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小说中的姊妹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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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情谊”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性别路线。面对父权制的压抑，女权主义者倡导建立一种超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以妇女为本体的统一战线。这一路线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它的号召下，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形成互勉互携、协同作战的社会群体。考察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不难发现她们往往会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置于“姊妹情谊”的关系模式之中。尽管在她那里“姊妹情谊”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创作主体也并非以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对它进行自觉地观照，但这样不妨碍我们借用这一概念并从性别的角度对张欣的作品加以分析。
为浮沉于喧嚣与躁动中的都市女性作一番心灵的透视是张欣近年来创作的着力点，但我们却无法藉此将之划归到女性主义者的行列。身在开放的大都市，张欣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人”1。事实上“沉静的心，古朴而陈醇的心意”2一直是深陷红尘的张欣所难以割舍的浪漫。她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掘金时代”的不可避免，同时又发出了“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弹”的喟叹。在“都市文学”这面极具现代感且充溢着物质欲望的大旗之下，张欣潜心经营的却是一片古意犹存的“稻香村”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古典情结的固守使张欣在物欲横流，声色犬马中找寻到一片精神的栖息地，可同时也正是因为渗透着男权话语的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留恋与认同，使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创作主体自身所压抑而无法张扬。在代表着“父”的“传统美德”的诱惑下，女性话语在意识的地表层下作着艰难的突围。
但属于女性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不可能被完全泯灭，性别意识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对世界人生有着诚挚关怀的女作家，张欣很难以“沉默的羔羊”的角色温柔恭顺地接受“父”的命名。她无法放弃对女性自我的寻找和确认，尽管这一自我命名的行动充满着犹疑、彷徨和痛苦的妥协。
欣赏“古人马上拱手作揖，依依惜别”的张欣，对现代人“永远生活在隔膜和猜疑里，友谊和爱情一样脆弱，一样什么都经不起”3的生存处境是颇为忧虑的。生活中的张欣有不少女性伙伴，甚至有女读者在读完她的小说后慕名前去和她做倾心长谈。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在交往中得到传递，丰富的心灵世界得以在交流中共享。也许正是感动于女性之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抚慰和体贴，张欣总是很有些偏爱地将“姊妹情谊”的温润和清纯灌注于笔下。海之和佳希、维沉和俐清、爱宛和可馨、飘雪和梦烟、忆禅和林子、朱菲和媛蓓、冰琦小米和婷如当这些美丽的名子结对出现在张欣的作品中时，我们便也感受到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体慰的相濡以沫的情感。
