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驴背上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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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沐浴唐风宋雨灿烂历史文明的同时，明显感到有一丝不相协调的遗憾:两宋（南北宋）词坛以高度发达的文化姿态映衬出盛世娴雅的花间遗风，在香风熏染的红粉情怀里，她从容捧出丰盈成熟的中原文明果实，却戏剧性地站出个铁衣汉子牵着个民间小毛驴的骇人形象。那是个骑在驴背上患了先天“软骨症”的王朝，在那个驴子普及的朝代，最眼熟的莫过于一代文豪陆游，他也摆不开骑驴进入剑门关的尴尬。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
一、背景：先天不良重文抑武
军事力量孱弱，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如一个拥有聪明智慧的人肌体却得了“软骨症”——思想上，经济文化虽已发展到顶峰，肉体上，却力不从心，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不像强汉盛唐，精神文化可与强势的军事实力及综合强盛的国力相媲美。
北宋建国，本来就先天不良，承接的是五代十国民族大混战的乱摊子，名义上统一，实际分裂成几个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王朝实际所能控制的范围，仅在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当时关外，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尚武成风，宋的东北边有辽，西北有西夏虎视眈眈，他们都不断骚扰长城、黄河以南的中原农耕汉族。
外忧内患，比起盘旋关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为保住帝王宝座，于是拼命把兵权抓在手里。立国之始就采取了重文抑武，守内虚外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方面，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一时，文人身份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却带来了整个中华民族强悍刚烈民风的衰退。
宋王朝为减少武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采取了兵将分离，文官带兵的制度。宋代以文臣领军，比如文人范仲淹出塞带兵就是一个经典特例。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武将地位一再压低，身为武将，对外指挥作战却时时受文官处处掣肘，功大时时遭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为个人生计问题，走走私，经经商，小日子过得滋润快活。
高度集权的用兵制度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武将素质每况愈下。对于国家来说“将无常师，兵无常帅”以至于整个国家武备松弛，军队素质极差，步兵走几里路就喘，骑兵还有连马都不会上的。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就胜少败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因为一开战就打不过人家，北宋立国外交政策就采取绥靖退让的懦弱策略，与交战国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辽被女真人金灭后，又被迫向金称臣，每年向金交岁币，以求多年的边境安宁。
宋政权对外软弱苟且，对内重文抑武，为营造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自上而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宋词运动，这样，高度发达的辉煌物质文明与孱弱的国民体质呈反比状态，一遇风吹草动，整体丰裕肥胖的农耕文明抵挡不了北方强悍铁骑的凌厉攻势，忽逢战事起时，顿时乱作一团，举国又找不到一个可用将才。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是兵不堪用。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餐。
由此，小女子认为，任何时候，无论是千年前的冷兵期时代还是现代高速发达的互联网高科技时代，一个完整健康的国家政权要想在复杂万变、强敌环伺、列强林立的国际大环境下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处理国家大政方针战略走势，就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对内，一手抓好经济，军事上走富国强兵的自我发展之道，此为保障国力强盛不惧外敌侵略之根本；二是对外，一方面走和平友好的大国外交之道，一方面走与时俱进的强势外交攻势，此为以强反暴的自卫自强之路。以史为鉴，实践证明，任何偏颇一方的国家战略策略，都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患危机。
因为，再发达辉煌的人类文明，如果没有雄厚的国家实力做后盾，也就是说，你保护不了自己创造的文明，即使你的文明果实再灿烂，也不过是外来强敌掠夺的一口美味。
二、前奏：缺马王朝找匹好马
南北宋是一个让后人不堪回首的软骨朝代，纵横几千里南北漫长的长城、黄河、长江三大天堑分界线两端，二百多年里，无数中原热血男儿怀着光复山河的伟大梦想，一次又一次渡江而上，兴师北伐，却在北方胡人骑兵军团的冲锋下屡战屡败。
