也引发了女性观念各个层面的变化。对于池莉笔下的新一代都市女性宜欣（你以为你是谁）、林珠（来来往往）而言，对爱的投入是真实的，而对现实生存法则的皈依同样也是真实的。她们奉行着“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的爱情观，不把爱看作是生活的全部要义，一旦爱与她们所持守的生存理念发生抵牾，她们会清醒地舍爱而去。她们的确活得率性、自由、真实，反而让陆武桥、康伟业这些较为传统的男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无力把握了。在唐颖9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中，爱情神话也已对女性失去了曾经（有）的诱惑力，她们不再沉溺于爱的苦痛，而是迅速调整心态，谋求与现实利益的契合。她们的爱情、婚姻都已经过利益之网的严格过滤，追求的是现实的合理性，而不是纯粹和完美，她们已不愿意“为了一个空幻的梦，伤害或许更有价值的现实”（唐颖糜烂）。这不能不说是对男性期望中的“怨女”形象的改写，似乎是为了与这些“理智”的女性相映衬，唐颖笔下倒颇有几个痴心不改、依恋女人的男人，但此时的女人却已不再招之即回。女性话语对女性个体生存基本需求的认可和对经验世界中真实女性的寻求客观上反拨了被男权文化所神化、圣化的女性。
诚然，现代城市文明孕育催生出了女性意识的新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属于女性的“美丽新世界”已必然降临。女性话语一面张扬着职业女性自我担当生存的勇气，一面又揭示出男权意识依然占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追求独立的尴尬境遇：“想一想，女人真是麻烦，做花瓶让人看不起，做女强人又没人看，两者兼顾吧，就说你依靠背景，牺牲色相，总之不是因为你的努力和本事”（张欣绝非偶然）。“看不起”、“没人看”──几千年来女性“被看”的命运依然在现时代延续，觉醒的女性意识与滞重的传统观念的错位使女性在找寻自身位置时疑虑重重。事实上，尽管妇女解放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女权观念已日益渗入到公众领域，但现代女性还是对那种为男性文化所架构的“受动型”角色频频顾惜。张欣小说中的商界女强人无论多么挥斥方遒、事业有成，在男人面前却都温柔有加，甚至曲意逢迎，表现出十足的女人味。徐坤的厨房中，成功女人枝子向她所心仪的男人示爱时，也“处心积虑”地选择了最为女性也最为传统的“厨房语言”正如西方心理学家所发现的，女性心理上都存在“避免成功”的动机，传统的女性教育肯定听从、依赖、被动等特征是女性性魅力的体现，这必然与成就事业女性所需要的品格特征──果敢、独立、有竞争力等发生抵牾，因而害怕被男性世界否认抛弃的女性往往要有意无意地抑制自身中的“独立”、“主动”的倾向来保全女性魅力。从女性话语对于理想的职业女性形象的苦心设计上，不难看出这种潜在的女性心理动机的影响。
在一个依然由男性的意志欲望所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是很难挣脱受动局面、达临自由彼岸的。纪念中，殷慧芬从绝尘的象牙塔里走出，直面都市的欲望之海。躁动着疯狂和热情的女记者纪念是作为欲望的主体契入男性世界的，但终究沦为男性欲望下的被动之“物”纪念以为她在与狄仁的缱绻中已获得了生命的完满自由，但这不过是出自于一个深谙风月之道的男人娴熟的性技巧。由此，写作者戳破了女性的幻想，透视出男性文化操纵下的女性自我的空洞化。无独有偶，尽管枝子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地“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但面对她的无限柔情“一点都不想去对别人负责”的男人松泽的眼睛里“却始终是莫衷一是的虚无”现代都市包装、塑造了纪念、枝子这样的女性，她们似乎已能够凭借自己的才情与智慧自由挥洒人生，但物欲化的男性社会却一次次粉碎了她们的梦想。张梅的一系列小说如错觉、冬天的大排挡、各行其道等也都是将笔触伸向都市女性如寂的内心，写出了她们爱的幻想和错觉是如何在无情的男性世界中破灭。张梅的独到深刻处不仅仅在于揭示出现代都市里“爱”的匮乏，更在于她窥视到了女性对于幻觉的沉迷，对于错觉的错觉。在未婚女子敏雨看来，既然“错觉”能演绎出美妙浪漫的故事，既然都市本身就是个亦真亦幻的戏剧舞台，那么与其揭穿色情老手的骗局反而不如将错就错地“美丽”下去，其生活的空虚无聊已到了需要受骗和自欺来填充的地步（错觉）。在对女性欲望的谛视和书写中，女性话语潜在地提出了都市女性如何从欲望的钳制中挣脱而出的问题。