“姊妹情谊”是摆脱父权制的压抑和歧视、在女性中形成认同感要求的产物，她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关系，往往要比异性爱来得持久和稳定。张欣作品中“姊妹”们的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坎坷，特别是在经历了异性爱之后，她们仍能保持一种稳固的爱恋和依携。这种稳固常常反衬出异性爱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张欣在对“姊妹情谊”倾心关注的同时便也透露出了对异性爱的疏离和不信任。在张欣的都市生活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几个作者所欣赏、首肯的男性。他们往往平庸、自私、懦弱、浅薄，同时又以男性权威的自高自大指陈女人、控制女人。在名利美色的诱惑面前，他们极易乖乖就范。很显然，这样的异性爱难以产生吸引女性的魅力，特别是对那些才情俱佳的优秀女性而言。婚姻关系中精神世界的苍白使她们试图找到另一种补偿的方式，而异性爱带给她们的创痛更需要得到抚慰，因而“姊妹情谊”就具有了“精神疗养所”的作用；另一方面，诚如波伏娃所言：“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4女性文化的情感物质决定了女性对情感的需求多于男性，情感体验是女性生活经验的重要内容，代表着理智和规范的男性文化往往漠视甚至贬抑这种女性独特的生命律动，这就使得女性要努力找寻或营造一个体现自身文化物质的氛围“姊妹圈”使女性的情感需求获得相互间的认可。因而我们看到，爱宛在婚姻生活出现危机的时候跑到好友可馨那里(爱又如何)；佳希欣赏海之的“无比真实，坦言”由衷地感慨“这世界上只不能没有海兰，许多话跟男人说不清，只能倒给她，总能得到净化”（如戏）；沧桑历炼的俐清故意横刀夺爱，戳穿了维沉恋人的假面具，将维沉从爱情幼稚病中唤醒(亲情六处)此时“宁静的港湾”已不再是异性爱或以异性爱为主体的“家”的指称，它已成了“姊妹圈”的象征，使女性产生了一种回归母体的亲切感，因而我们也就理解了林子最终舍弃男友而固守了姊妹友谊的选择(永远的徘徊)。在友情与爱情的冲突中“姊妹情谊”以她难以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女性。
“姊妹情谊”的本质意义和深远内涵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知心女友的关系定位。在方佩与千姿这一对母女之间(岁月无敌)，寻常意义上的母爱固然令人感动，而那种源于女性内心的“丰富的痛苦”以及在痛苦经验之中升华出的女性的自我体认和对男性世界的认知则是方佩给予千姿的最宝贵的财富。女性共通的内心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母亲和女儿的角色意识。尽管在这场生存的战役中，母亲方佩是指挥和统领，而女儿千姿则是母亲构思的具体操作者，但并不是那种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维系着她们的协作。在现存的男权体制中找寻自己位置的努力，才是联系她们的真正精神纽带。母亲方佩以沧桑之后沉静的人格力量感染影响着千姿，她对千姿的引导基于她对自己过往生活的反省，她在塑造女儿的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的重塑。在与母亲协同作战的过程中，千姿由最初的被引领一步步走向了对自我的探寻。现实生存空间决定了她们必须互相扶助，形成坚固的堡垒以抵抗外界的侵蚀。“姊妹情谊”激发了自我意识的萌动、觉醒，同时也是对自我觉醒的确认和肯定。方佩作为母亲的形象在张欣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显得颇为独特。她不同于遵义的母亲，沉湎于编造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也不同于安妮的母亲黎微士，对年轻时的二流影星经历自恋自怜（伴你到黎明）；这两位母亲都曾被张欣通过她们女儿的目光加以微讽。作为男权话语的同谋和精美的复制品，她们很难和自己的女儿形成“姊妹情谊”的同盟。而方佩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母亲”的角色定位，则源于在她身上体现着张欣所认同的理想女性的特点：独立、自尊、富于智慧和爱心。
对“姊妹情谊”的关注潜在影响着张欣对女性的观照态度的选择。冷静、宽容、理解是她态度的基本倾向，这种观照态度也会投射在她所倾力塑造的女主人公身上。她们充当着“作者代言人”的角色，是作品的“叙述视点”通过她们的眼光审视都市女性的百态人生。应该说，对“古典”的回归使张欣很难欣然接受异己的东西，但她却努力避免着用“古典”去束缚去褒贬她的观照对象。在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遵义对自己丈夫的情妇——都市现代女性商晓燕的感慨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心态：“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炼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望洋兴叹”使“欣赏和品味”具有了隔膜感，也决定了价值评价和情感取舍的暧昧。实际上“异己”角色的世界是很难真正介入的，在张欣小说中控制叙述的，大都是她塑造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那一类：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苦苦徘徊的都市知识女性。