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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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姓名很有历史渊源，按照我的理解，姓名的前身是“姓氏”而且“姓”和“氏”刚开始时是分开的“姓”是以血缘关系为主“氏”是以地域关系为主。在黄帝时期的“氏”很多，譬如共工氏、伏羲氏等，实际上是居住在某一个地域的一大群人，后来可能是这些“氏”人群繁衍茂盛，部落越来越大，人们开始以血缘关系来分别赋予“姓”但看这“姓”字为“女生”二字合成，就知道这是因为当时还是母系社会，人们大都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分成不同的“姓”因此最早的姓大都以女字为偏旁，诸如“姬”“姒”等等便是证据。随着千百年历史的变迁人类的延续，姓成了区别不同家族的依据，人们就根据自己的姓来追宗认祖。
虽然中国历来有“百家姓”之说，但据调查却大大超出了百家，明朝有一个王圻曾经统计，中国人单姓有三千零三十八个、复姓一千一百六十九个，还有三字姓、四字姓的。当然这“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完全把自己的姓作为追踪溯源的唯一依据，因为很多的“姓”由于种种原因变来变去，譬如有的因为同姓的很多，容易混淆，就把“字”当成自己的姓，有的因为受到皇帝的青睐，把自己的姓赏赐给人，比如明朝很多有功之臣都姓了“朱”的。还有的因为获罪之后，后代怕受牵连就更改自己的姓，像年羹尧的后代，怕雍正斩草除根，就把“年”字倒过来姓了“生”的。最为明显的是民国初期，很多满族人为了隐瞒自己是清室家族的事实改为汉姓的，爱新觉罗改为“金”“关”的、他他拉氏改为“谭”的、那拉氏改为“那”的等等，很多人今天又改了回去，是因为人们现如今又注重了这“天潢贵胄”的身份，更何况少数民族考大学还能够加分，因此满族的后代不会像秦桧的孙子那样“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这就是题外话了。
一般来说“姓”是比较稳定的，很多族谱能把自己的祖先一代代的记录下来。而且按照汉文化的民族习俗“更名改姓”是“小子无能”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样一年年的延续下来，同姓的一族中起名就比较容易重复，好在炎黄子孙很是聪明，为了避免重复同姓祖先的名，就把原来仅仅用于部落首领的“字”普遍用于百姓，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字”所以向前倒推几十年，便能够看到某某人姓氏名谁字某某。
古时候人们一般称呼别人，同辈朋友之间相互称“字”“字”是某人长大了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表示自己的志向兴趣爱好等。比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等等。再后来文人们有了姓名和字还觉得意犹未尽，就又拓展扩大到了“号”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姓一个名字，但是可以有很多的号。
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名字，而且还有许多的讲究，不像外国人那样随便，孙子叫了爷爷的名，中国人是绝对不能和上辈人重名的，否则就是犯上，皇帝的名字更是不能够直呼的，甚至于在写字的时候，遇到和当朝皇帝名字一样的字还要忌讳，在写的时候需“缺笔”红楼梦中黛玉因为其母叫贾敏，黛玉在写“敏”字的时候就少写一笔，人们在观看古装剧的时候常常听到“老爹爹名讳某某某”也是这个意思，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本人，中国人对于姓名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沧海桑田历史轮回，人们的思想观念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却没有变，从一些名字上面可以看出他出生时代的痕迹，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建设”“解放”“建军”到了文革时期又有了很多的“卫东”“向阳”“永红”等等，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的“莎莎”“比克”“莱斯”也就不奇怪了，不管思想是不是与时俱进，这名字是不能够落后于潮流的。
从人名想到了地名。