即使伟岸的长城，在北方嗜血强悍的草原游牧部落民族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宋王朝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中原汉家骑兵子弟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希望神话。汉家军队在胡掳铁骑进攻下，即：无论是辽，西夏，还是后来者之上的女真人建立的金与蒙古族等异族冲锋面前，在北方草原马背上民族的马蹄声下呻吟抗争，实践证明，无数次汉民族子弟兵为保护家园而展开的反击北方胡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做无望的角逐，成为几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两宋军事力量薄弱，其中以骑兵孱弱为之最，更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僵化的中央集权制军事机制使宋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通常，一家技术尖端的冶炼厂，才可打磨出最锋利的匕首，而落后的军事机制首先使宋从军事战略上，即“软实力”上就输于敌家。另一方面，北宋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彻底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因此造成两宋王朝的战马储备量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最欠缺的，这就使宋王朝的“硬实力”——骑兵装备也是冷兵器时代汉家中原骑兵里最差的。
而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起致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在那个骑兵决定战斗成败的时代里，相比于骑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就以快速敏捷制胜。两宋王朝汉族政权，在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忍受着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持续骚扰，并在一次次打击下疲于奔命。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属于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么？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两宋为什么马严重稀缺？因为中国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去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战，一打战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就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和议以求休养生息。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从作战敏捷度与体力耐力上看，使用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可见，那时在缺马的王朝，找匹好马有多难。
三、余音：横刀立马点燃战歌
相对于北方先后几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两宋作为极为偏南的王朝，一直在北方游牧政权的不断打击侵扰下南移苟安于一隅，从军事实力上，自始至终处于防御被动挨打状态。两宋王朝的存在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反抗北方强势政权侵略以求生存空间的悲壮史，在那段反抗异族侵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浪花里，狄青与岳飞是先后横刀立马纵横于两宋烽烟四起战歌里，最闪耀史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也是孱弱的宋王朝国家命脉得以保存、中原人民挺起民族脊梁、再次迸发出民族余热微光反照的体现。
北宋时，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自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里，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
狄青，是一代文臣范仲淹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北宋名将之一。狄青原本是个犯法的流徒出身，令很多人预料不及的是，这人一上战场状态就很疯狂，他作战勇敢，冲在最头里，有次身中八箭仍然当没事人一样来往驰骋，把两边都看得咋舌。当时宋朝军队里裙带关系，论资排辈风气严重，他再不要命，也只能做个低级军官。文人出身的范仲淹对这个拼命三郎大加赞赏，特地送了本左氏春秋鼓励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不负范仲淹期望，他发愤读书，攻研兵法，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
北宋拥有狄青，无疑是黑夜里的一把火，他的到来为大宋荼蘼的士气重燃一片光明。狄青率领下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使漫长的宋帝国边境得以保全安定。