与此同时，都市女性话语也意识到商品经济下新的女性规范已经出现并揭示出物欲膨胀所造成的女性精神的破损。新潮丽人商晓燕（张欣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之所以与曾经抛弃她的总经理重归于好，是因为需要他的“财力和社会关系”她们那更具功利性的价值观念、直截了当的欲望方式无不与商品大潮一轰而起后的混乱无序状态相契合。作为市场经济大潮的顺应者，都市文明的既得利益者，她们敏感地捕捉到了掘金时代的物质性、包装性、流通性，对于女性魅力所具有的可流通、可交换和出售的公共价值，有着更为清醒实际的认识，并学会在现实的物质关系中寻找确立自身的位置。面对不耻言利、恣情潇洒的这一代，张欣借文中女主人公遵义的感慨，表达了写作者对于商品化生存的保留和质疑：“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练就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陈丹燕的女友间则探讨了都市女性的道德操守问题。精明的小敏与好友的丈夫有染，一无负担地做了一段临时情人，直接导致了好友的婚姻破裂。对她而言，情场游戏与谈婚论嫁是泾渭分明的两码事，她对自身的女性魅力相当自信，并想获得一桩符合现实功利算计的婚姻。尽管创作者并未表现出过多道德审判的热情，但我们可以窥见到她对于某种伦理道德标准的依持。选择是自由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对于选择的自我承担，在一个道德普遍流失的时代里，女性的自我设计和利益估算是否已不必顾及道德的合理性因素？道德自律对当今都市女性的生存又有着怎样的意义价值？这已不仅仅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它亦是人类在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必然遭遇的难题。
在金钱法则的操纵下，现代女性更深切地体会到生存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物质第一性”的哲学命题在90年代获得了它最现实、最功利的阐释，由高层次的物质消费所带来的“品味”和“情调”烘托出都市里愈加精致的“妇女生活”尽管严峻的现实还没有为超前的浪漫主义和充满解放性的自由情调提供孕育发展的土壤，但这并不妨碍那些都市女性们通过感性生活的最大限度的攫取来刻意营造明天的浪漫。正是在物质的魔幻之镜中，她们窥视到了虚幻的却又极富眩惑力的女性镜象，从而激发起她们更大程度上的自我陶醉、自我爱恋，主动地将自己转化为被动之“物”“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张梅孀居的喜宝）──这份现世、清醒的“女性宣言”源于与物欲之都的共识共谋。唐颖小说中的女性大都对物质有着天然的敏感，因而物质的失落给她们带来的失落感也就更为强烈，唐颖写出了这种失落感并从中透射出女性精神世界的空虚、荒芜。爱妮（红颜）、宝宝（丽人公寓）们是将“物质”当作“精神”来爱的，物质已成为灵魂的重要依托，是她们填充虚空的救命稻草“她们知道美人色衰，就再也靠不住男人，靠得住的是男人给予的物质”（丽人公寓）。女性在占有物质并沉溺于物质的同时，也就使自身沦为物欲化的筹码。在唐颖所描摹的都市女性身上，往往会使人感受到张爱玲笔下那些旧上海女性的气息，相隔半个世纪之后，如今的都市女性已不必象曹七巧、白流苏那样在男权体制的重压下作着代价惨重的反抗，但历史的因袭没有“必然”地在时代的前进中湮灭，旧时代的幽灵在物化的都市生活中重新复活，金钱和肉体的交换反而变得更加直接，更加无所顾忌。糜烂中的苏晓卉如白流苏一样实践着“谋爱”即“谋生”的传统女性的生存“真谛”竭力要从物质匮乏时代的噩梦中走出，但物质充足以后，生命却不再丰满。唐颖以不无感伤的笔调写出了苏晓卉的空虚、寂寞、苦涩，但也同样揭示出当外界现实不足以构成残酷的挟迫时，恰恰是女性自身的寄生性、依附性的“痼疾”将她们引向一条无爱、无梦的悲剧之路。在此，女性话语并没有否认物质追求的正当性，但同时也以触目惊心的“物化”现实表达着这样的忧虑：一旦丧失了反思物质的能力，并将物质作为生存的旨归，那么女性不仅未能在商品大潮中确证自己，反而会再次陷入自我价值的迷失。
三
96/6上海文学编者的话中这样写到：“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松动的男权价值体系比之几千年僵硬的男权价值体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与尖锐性的考验。在这种考验面前，都市女性更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并不是抗争，而是自处问题，是在繁华世界中如何自怜、自珍、自强与自卫。”其实，齐美尔提出“学会使自己适应城市”也决不是在倡导那种丧失了主体自由意志的无原则的妥协和屈就，他更为关注、也更为强调的是，在“压倒一切的社会力量中”怎样才能保持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创造性？面对20世纪90年代都市女性生存新状态中的尴尬、失落，女性话语所极力探寻的，也正是女性如何自守、自处的问题。