因为这一类人物或叙述者承载着写作者对自身体验的审视，她能够丝丝入扣地把握她们的心态。相对而言“异己”角色们的面目相对模糊，无法介入的尴尬使叙述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为了不致于在武断与简单中使自己陷于偏颇，写作者就需要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视点。但宽容的态度不仅仅出于叙述策略的考虑，它更基于张欣对女性边缘处境的体认和对女性的整体观照。由“姊妹情谊”推而广之，女性处于边缘话语地位的共通体验弥合了女性个体间的差异。个体的生存状态是以整体的生存困境为大背景的“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深切的忧患感决定了张欣难以轻松地作出是非优劣的评判取舍。妒妇、怨妇的传统形象已不再是穗珠、何丽英、遵义们的归宿，尽管丈夫的外遇使她们痛苦，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她们都能以理智和平静的心态去试图理解自己的情敌。“他审”的同时也进行着“自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促使着女性“情敌”变同室操戈为携手互助，以独立的姿态共同放逐男人。
在张欣设置的爱情关系中“三角恋”是常用的模式，这里自然有通俗性和可读性的需要，但也正是透过这种不和谐的情感关系式，我们得以窥测到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病灶。“爱情三角”中，男性往往掌控着爱情的主动权，但江祖扬对爱的逃避，蔡丰收对爱的利用和漠视，以及焦跃平在犹豫不决之后对名利的皈依，最终使以他们为中心的三角恋发生了质变。异性爱并没有轻易地将飘雪和梦烟、海之和佳希、俐清和维沉的友情击碎，尽管她们也曾反目成仇，也曾心照不宣，也曾在爱的得与失中苦苦纠缠。但是，无论得到还是失去，异性爱最终都失去了它的原初魅力。“情敌”们在情感的失落和伤痛中体味着源于女性的共同经验，从而达到谅解和默契，同时又以至情至性的率真反衬出男性的孱弱和自私。梦烟用挥霍青春的极端方式去报复男性世界，这种“玩世”的态度并非写作者所欣赏。张欣已意识到冒险的巨额代价，但同时她也不可否认，正是梦烟以傲然的姿态完成了对男人的嘲笑和放逐。张欣通过她的作品潜在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她所钟情的女性在徘徊彷徨中无力前行，真正能够颠覆父权话语、与男性世界相抗衡的，也许正是梦烟、商晓燕、麦星、斑斑这些义无返顾、无所羁绊的现代都市女性们。
“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城市，无形中被许多新观念包围”的张欣，感到自己“常常会成为一个矛盾体”5“矛盾”也同样体现在她对女性、对“姊妹情谊”的观照态度上。一方面“姊妹圈”被设计成“温暖的港湾”；而另一方面，她的功能又仅仅局限在精神疗养上“姊妹情谊”只能充当女性的临时避难所，而很难成为傲立于男性世界的独立堡垒。对传统恋恋不舍的张欣不可能突破既定的性别观念走上累斯傧主义超性别意识的道路。她的“姊妹情谊”是对残缺的异性爱的暂时逃避和疏离，而不是决然的反抗和否定。“女人总是信誓旦旦地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女性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男人，是异性爱，无论这爱已是多么得千疮百孔。“姊妹”们对男权体系的自觉皈依削弱了“姊妹情谊”的战斗力，反而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婚姻爱情的润滑剂。受伤的女性一旦在“姊妹”身边平复了伤痛，便又立即回归到男性的怀抱。女权主义倡导的“姊妹情谊”是将妇女从家庭和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我更愿意抛弃形式上的极端主义而将这种“分离”理解为精神意义上的独立。张欣并非不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她力图通过“姊妹情谊”为女性确立一个支撑点。但张欣同样无法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她潜在地接受着这样的观念：女性的生存价值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生育繁殖在家庭生活中实现的。因而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往往在试图得到男性中心的确认时迷失。而一旦丧失精神的独立“姊妹情谊”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就无法发挥。