战场上的狄青是百战百胜的猛虎，官场上的狄青却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他的武将出身成为了他官场悲剧所在，从他建功立业的第一天起，他就生活在北宋王朝怀疑的眼光里。北宋政治派别斗争是所有历代王朝帮派里争斗最为惨烈的，政治上占据主流的文官士大夫阶层，精力充沛之余爱搞窝里斗，虽然他们对外敌入侵束手无策，但是不允许武将在政治地位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在这样的情景下，武将狄青成为了最惨重的牺牲品，他可以在战场上多次以弱胜强攻城破敌，但是武将出身决定了官场是他永远打不赢的一场战争。这也是北宋文官治国时代酿造的特殊历史悲剧。
而在狄青远去的历史身后，翻开的一扉页自然是北宋即将面临而至的国耻，那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悲惨景象。这个以国家稳定的名义肆意摧毁中华民族刚烈之气与尚武精神的王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毁长城的古老故事，最终在靖康之耻的兵火里，品尝到了忘战必亡的痛苦果实。
北宋覆灭，南宋继续高举收复中原北伐的战旗。在南宋残喘的历史呼吸声里，中原大地涌现出抗金名将多多，其中，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惟独岳飞是唯一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
骑兵，是南宋军人心中解不开的疙瘩，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的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而出身于草根平民英雄岳飞的到来，击破了这个不可敌的骄横神话。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却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
通常神兵利器只有在高手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岳飞军下大批素质优良的沙场骑手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的缴获，而背鬼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鬼骑兵粉碎了那个不可敌无聊的谎言。
从偃城到颖昌，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英雄可以挽救一个王朝一时，却难以挽救了一个王朝走向衰弱的命运。
时至今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的满江红作为爱国主义战歌，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闪耀历史天空的宿将只有在唐朝那样视野与疆域开阔的朝代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唐朝那样一个强盛的朝代，才能为他的成功提供最基本的外部大环境保障。
岳飞也算得儒将，只是命运比起前辈狄青来，要惨烈得多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应时而生，因时而起，更因世而没。这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很久以来，沐浴唐风宋雨灿烂历史文明的同时，明显感到有一丝不相协调的遗憾:两宋（南北宋）词坛以高度发达的文化姿态映衬出盛世娴雅的花间遗风，在香风熏染的红粉情怀里，她从容捧出丰盈成熟的中原文明果实，却戏剧性地站出个铁衣汉子牵着个民间小毛驴的骇人形象。那是个骑在驴背上患了先天“软骨症”的王朝，在那个驴子普及的朝代，最眼熟的莫过于一代文豪陆游，他也摆不开骑驴进入剑门关的尴尬。翻开两宋诗文，驴的出场率，远远高于马。
一、背景：先天不良重文抑武
军事力量孱弱，一直是两宋王朝的致命弱点。如一个拥有聪明智慧的人肌体却得了“软骨症”——思想上，经济文化虽已发展到顶峰，肉体上，却力不从心，受制于外族的武力威胁。不像强汉盛唐，精神文化可与强势的军事实力及综合强盛的国力相媲美。
北宋建国，本来就先天不良，承接的是五代十国民族大混战的乱摊子，名义上统一，实际分裂成几个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王朝实际所能控制的范围，仅在中原地带。起点既不高，生存环境又不佳——正逢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向定居过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时期。当时关外，游牧民族全民皆兵，尚武成风，宋的东北边有辽，西北有西夏虎视眈眈，他们都不断骚扰长城、黄河以南的中原农耕汉族。
外忧内患，比起盘旋关外的草原铁蹄，靠兵变起家的赵家天子，深知内乱比外敌更直接更可怕，为保住帝王宝座，于是拼命把兵权抓在手里。立国之始就采取了重文抑武，守内虚外高度发达的文官政治体系。北宋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方面，在文人政治生存环境空前宽松，文采风流鼎盛一时，文人身份的提升在繁荣了文化的同时，却带来了整个中华民族强悍刚烈民风的衰退。
宋王朝为减少武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采取了兵将分离，文官带兵的制度。宋代以文臣领军，比如文人范仲淹出塞带兵就是一个经典特例。武将是北宋最悲惨的职业，官职被文臣压制，武将地位一再压低，身为武将，对外指挥作战却时时受文官处处掣肘，功大时时遭忌，甚至平民百姓也耻于习武为兵。大宋王朝的职业军人们，为个人生计问题，走走私，经经商，小日子过得滋润快活。