中国的地名很有讲究，大都有一个历史典故或者地理位置等原因在里面。这个从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名字就能证实，看名字就知道这个胡同原来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比如菜市口，肯定原来就是菜农聚集的地方，金鱼胡同，少不了是买金鱼的市场设在这里，文丞相胡同毫无疑问是因为这里曾经有过文天祥的祠堂，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也像改姓那样改来改去，把历史给该丢了，甚至有的改的不伦不类让人莫名其妙，比如“羊尾巴胡同”肯定这胡同的形状象个羊尾巴，胡同口小里面大，结果被改成了“杨宜宾胡同”不了解北京历史的人们假如追根溯源，就会误会这胡同是不是历史上曾经有个什么名人叫杨宜宾的呢，岂不谬之千里。当然也有说的过去的，比如东西江米巷改成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的、正好这里又驻扎了各国大使馆，也有点名副其实的样子。但是为了顾忌什么而改名，截断了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总不是什么好事情，就像文革中满大街的“反帝路”、“奋斗街”“卫彪巷”一样，让人们反感是小事，给信件的投递造成了麻烦、让离乡背井的游子回家找不到家门口实实的令人烦恼中有着无尽的惆怅。
现在虽然时代进步了不少，但是人们对名字的重视程度却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了，有了孩子，为了起个好名字耽误了上户口的事情比比皆是，一些“起名公司”应运而起，给新生的孩子起名，给公司起名，仿佛一个名字就决定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的荣辱盛衰一样。然而有些名字改得让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委实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比如把管理人员叫成“白领”、把操作人员叫成“蓝领”把同性恋称为“同志”退一步说，这些尚且说得过去，可是把厕所标上“wc”就让那些大爷大妈们感到陌生，还有的酒店更玄，把厕所大门上标明“听雨轩”、“观瀑厅”让急于方便的人不敢贸然闯入而驻足不前，再憋出个前列腺来，岂不坑人？还有更邪乎的是现在的酒席菜肴，鸡和乌龟炖在一起成了“霸王别姬”是为了雅致，透着文化，把炸鲜奶说成是“包二奶”就走了下道了，更有甚者把我们的开国元勋的英名用在菜肴上，我觉得是有悖于人伦道德。
姓名是一门学问，是汉语言文学突出体现的一个支脉，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吉祥的雅致的名字，地名、公司名和菜名等等都应该有独特的、能体现个性的、蕴含着历史文化的名字，但是为了某种目的走了极端，就适得其反了。看那些各地方的老字号，大多都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取名标准的，不然哪里能够流传至今呢。
中国人的姓名很有历史渊源，按照我的理解，姓名的前身是“姓氏”而且“姓”和“氏”刚开始时是分开的“姓”是以血缘关系为主“氏”是以地域关系为主。在黄帝时期的“氏”很多，譬如共工氏、伏羲氏等，实际上是居住在某一个地域的一大群人，后来可能是这些“氏”人群繁衍茂盛，部落越来越大，人们开始以血缘关系来分别赋予“姓”但看这“姓”字为“女生”二字合成，就知道这是因为当时还是母系社会，人们大都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分成不同的“姓”因此最早的姓大都以女字为偏旁，诸如“姬”“姒”等等便是证据。随着千百年历史的变迁人类的延续，姓成了区别不同家族的依据，人们就根据自己的姓来追宗认祖。
虽然中国历来有“百家姓”之说，但据调查却大大超出了百家，明朝有一个王圻曾经统计，中国人单姓有三千零三十八个、复姓一千一百六十九个，还有三字姓、四字姓的。当然这“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完全把自己的姓作为追踪溯源的唯一依据，因为很多的“姓”由于种种原因变来变去，譬如有的因为同姓的很多，容易混淆，就把“字”当成自己的姓，有的因为受到皇帝的青睐，把自己的姓赏赐给人，比如明朝很多有功之臣都姓了“朱”的。还有的因为获罪之后，后代怕受牵连就更改自己的姓，像年羹尧的后代，怕雍正斩草除根，就把“年”字倒过来姓了“生”的。最为明显的是民国初期，很多满族人为了隐瞒自己是清室家族的事实改为汉姓的，爱新觉罗改为“金”“关”的、他他拉氏改为“谭”的、那拉氏改为“那”的等等，很多人今天又改了回去，是因为人们现如今又注重了这“天潢贵胄”的身份，更何况少数民族考大学还能够加分，因此满族的后代不会像秦桧的孙子那样“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这就是题外话了。
一般来说“姓”是比较稳定的，很多族谱能把自己的祖先一代代的记录下来。而且按照汉文化的民族习俗“更名改姓”是“小子无能”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这样一年年的延续下来，同姓的一族中起名就比较容易重复，好在炎黄子孙很是聪明，为了避免重复同姓祖先的名，就把原来仅仅用于部落首领的“字”普遍用于百姓，自己给自己起一个“字”所以向前倒推几十年，便能够看到某某人姓氏名谁字某某。