尽管从对男人的顶礼膜拜到对男性的平视俯视中显示了女性在书写世界和书写自己时的昂扬姿态，但在张欣笔下，无论是“寻找男子汉”还是“贬抑男人”都隐藏着女性对自身的贬抑和对男权中心的向往。女性的深层心理中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对男性人格的认知标准：“男人比女人要麻烦得多，男人在许多事情上只能沉默，并且万事不能输，这座自尊大厦由金钱、权力和美女建筑。这是颇有讲究的，完全是金钱和权力可以，完全是女人算怎么回事。”(掘金时代)在这里“男人更需要关怀”的感叹似乎流露出女性的自信与大度。“从奴隶到将军”从受施者到施予者，女性终于也扛起了“费厄泼赖”的大旗，但仔细分析起来，就可发现这种宽容大度同样是建立在女性的“自我贬抑”之上的。从一句“完全是女人算怎么回事”所包含的复杂情绪中，可以体味出那种对男权规则的无可奈何的默许和对男权压制的潜意识中的开脱。张欣还未能意识到这个“自尊大厦”正是由男性文化着力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女人逼出来的。男人之所以比女人麻烦，是因为他们所把持的父权体系在作祟，女人一厢情愿的“关怀”并不能“救赎”男人，从妒妇的怪圈中走出来的女人却又按照男人的期望走上了“奉献”的祭坛。实际上。张欣在设计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时，是无法逃避男性中心的文化预设的。“人含有复制与创造二重性的一次次行为使得传统无限地自我循环生殖”6，从张欣的女性构想中，可以看到以简爱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经典女性话语的影响。不过，如果说夏绿蒂勃朗特还能让她贫穷且并不漂亮的简爱凭借智慧和勇气，给予男性话语以有力一击的话，置身于20世纪的大都市中，不管那些简爱的中国姊妹们是多么地才貌俱佳、冰雪聪明，张欣也难以再建构起“简爱”式的神话，更无法超越她。正如简爱最终无法超越她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妄图以求赎者的姿态完成对男人的拯救。
张欣在肯定“姊妹情谊”的同时，也看到了同性关系本身的复杂微妙中潜藏的危机。陈染在无处告别中曾表达了她对同性友情的相当深刻的体悟:“与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这需要她们彼此互相深刻地欣赏、爱慕、尊重和为之感动。同时还要有一种非精神化的自然属性的互不排斥甚至喜爱。”源于女性自然天性的弱质和被男人所异化的历史积淀使女性间的交往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无雪的冬天中，尽管媛蓓和宋萍是一对好友，但“她们都间对方封闭着一扇窗”“没有虚荣心，没有看重面子就没有女人，再知心，也不愿暴露出所有的弱处，落得一个让人不得不悲悯的地位。”而佳希也不愿总到海之那里化解痛苦，因为“自己都嫌自己”自卑情绪强化了女性的心理防御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而阻碍着“姊妹情谊”向纵深处拓展。
再者“姊妹情谊”这一概念本身在女性主义研究范围内也是引起颇多争议的。一层含义是将之看作“妇女由于其独特的性别特征。而形成的特殊的妇女之间的关系”这种家庭亲情般的感情与男性世界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另一层含义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反压迫运动联系起来；而与之不同的看法则认为以上两层含义都忽视了妇女之间由于种族、阶级、民族不同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过于概括化了7。从张欣所建构的“姊妹圈”中我们也可看出“姊妹们”大都属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都市的“白领丽人”阶层，出身和文化背景的相近决定了她们更易产生亲和力，结成姊妹亲情，而社会层次的悬殊、文化氛围的差异则使女性间难以连结起情感的纽带。由此可见“姊妹情”是个较为理想的概念，受着诸多局限“四海之内皆姊妹”的女性共同团结抗争之梦在现实中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张欣在表现女性“在爱情和友谊相冲突时的那种无奈”时，认为女人“只有可能在这类的问题上才出现永远的徘徊”8。林子对“姊妹情谊”的忠贞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真实的境况比小说糟得多”9。对现实境遇的批判是为了努力使一种理想性的可能成为未来的现实。张欣在试图为女性找寻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但现实困境和女性自身的局限决定了张欣在批判的同时又不可能从无奈的认同中抽身而退，她注定要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一起徘徊在幽幽暗暗之中。“徘徊”是张欣在批判与认同中对自身位置的反思，也是女性寻找自我的真实状态的写照。但是，对于试图探寻出路的张欣和她的姊妹们而言“徘徊”不是对生存境遇的积极迎战方式，也不是女性确认自身的话语，如何使徘徊不再“永远”已成为张欣和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注释：