但是，一个躁动着欲望和疯狂的时代是拒绝“自守”的，张欣的一篇小说题目道出了这个时代的普遍症候：你没有理由不疯。世事的风水轮转让昔日的骄子宠儿谷兰感觉出自己活得状态不对，因为“无欲无求，在疯狂的物质诱惑面前保持一份散淡，并非就能保证日子过得开心、舒畅，生活本身就是这么麻烦”但是对于她这株“空谷幽兰”而言，想“疯狂”也并不容易，对儿童生长素污染事件的调查重新唤起了她的正义与良知，使试图与民同疯的她又一次站到了“疯狂”的对立面。但正义的呼唤无法在无序、混乱、冷酷的现实中发生效力，捍卫正义的结果是谷兰家庭破裂、身心受创，爱慕她的男人也远走异乡，那么，憔悴不堪的谷兰还能无怨无悔地守住自己美好的天性吗？对此，我们和张欣一样都没有信心。张欣的另一篇岁月无敌讲述的也是一个女性自守的故事。如果说接受商品化的交换原则已成了试图在当今“市场”中立足的现代女性的宿命，那么，似乎是为了抗争这种“宿命”张欣特意设计了千姿这样的青春女性形象，让她在“混沌、虚假、拜金并且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最终守住了自己。但掩卷之后，让我们感受最深的却是女性自守的艰难，若没有母亲方佩的教导、引领、人格魅力的感召甚至死亡的震撼，千姿又能坚守多久？
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异化力量是巨大的，而且，它往往不是通过外在的强制、胁迫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逐步转化为一种内在需要，让人自己来完成对自己的颠覆，这种自我的颠覆无疑构成了对主体性的更为深刻的否定。对于渴望安宁的家居生活的焱玉而言（殷慧芬焱玉），离家出走是被迫无奈的选择，但这反而成就了一个“白领丽人”不过，获得了世俗成功的焱玉却已无法再找回往昔的单纯、快乐与宁静，在绝望与空虚中，她一次次地放逐沉重的肉身，而且更为痛苦的是，焱玉清醒地意识到“主宰她的是她自己的心魔。因为她自己想放纵、想下贱。”来自于男性世界的伤害是这沉沦背后无法释怀的隐痛，它不仅碎灭了一个女人“相夫教子”的传统之梦，而且摧毁了她对这个世界的信心和期待，并驱使着她通过非理性的自虐来麻痹自我、报复男人。在强大的女性主体还未能生成之前，女性自我内部的心魔往往源于男性权力的操纵控制。仿佛是为了与男性逻辑相间离，并为女性自守寻找新的路径，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女性话语中充溢着“姊妹情谊”的温润。这里的“姊妹情谊”已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但那一个个体现着女性自身性别文化特质的都市姊妹圈确实让女性获得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互相支持、互相体慰中抚平男性带给她们的精神伤痛。不过，投入“姊妹”的怀抱在更多情况下是出于对残缺的异性爱的失望，而并非源于自觉反抗男权的女性立场。男性“他者”的介入往往造成女性间的相互鄙弃，同性关系本身的复杂微妙中也潜藏着危机“姊妹情谊”这一堡垒并不坚固，且难以向纵深处拓展。“丽人公寓”这一“方舟”似的构设带有更多的虚幻性质（唐颖丽人公寓），而林子对姊妹情的忠贞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张欣永远的徘徊），都市女性无法藉此来守住自我，救赎自我。
在一个价值多元、个体本位的文化语境中，话语者很难再以绝对主体自居，对生存作绝对权威性的表达和建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某种主导的价值取向和共通的经验规范已失去了被倡导的意义。因此，尽管我们不再奢望这一阶段的女性话语为我们规划出一幅理想的女性生存图景，但是我们有理由希望关乎于女性生存的更为合理的价值目标和内在依持能为话语所发现所表达。在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些小说中，已可感受到些许亮色，那属于女性的希望之光尽管还很朦胧、微弱，但毕竟在预示着某种令人欣喜的可能性。