高度集权的用兵制度无法训练出高素质高效率的部队，这样导致的结果是，武将素质每况愈下。对于国家来说“将无常师，兵无常帅”以至于整个国家武备松弛，军队素质极差，步兵走几里路就喘，骑兵还有连马都不会上的。北宋一开始对辽战争就胜少败多，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因为一开战就打不过人家，北宋立国外交政策就采取绥靖退让的懦弱策略，与交战国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辽被女真人金灭后，又被迫向金称臣，每年向金交岁币，以求多年的边境安宁。
宋政权对外软弱苟且，对内重文抑武，为营造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自上而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宋词运动，这样，高度发达的辉煌物质文明与孱弱的国民体质呈反比状态，一遇风吹草动，整体丰裕肥胖的农耕文明抵挡不了北方强悍铁骑的凌厉攻势，忽逢战事起时，顿时乱作一团，举国又找不到一个可用将才。将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是兵不堪用。在那个强敌四临的时代里，文化经济高度繁荣发达而民风又极度孱弱的北宋，是游牧民族充血的眼睛里最可口的一盘美餐。
由此，小女子认为，任何时候，无论是千年前的冷兵期时代还是现代高速发达的互联网高科技时代，一个完整健康的国家政权要想在复杂万变、强敌环伺、列强林立的国际大环境下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处理国家大政方针战略走势，就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对内，一手抓好经济，军事上走富国强兵的自我发展之道，此为保障国力强盛不惧外敌侵略之根本；二是对外，一方面走和平友好的大国外交之道，一方面走与时俱进的强势外交攻势，此为以强反暴的自卫自强之路。以史为鉴，实践证明，任何偏颇一方的国家战略策略，都将面临不可预测的后患危机。
因为，再发达辉煌的人类文明，如果没有雄厚的国家实力做后盾，也就是说，你保护不了自己创造的文明，即使你的文明果实再灿烂，也不过是外来强敌掠夺的一口美味。
二、前奏：缺马王朝找匹好马
南北宋是一个让后人不堪回首的软骨朝代，纵横几千里南北漫长的长城、黄河、长江三大天堑分界线两端，二百多年里，无数中原热血男儿怀着光复山河的伟大梦想，一次又一次渡江而上，兴师北伐，却在北方胡人骑兵军团的冲锋下屡战屡败。
即使伟岸的长城，在北方嗜血强悍的草原游牧部落民族的眼中不过是一堆粗笨的摆设，宋王朝庄严的战车步兵方阵在胡人骑手的马刀下化成送肉上俎的拈板，中原汉家骑兵子弟用无数的鲜血与牺牲灌溉着战胜游牧骑兵的希望神话。汉家军队在胡掳铁骑进攻下，即：无论是辽，西夏，还是后来者之上的女真人建立的金与蒙古族等异族冲锋面前，在北方草原马背上民族的马蹄声下呻吟抗争，实践证明，无数次汉民族子弟兵为保护家园而展开的反击北方胡人的搏斗，仿佛是与自己影子之间做无望的角逐，成为几代华夏军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两宋军事力量薄弱，其中以骑兵孱弱为之最，更为中国封建王朝历代之最。一方面，僵化的中央集权制军事机制使宋王朝的军事作战理念和士兵素质都处于停滞状态。通常，一家技术尖端的冶炼厂，才可打磨出最锋利的匕首，而落后的军事机制首先使宋从军事战略上，即“软实力”上就输于敌家。另一方面，北宋幽云十六州的沦陷让宋朝彻底失去了充足的战马供应，因此造成两宋王朝的战马储备量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最欠缺的，这就使宋王朝的“硬实力”——骑兵装备也是冷兵器时代汉家中原骑兵里最差的。
而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战马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指标。没有战马，就没有能在战争中起致胜关键的骑兵部队。在那个骑兵决定战斗成败的时代里，相比于骑在马背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就以快速敏捷制胜。两宋王朝汉族政权，在长达一百多年时间里，忍受着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持续骚扰，并在一次次打击下疲于奔命。
军事力量薄弱，还有一个很重要又很荒诞的原因：两宋严重缺马，是中国历史上属于最缺少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陆游，他那么想骑马，就不能找匹马过过干瘾么？始终骑在驴背上跑来颠去，实在也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员，想找匹马骑，也是很不容易的。
两宋为什么马严重稀缺？因为中国历来产马的地方：西北、塞北、关东，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权占走了。中原地带农耕为主，环境很不适宜养殖马匹。只能高价去向辽、西夏和大理去买马。这种情况下还敢跟人打战，一打战立刻被封锁战马进口。到了南宋，与北方势成水火，每战就会损失大批战马，每一战败，恢复元气就难上加难，不得不和议以求休养生息。南宋时“关陕尽失”西北地带的茶马交易已经无法进行，只得把重心转移到西南。大理也是产马区，马以个子小，能负重，善走山路著名，却并不适用于作战，运运军粮还差不多。从作战敏捷度与体力耐力上看，使用战马还是西北的好。
对于军队缺马这种心头患，两宋王朝都想了不少办法，可以说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与商战史。北宋经历的两次政治革新尝试，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变法，重头内容都涉及到马。可见，那时在缺马的王朝，找匹好马有多难。
三、余音：横刀立马点燃战歌