1张欣：但愿心如故，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1期。
2同1。
3张欣：人生无处不沧桑，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4期。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页。
5同1。
6孟晖：我的小说观，钟山1994年第2期。
7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35页。
8张欣：不是案例，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3期。
9同8。
“姊妹情谊”源于西方女权主义者所倡导的性别路线。面对父权制的压抑，女权主义者倡导建立一种超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制度的以妇女为本体的统一战线。这一路线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它的号召下，妇女从家庭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形成互勉互携、协同作战的社会群体。考察张欣笔下的都市女性，不难发现她们往往会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置于“姊妹情谊”的关系模式之中。尽管在她那里“姊妹情谊”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话语，创作主体也并非以激进的女权主义的目光对它进行自觉地观照，但这样不妨碍我们借用这一概念并从性别的角度对张欣的作品加以分析。
为浮沉于喧嚣与躁动中的都市女性作一番心灵的透视是张欣近年来创作的着力点，但我们却无法藉此将之划归到女性主义者的行列。身在开放的大都市，张欣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比较传统的人”1。事实上“沉静的心，古朴而陈醇的心意”2一直是深陷红尘的张欣所难以割舍的浪漫。她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掘金时代”的不可避免，同时又发出了“古典虽自爱，今人已不弹”的喟叹。在“都市文学”这面极具现代感且充溢着物质欲望的大旗之下，张欣潜心经营的却是一片古意犹存的“稻香村”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古典情结的固守使张欣在物欲横流，声色犬马中找寻到一片精神的栖息地，可同时也正是因为渗透着男权话语的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情感和价值观念的留恋与认同，使作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创作主体自身所压抑而无法张扬。在代表着“父”的“传统美德”的诱惑下，女性话语在意识的地表层下作着艰难的突围。
但属于女性的独特的生命体验不可能被完全泯灭，性别意识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对世界人生有着诚挚关怀的女作家，张欣很难以“沉默的羔羊”的角色温柔恭顺地接受“父”的命名。她无法放弃对女性自我的寻找和确认，尽管这一自我命名的行动充满着犹疑、彷徨和痛苦的妥协。
欣赏“古人马上拱手作揖，依依惜别”的张欣，对现代人“永远生活在隔膜和猜疑里，友谊和爱情一样脆弱，一样什么都经不起”3的生存处境是颇为忧虑的。生活中的张欣有不少女性伙伴，甚至有女读者在读完她的小说后慕名前去和她做倾心长谈。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在交往中得到传递，丰富的心灵世界得以在交流中共享。也许正是感动于女性之间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抚慰和体贴，张欣总是很有些偏爱地将“姊妹情谊”的温润和清纯灌注于笔下。海之和佳希、维沉和俐清、爱宛和可馨、飘雪和梦烟、忆禅和林子、朱菲和媛蓓、冰琦小米和婷如当这些美丽的名子结对出现在张欣的作品中时，我们便也感受到了一种互相支持、互相体慰的相濡以沫的情感。