徐惠照的折桂在一个颇多奢望的题目（月中折桂）下面所倾心表达的却是一份源于平实生活的女性感受。平民女子刘菊芳改变现状、跻身高层的愿望代表着转型期社会新兴市民阶层的一种普遍心理，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境况却是“全然没有人被她的善良和能干所打动”而她的痛苦在于当爱情幻梦被负心男人粉碎之后却仍然“不能够纵容自己现实”“总在高出自己生活的层面上去找佳偶”一次偶然的遭遇让她结识了近在咫尺的普通男人徐一新，恰恰是这个不在她期待视野中的男人，给了她一声已让她等了好久的承诺：“你肯替我来管这个家吗？”读到此，我们不禁和刘菊芳一样，有一种“蓦然回首”的感慨了“生活中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现实并非只是“平庸”、“灰暗”的代名词，它同样隐含着浪漫和诗情。徐惠照所持守的女性现实观不是对现实的一味贴合屈从，而是导源于一份创造生活的执着自信。这种创造生活的坚韧与热力同样体现在潘向黎的无梦相随、变歌中。无论是奚宁，还是苏小描，较之于她们所爱的男人而言，更具有行动感，更多了一份承担现实的勇气。当男人们对爱情、生活已失去了热望，在痛苦的思想中“延宕”时，是女性引领着他们走出了泥沼。她们并非不知现实的严酷、梦想的脆弱，但却难能可贵地葆有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和韧性。如果说无梦相随中奚宁的抉择还带有几分忧伤的无奈，那么变歌中的苏小描则凭借着足够的生存智慧主动地去抉择、去创造，她的聪明、果敢、现实、浪漫，她的把握生活的力度，无疑为都市女性的生存开辟了新的思路。
在一个女性主体意识还相当贫弱的时代里，女性所守住的“自我”难免还存留着“他我”的阴影，但是，当女性以“不变”的姿态固守着女性的、同时也是人类根性的朴素、善美的时候，她们无疑为当下时代提供了可贵的精神质素。在“仁义”女子白大省（铁凝永远有多远）那种甘愿自我牺牲的、强烈的利他主义情怀中，不难窥见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期待与需求──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铁凝以善意的揶揄表达了她清醒的劝讽。但写作者更大的着力点却隐含在这样的追问中：在一个自私、冷漠、功利的空间里，在一个被高超的技巧、伪饰的纯洁、卖弄的风情所包裹所遮蔽的时代里，白大省的善良、纯洁、无私、宽容、正派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尽管执着于爱情的白大省一次次地情感受挫，尽管她也梦想着成为西单小六、小玢那样对男人具有强大诱惑力的“魔鬼”女人，但是她最终也无法拒绝自己善良的本能和纯洁的天性。尽管我们可以说白大省的选择是懵懂不明、缺乏理性的，但我们无法否认，正是白大省“不可救药”的“永远”和“不变”让我们这个淡漠永远的时代有了一些温情、一些感动。
女性的精神资源中，是不是隐含着对人类、对此在现实更有价值的东西呢？在致无尽岁月（池莉）那舒缓如歌的心理叙写背后，我们再次遭遇到了这样的女性命题。相对于大毛那个膨胀着无限的欲望、需求和无限扩张冲动的男人世界“我”则是文静平和、含蓄内敛的，相信直觉和体验，在成长的岁月中不断思寻着生命的本质，越来越执着于本心、依恋于故土对于不同的生存方式，写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厚此薄彼。但是，到底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的需要，又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成功男人大毛的生活状态在这样的追问下不能不说显出了餍足后的疲惫和苍白，而“我”的生活选择尽管一直为大毛所不解不屑，也并不符合社会公认的成功标准，但“我”的生命却越来越趋于澄明、快乐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女性的生命取向中，蕴涵着更为朴素、原初、更符合人性的精神资源呢？尽管池莉从来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但是，当她以沉静的目光检视生命、叩问自我时，却难能可贵地为我们浮躁的当下捧出了一份属于女性、更属于人类的答卷。
伴随着新世纪的钟声“90年代”已被匆匆地划上了句号，但对于都市、对于女性生存的探讨还远未完结。在这不可逆转的都市化进程中，我们期待着女性书写者们不断审视经验和思维的前提，努力寻求合理的价值依凭，在对女性特殊的性别遭遇的关注中肩负起对现实世界的评判，为都市女性话语注入更具活力的新质。
原载小说评论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