相对于北方先后几个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两宋作为极为偏南的王朝，一直在北方游牧政权的不断打击侵扰下南移苟安于一隅，从军事实力上，自始至终处于防御被动挨打状态。两宋王朝的存在史，本身就是一部不断反抗北方强势政权侵略以求生存空间的悲壮史，在那段反抗异族侵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浪花里，狄青与岳飞是先后横刀立马纵横于两宋烽烟四起战歌里，最闪耀史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也是孱弱的宋王朝国家命脉得以保存、中原人民挺起民族脊梁、再次迸发出民族余热微光反照的体现。
北宋时，宋夏大战，西夏党项骑兵驰骋于千里秦川大地，孱弱的北宋大军在党项骑兵的持续打击下疲于奔命，从好水川到三川口，几乎输掉了最后一丝必胜的信念，是狄青的到来为北宋稳定住了战局。自古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在重文轻武，举国轻歌燕舞的北宋王朝里，山西人狄青是北宋靡靡之音里最悲壮的一曲战歌。
狄青，是一代文臣范仲淹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北宋名将之一。狄青原本是个犯法的流徒出身，令很多人预料不及的是，这人一上战场状态就很疯狂，他作战勇敢，冲在最头里，有次身中八箭仍然当没事人一样来往驰骋，把两边都看得咋舌。当时宋朝军队里裙带关系，论资排辈风气严重，他再不要命，也只能做个低级军官。文人出身的范仲淹对这个拼命三郎大加赞赏，特地送了本左氏春秋鼓励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不负范仲淹期望，他发愤读书，攻研兵法，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
北宋拥有狄青，无疑是黑夜里的一把火，他的到来为大宋荼蘼的士气重燃一片光明。狄青率领下的部队是北宋大军中少有的敢于同西夏军队正面硬碰硬作战并取得胜利的部队，他的骑兵冲锋让西夏精锐铁骑闻风丧胆，他作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却从不盲动，相反精于谋略，往往选择在最准确的时刻发动最致命的打击。在西北的军旅生涯里，他经大小二十五战未尝一败。这个生不逢时又忠心耿耿的国家守护神，在北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里，使漫长的宋帝国边境得以保全安定。
战场上的狄青是百战百胜的猛虎，官场上的狄青却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绵羊。他的武将出身成为了他官场悲剧所在，从他建功立业的第一天起，他就生活在北宋王朝怀疑的眼光里。北宋政治派别斗争是所有历代王朝帮派里争斗最为惨烈的，政治上占据主流的文官士大夫阶层，精力充沛之余爱搞窝里斗，虽然他们对外敌入侵束手无策，但是不允许武将在政治地位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在这样的情景下，武将狄青成为了最惨重的牺牲品，他可以在战场上多次以弱胜强攻城破敌，但是武将出身决定了官场是他永远打不赢的一场战争。这也是北宋文官治国时代酿造的特殊历史悲剧。
而在狄青远去的历史身后，翻开的一扉页自然是北宋即将面临而至的国耻，那是一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悲惨景象。这个以国家稳定的名义肆意摧毁中华民族刚烈之气与尚武精神的王朝，一次又一次上演着自毁长城的古老故事，最终在靖康之耻的兵火里，品尝到了忘战必亡的痛苦果实。
北宋覆灭，南宋继续高举收复中原北伐的战旗。在南宋残喘的历史呼吸声里，中原大地涌现出抗金名将多多，其中，韩世忠擅长水军作战，刘琦擅长城池防御战，惟独岳飞是唯一一位擅长骑兵作战的将领。
骑兵，是南宋军人心中解不开的疙瘩，骄横的女真人曾自豪的宣称女真“满万不可敌”而出身于草根平民英雄岳飞的到来，击破了这个不可敌的骄横神话。草根的身份给予了岳飞民间最朴实的尚武精神，坎坷的磨难给予了岳飞刚正敢言的品格。更与宋朝同类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是为光复山河而生，却非为个人利益而卖命。
通常神兵利器只有在高手的手中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岳飞军下大批素质优良的沙场骑手来自北逃的难民与民间的团练武装，是一支真正意义的人民“子弟兵”这支军队的大多数战马都来自于同金兵作战的缴获，而背鬼骑兵是岳飞军中最强大的骑兵队伍，远胜于女真人最强悍的重装骑兵军团。在无数次的失败与碰撞中，他们累积出战胜金国骑兵的经验，沉默的岳家军用扎马刀与背鬼骑兵粉碎了那个不可敌无聊的谎言。
从偃城到颖昌，岳飞大军横扫金国铁浮，岳家军的战旗飘扬在黄河两岸，南宋一度迎来了宋金战争的最好局面。孱弱的宋朝居然能够拥有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王者之师，山河破碎的年代居然还有那样一场北逐顽敌的盛景。在整个宋朝野战能力孱弱的大背景下，岳飞的出现是那样另类，英雄可以挽救一个王朝一时，却难以挽救了一个王朝走向衰弱的命运。
时至今日“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的满江红作为爱国主义战歌，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闪耀历史天空的宿将只有在唐朝那样视野与疆域开阔的朝代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唐朝那样一个强盛的朝代，才能为他的成功提供最基本的外部大环境保障。
岳飞也算得儒将，只是命运比起前辈狄青来，要惨烈得多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应时而生，因时而起，更因世而没。这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