“姊妹情谊”是摆脱父权制的压抑和歧视、在女性中形成认同感要求的产物，她是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关系，往往要比异性爱来得持久和稳定。张欣作品中“姊妹”们的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在经历了多年的风雨坎坷，特别是在经历了异性爱之后，她们仍能保持一种稳固的爱恋和依携。这种稳固常常反衬出异性爱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张欣在对“姊妹情谊”倾心关注的同时便也透露出了对异性爱的疏离和不信任。在张欣的都市生活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几个作者所欣赏、首肯的男性。他们往往平庸、自私、懦弱、浅薄，同时又以男性权威的自高自大指陈女人、控制女人。在名利美色的诱惑面前，他们极易乖乖就范。很显然，这样的异性爱难以产生吸引女性的魅力，特别是对那些才情俱佳的优秀女性而言。婚姻关系中精神世界的苍白使她们试图找到另一种补偿的方式，而异性爱带给她们的创痛更需要得到抚慰，因而“姊妹情谊”就具有了“精神疗养所”的作用；另一方面，诚如波伏娃所言：“在人类的经验中，男性故意对一个领域视而不见，从而失去了对这一领域的思考能力，这个领域就是女人的生活经验。”4女性文化的情感物质决定了女性对情感的需求多于男性，情感体验是女性生活经验的重要内容，代表着理智和规范的男性文化往往漠视甚至贬抑这种女性独特的生命律动，这就使得女性要努力找寻或营造一个体现自身文化物质的氛围“姊妹圈”使女性的情感需求获得相互间的认可。因而我们看到，爱宛在婚姻生活出现危机的时候跑到好友可馨那里(爱又如何)；佳希欣赏海之的“无比真实，坦言”由衷地感慨“这世界上只不能没有海兰，许多话跟男人说不清，只能倒给她，总能得到净化”（如戏）；沧桑历炼的俐清故意横刀夺爱，戳穿了维沉恋人的假面具，将维沉从爱情幼稚病中唤醒(亲情六处)此时“宁静的港湾”已不再是异性爱或以异性爱为主体的“家”的指称，它已成了“姊妹圈”的象征，使女性产生了一种回归母体的亲切感，因而我们也就理解了林子最终舍弃男友而固守了姊妹友谊的选择(永远的徘徊)。在友情与爱情的冲突中“姊妹情谊”以她难以抗拒的魅力征服了女性。
“姊妹情谊”的本质意义和深远内涵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知心女友的关系定位。在方佩与千姿这一对母女之间(岁月无敌)，寻常意义上的母爱固然令人感动，而那种源于女性内心的“丰富的痛苦”以及在痛苦经验之中升华出的女性的自我体认和对男性世界的认知则是方佩给予千姿的最宝贵的财富。女性共通的内心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母亲和女儿的角色意识。尽管在这场生存的战役中，母亲方佩是指挥和统领，而女儿千姿则是母亲构思的具体操作者，但并不是那种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维系着她们的协作。在现存的男权体制中找寻自己位置的努力，才是联系她们的真正精神纽带。母亲方佩以沧桑之后沉静的人格力量感染影响着千姿，她对千姿的引导基于她对自己过往生活的反省，她在塑造女儿的同时也进行着自身的重塑。在与母亲协同作战的过程中，千姿由最初的被引领一步步走向了对自我的探寻。现实生存空间决定了她们必须互相扶助，形成坚固的堡垒以抵抗外界的侵蚀。“姊妹情谊”激发了自我意识的萌动、觉醒，同时也是对自我觉醒的确认和肯定。方佩作为母亲的形象在张欣的女性人物画廊中显得颇为独特。她不同于遵义的母亲，沉湎于编造琼瑶式的爱情故事（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也不同于安妮的母亲黎微士，对年轻时的二流影星经历自恋自怜（伴你到黎明）；这两位母亲都曾被张欣通过她们女儿的目光加以微讽。作为男权话语的同谋和精美的复制品，她们很难和自己的女儿形成“姊妹情谊”的同盟。而方佩之所以能够超越传统“母亲”的角色定位，则源于在她身上体现着张欣所认同的理想女性的特点：独立、自尊、富于智慧和爱心。
对“姊妹情谊”的关注潜在影响着张欣对女性的观照态度的选择。冷静、宽容、理解是她态度的基本倾向，这种观照态度也会投射在她所倾力塑造的女主人公身上。她们充当着“作者代言人”的角色，是作品的“叙述视点”通过她们的眼光审视都市女性的百态人生。应该说，对“古典”的回归使张欣很难欣然接受异己的东西，但她却努力避免着用“古典”去束缚去褒贬她的观照对象。在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中，遵义对自己丈夫的情妇——都市现代女性商晓燕的感慨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心态：“她一向觉得自己已经炼得刀枪不入，其实不然，她只属于她自己的时代，对于商晓燕那样的女孩子，欣赏和品味都可以，剩下的就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望洋兴叹”使“欣赏和品味”具有了隔膜感，也决定了价值评价和情感取舍的暧昧。实际上“异己”角色的世界是很难真正介入的，在张欣小说中控制叙述的，大都是她塑造起来最为得心应手的那一类：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苦苦徘徊的都市知识女性。因为这一类人物或叙述者承载着写作者对自身体验的审视，她能够丝丝入扣地把握她们的心态。