古时候人们一般称呼别人，同辈朋友之间相互称“字”“字”是某人长大了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表示自己的志向兴趣爱好等。比如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等等。再后来文人们有了姓名和字还觉得意犹未尽，就又拓展扩大到了“号”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姓一个名字，但是可以有很多的号。
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名字，而且还有许多的讲究，不像外国人那样随便，孙子叫了爷爷的名，中国人是绝对不能和上辈人重名的，否则就是犯上，皇帝的名字更是不能够直呼的，甚至于在写字的时候，遇到和当朝皇帝名字一样的字还要忌讳，在写的时候需“缺笔”红楼梦中黛玉因为其母叫贾敏，黛玉在写“敏”字的时候就少写一笔，人们在观看古装剧的时候常常听到“老爹爹名讳某某某”也是这个意思，人的名字就代表这个本人，中国人对于姓名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沧海桑田历史轮回，人们的思想观念一直在不停的变化，但是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却没有变，从一些名字上面可以看出他出生时代的痕迹，比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的“建设”“解放”“建军”到了文革时期又有了很多的“卫东”“向阳”“永红”等等，而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一大批的“莎莎”“比克”“莱斯”也就不奇怪了，不管思想是不是与时俱进，这名字是不能够落后于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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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名很有讲究，大都有一个历史典故或者地理位置等原因在里面。这个从北京多如牛毛的胡同名字就能证实，看名字就知道这个胡同原来是干什么的是什么样的，比如菜市口，肯定原来就是菜农聚集的地方，金鱼胡同，少不了是买金鱼的市场设在这里，文丞相胡同毫无疑问是因为这里曾经有过文天祥的祠堂，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也像改姓那样改来改去，把历史给该丢了，甚至有的改的不伦不类让人莫名其妙，比如“羊尾巴胡同”肯定这胡同的形状象个羊尾巴，胡同口小里面大，结果被改成了“杨宜宾胡同”不了解北京历史的人们假如追根溯源，就会误会这胡同是不是历史上曾经有个什么名人叫杨宜宾的呢，岂不谬之千里。当然也有说的过去的，比如东西江米巷改成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的、正好这里又驻扎了各国大使馆，也有点名副其实的样子。但是为了顾忌什么而改名，截断了这一地域的历史文化，总不是什么好事情，就像文革中满大街的“反帝路”、“奋斗街”“卫彪巷”一样，让人们反感是小事，给信件的投递造成了麻烦、让离乡背井的游子回家找不到家门口实实的令人烦恼中有着无尽的惆怅。
现在虽然时代进步了不少，但是人们对名字的重视程度却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了，有了孩子，为了起个好名字耽误了上户口的事情比比皆是，一些“起名公司”应运而起，给新生的孩子起名，给公司起名，仿佛一个名字就决定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的荣辱盛衰一样。然而有些名字改得让人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委实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比如把管理人员叫成“白领”、把操作人员叫成“蓝领”把同性恋称为“同志”退一步说，这些尚且说得过去，可是把厕所标上“wc”就让那些大爷大妈们感到陌生，还有的酒店更玄，把厕所大门上标明“听雨轩”、“观瀑厅”让急于方便的人不敢贸然闯入而驻足不前，再憋出个前列腺来，岂不坑人？还有更邪乎的是现在的酒席菜肴，鸡和乌龟炖在一起成了“霸王别姬”是为了雅致，透着文化，把炸鲜奶说成是“包二奶”就走了下道了，更有甚者把我们的开国元勋的英名用在菜肴上，我觉得是有悖于人伦道德。
姓名是一门学问，是汉语言文学突出体现的一个支脉，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吉祥的雅致的名字，地名、公司名和菜名等等都应该有独特的、能体现个性的、蕴含着历史文化的名字，但是为了某种目的走了极端，就适得其反了。看那些各地方的老字号，大多都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取名标准的，不然哪里能够流传至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