相对而言“异己”角色们的面目相对模糊，无法介入的尴尬使叙述多少有些力不从心。为了不致于在武断与简单中使自己陷于偏颇，写作者就需要采取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视点。但宽容的态度不仅仅出于叙述策略的考虑，它更基于张欣对女性边缘处境的体认和对女性的整体观照。由“姊妹情谊”推而广之，女性处于边缘话语地位的共通体验弥合了女性个体间的差异。个体的生存状态是以整体的生存困境为大背景的“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深切的忧患感决定了张欣难以轻松地作出是非优劣的评判取舍。妒妇、怨妇的传统形象已不再是穗珠、何丽英、遵义们的归宿，尽管丈夫的外遇使她们痛苦，但在痛苦的抉择之后，她们都能以理智和平静的心态去试图理解自己的情敌。“他审”的同时也进行着“自审”“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促使着女性“情敌”变同室操戈为携手互助，以独立的姿态共同放逐男人。
在张欣设置的爱情关系中“三角恋”是常用的模式，这里自然有通俗性和可读性的需要，但也正是透过这种不和谐的情感关系式，我们得以窥测到现代社会两性关系的病灶。“爱情三角”中，男性往往掌控着爱情的主动权，但江祖扬对爱的逃避，蔡丰收对爱的利用和漠视，以及焦跃平在犹豫不决之后对名利的皈依，最终使以他们为中心的三角恋发生了质变。异性爱并没有轻易地将飘雪和梦烟、海之和佳希、俐清和维沉的友情击碎，尽管她们也曾反目成仇，也曾心照不宣，也曾在爱的得与失中苦苦纠缠。但是，无论得到还是失去，异性爱最终都失去了它的原初魅力。“情敌”们在情感的失落和伤痛中体味着源于女性的共同经验，从而达到谅解和默契，同时又以至情至性的率真反衬出男性的孱弱和自私。梦烟用挥霍青春的极端方式去报复男性世界，这种“玩世”的态度并非写作者所欣赏。张欣已意识到冒险的巨额代价，但同时她也不可否认，正是梦烟以傲然的姿态完成了对男人的嘲笑和放逐。张欣通过她的作品潜在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她所钟情的女性在徘徊彷徨中无力前行，真正能够颠覆父权话语、与男性世界相抗衡的，也许正是梦烟、商晓燕、麦星、斑斑这些义无返顾、无所羁绊的现代都市女性们。
“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城市，无形中被许多新观念包围”的张欣，感到自己“常常会成为一个矛盾体”5“矛盾”也同样体现在她对女性、对“姊妹情谊”的观照态度上。一方面“姊妹圈”被设计成“温暖的港湾”；而另一方面，她的功能又仅仅局限在精神疗养上“姊妹情谊”只能充当女性的临时避难所，而很难成为傲立于男性世界的独立堡垒。对传统恋恋不舍的张欣不可能突破既定的性别观念走上累斯傧主义超性别意识的道路。她的“姊妹情谊”是对残缺的异性爱的暂时逃避和疏离，而不是决然的反抗和否定。“女人总是信誓旦旦地把事业看作第一生命，其实爱情一破碎，什么都变得残缺不全了”女性的最终归宿依然是男人，是异性爱，无论这爱已是多么得千疮百孔。“姊妹”们对男权体系的自觉皈依削弱了“姊妹情谊”的战斗力，反而使之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婚姻爱情的润滑剂。受伤的女性一旦在“姊妹”身边平复了伤痛，便又立即回归到男性的怀抱。女权主义倡导的“姊妹情谊”是将妇女从家庭和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我更愿意抛弃形式上的极端主义而将这种“分离”理解为精神意义上的独立。张欣并非不强调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她力图通过“姊妹情谊”为女性确立一个支撑点。但张欣同样无法摆脱历史因袭的重负，她潜在地接受着这样的观念：女性的生存价值不是通过自身，而是通过生育繁殖在家庭生活中实现的。因而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的自主意识往往在试图得到男性中心的确认时迷失。而一旦丧失精神的独立“姊妹情谊”的战斗堡垒作用也就无法发挥。
尽管从对男人的顶礼膜拜到对男性的平视俯视中显示了女性在书写世界和书写自己时的昂扬姿态，但在张欣笔下，无论是“寻找男子汉”还是“贬抑男人”都隐藏着女性对自身的贬抑和对男权中心的向往。女性的深层心理中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对男性人格的认知标准：“男人比女人要麻烦得多，男人在许多事情上只能沉默，并且万事不能输，这座自尊大厦由金钱、权力和美女建筑。这是颇有讲究的，完全是金钱和权力可以，完全是女人算怎么回事。”(掘金时代)在这里“男人更需要关怀”的感叹似乎流露出女性的自信与大度。“从奴隶到将军”从受施者到施予者，女性终于也扛起了“费厄泼赖”的大旗，但仔细分析起来，就可发现这种宽容大度同样是建立在女性的“自我贬抑”之上的。从一句“完全是女人算怎么回事”所包含的复杂情绪中，可以体味出那种对男权规则的无可奈何的默许和对男权压制的潜意识中的开脱。张欣还未能意识到这个“自尊大厦”正是由男性文化着力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女人逼出来的。男人之所以比女人麻烦，是因为他们所把持的父权体系在作祟，女人一厢情愿的“关怀”并不能“救赎”男人，从妒妇的怪圈中走出来的女人却又按照男人的期望走上了“奉献”的祭坛。实际上。张欣在设计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时，是无法逃避男性中心的文化预设的。“人含有复制与创造二重性的一次次行为使得传统无限地自我循环生殖”6，从张欣的女性构想中，可以看到以简爱为代表的19世纪西方经典女性话语的影响。不过，如果说夏绿蒂勃朗特还能让她贫穷且并不漂亮的简爱凭借智慧和勇气，给予男性话语以有力一击的话，置身于20世纪的大都市中，不管那些简爱的中国姊妹们是多么地才貌俱佳、冰雪聪明，张欣也难以再建构起“简爱”式的神话，更无法超越她。正如简爱最终无法超越她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妄图以求赎者的姿态完成对男人的拯救。
张欣在肯定“姊妹情谊”的同时，也看到了同性关系本身的复杂微妙中潜藏的危机。陈染在无处告别中曾表达了她对同性友情的相当深刻的体悟:“与同性朋友的情感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这需要她们彼此互相深刻地欣赏、爱慕、尊重和为之感动。同时还要有一种非精神化的自然属性的互不排斥甚至喜爱。”源于女性自然天性的弱质和被男人所异化的历史积淀使女性间的交往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无雪的冬天中，尽管媛蓓和宋萍是一对好友，但“她们都间对方封闭着一扇窗”“没有虚荣心，没有看重面子就没有女人，再知心，也不愿暴露出所有的弱处，落得一个让人不得不悲悯的地位。”而佳希也不愿总到海之那里化解痛苦，因为“自己都嫌自己”自卑情绪强化了女性的心理防御和自我保护意识，从而阻碍着“姊妹情谊”向纵深处拓展。
再者“姊妹情谊”这一概念本身在女性主义研究范围内也是引起颇多争议的。一层含义是将之看作“妇女由于其独特的性别特征。而形成的特殊的妇女之间的关系”这种家庭亲情般的感情与男性世界的伦理和价值观念是不同的；另一层含义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反压迫运动联系起来；而与之不同的看法则认为以上两层含义都忽视了妇女之间由于种族、阶级、民族不同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过于概括化了7。从张欣所建构的“姊妹圈”中我们也可看出“姊妹们”大都属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都市的“白领丽人”阶层，出身和文化背景的相近决定了她们更易产生亲和力，结成姊妹亲情，而社会层次的悬殊、文化氛围的差异则使女性间难以连结起情感的纽带。由此可见“姊妹情”是个较为理想的概念，受着诸多局限“四海之内皆姊妹”的女性共同团结抗争之梦在现实中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张欣在表现女性“在爱情和友谊相冲突时的那种无奈”时，认为女人“只有可能在这类的问题上才出现永远的徘徊”8。林子对“姊妹情谊”的忠贞也许只能作为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真实的境况比小说糟得多”9。对现实境遇的批判是为了努力使一种理想性的可能成为未来的现实。张欣在试图为女性找寻一个真正的精神家园，但现实困境和女性自身的局限决定了张欣在批判的同时又不可能从无奈的认同中抽身而退，她注定要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一起徘徊在幽幽暗暗之中。“徘徊”是张欣在批判与认同中对自身位置的反思，也是女性寻找自我的真实状态的写照。但是，对于试图探寻出路的张欣和她的姊妹们而言“徘徊”不是对生存境遇的积极迎战方式，也不是女性确认自身的话语，如何使徘徊不再“永远”已成为张欣和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注释：
1张欣：但愿心如故，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1期。
2同1。
3张欣：人生无处不沧桑，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4期。
4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80页。
5同1。
6孟晖：我的小说观，钟山1994年第2期。
7苏红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35页。
8张欣：不是案例，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第3期。
9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