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专学习生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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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中，班主任换了三个。
第一个姓周，已经仙逝。周老师四十多岁，矮胖身材，是数学系的讲师。就在他离开我们几天后，晋升为副教授的公告才贴了出来，我们都颇替他不值。
周老师酷爱气功，每日练习，乐此不倦。同学中有患感冒等小病的，常得到他的躬临治疗。他运功的样子显得很庄重，我们看着却觉得很好笑。一日他来我们宿舍，一杨姓小子要试周老师功力，假装咽喉疼，请周老师运功治疗。周老师即运起功来，手心对着那小子喉部和胸部来回移动。片刻周老师问：好点了吗？那小子说好多了。周老师又说：感觉到我运的功没有？那小子瞪起灯笼眼，收缩表情，做惊叹状：我感到胃里的食物都要被烧化了！众人大笑，周老师喜形于色：真的吗？怕没那么厉害吧！然后飘然而去。事后我问那小子是否真如其言，小子傻笑：一点感觉都没有。
刚到师专时，班长是一胖胖小女生，如布娃娃般。我坐其后面，在她背上画画儿，把圆规安放在桌上，等她向后靠的时候蜇她一下，用粉笔头打她，或是到足球场边摘那种农村俗称“粘料子”的植物的小果子扔到她的头发上，任她越扯越疼。她受不了了，就告诉周老师。
那天下晚自习后，周老师便把我带到他实验室的办公室训话。周老师面目慈祥，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给我做人的道理，但我根本没兴趣听。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在他面前摆放着一张参考消息，在我这一方看，是倒着的。周老师在讲，我在倒着看报。一整版包括刊号期号出版日期我都看完了，周老师还在不厌其烦地说。我记住他的唯一的一句话是：你明白了吗？我赶紧说：明白了。下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楼梯间一点灯光也没有，漆黑一片。我走在前面，听到了周老师跌倒的声音。我说周老师，摔着了没有？周老师说，没事。但我能想像他那肥胖的身子跌倒在楼梯间的情景。周老师仙逝后，我一个人是不敢在夜间经过实验楼门口的。我怕看到周老师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睛。
周老师患的是癌症。他说他从记得事起，就没有患过病，连感冒都没有。可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得了癌症了呢？在医院里，我看到胖胖的周老师瘦如干柴，真的是瘦如干柴。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届班主任张友祥老师。瘦骨临风的张老师温文尔雅，带一副深度眼镜，永远穿一件灰白的廉价夹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亲切，随便把他比成乡村的什么东西，我觉得都很贴切。总之，看上去既有农民本色，又有儒者之风。有时候看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种“瘦的诗人”也会不由自主想起他。虽然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虽然他并不写诗。
张老师与我是同乡。那时他很穷（我想现在也不会很富），但当我们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想到去找他。一天中午，我去找他借50块钱，他说你下午来吧。下午去，他把钱给了我。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想来，他为什么不中午就给我，却要我等到下午呢？很可能是跟我一样在闹“经济危机”吧。 张老师对我很好，对我们很好，几乎不发脾气。但有一次，我却看到了他怕人的脸。中期考试考化学，他监考我们。我由于把上课时间大都花在图书馆读我喜欢的“鲁郭茅老巴曹”去了，因此学业荒废得一塌糊涂。考试时，整篇试卷几乎都不会做，只好坐在那里发愣。张老师走了过来，看着我试卷上的那片“荒地”皱皱眉头走开了。我百无聊赖，把前面同学的试卷抓过来就抄。我想，张老师肯定不会为难我。我悄悄地看了看他的脸。只见他眉头紧锁，一张脸铁青，显出极度痛苦的样子。我怕了，赶紧还了同学的试卷。现在想来，我的做法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暴自弃的放纵，更是对他人格的一种小视，精神的一种侮辱。张老师，不知他是否会记在心头？
现在张老师已经不在昭通师专了，他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市建设局的副局长。听说他考了两次，笔试分数无疑是遥遥领先的，但面试却不太好。归结原因，我以为是他的形象实在不像多数人想像的那种“官样”因为从他骨子里透出来的，就是一种淳朴的农民本质。即使在他当了副局长以后，那种本质依旧没变。他是农村人出身，回乡时，按说也可像别人那样坐轿车风风光光回来的，但他却坐了班车回来。回家时，还要走几十里山路，他就用背箩背着一背东西走回家，他从前乡下的一位同事见到他正在乡间小路上歇气，满脸的汗水。很多人说，像他这样，当官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当官就要当这样的官。
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中文系的邓青海老师，一位是数学系的张建元老师。邓老师身材高大，却不是运动员材料，满脸横肉，像电视剧封神榜中的纣王。有段时间，正是他家庭革命闹得最轰烈的时候。给我们上课，进了教室，他用力把门一砸，再把书砸在讲桌上，吓得蚊子也不敢飞。但他也有和蔼浪漫的时候。兴趣来了，半夜时跑到省耕塘写一首散文诗，晚上跟学生出去喝酒，醉了围着环城疯跑，把尿洒在师专门口的臭水沟里。这一闹，师生关系竟无形中近了。张建元老师上课时双眼总是盯着天花板，每节课总要写一黑板的板书。我看他从不看我们，因此放肆起来，在座位上画画儿，写毛笔字，或是看小说。
两个学期的课上下来，我想他肯定认不得几个学生；而我，应该是他最没印象的一个。可是有一天在路上碰上了，他竟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我在课堂上为所欲为，代数补考是罪有应得。我大吃一惊，抓破脑袋想那双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能注意到我，可怎么也参不透。
还有很多老师：余乐庆、赵庆文、付泽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昭通著名的诗人大付）、黄吉昌我对他们都记忆犹新。我们读的是中师，夹在一群老师和大专生里，我们是未知事的孩子。我们学他们舞文弄墨，却显得浅薄；我们学他们恋爱，却学不会游戏；我们学他们张扬个性，却被他们塑造着个性。但无论如何，在师专三年，我们接受了人生最重要的洗礼。如今，我已站在了中学的讲台上，教我最喜欢的语文课。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跟师专丢脸！
三年之中，班主任换了三个。
第一个姓周，已经仙逝。周老师四十多岁，矮胖身材，是数学系的讲师。就在他离开我们几天后，晋升为副教授的公告才贴了出来，我们都颇替他不值。
周老师酷爱气功，每日练习，乐此不倦。同学中有患感冒等小病的，常得到他的躬临治疗。他运功的样子显得很庄重，我们看着却觉得很好笑。一日他来我们宿舍，一杨姓小子要试周老师功力，假装咽喉疼，请周老师运功治疗。周老师即运起功来，手心对着那小子喉部和胸部来回移动。片刻周老师问：好点了吗？那小子说好多了。周老师又说：感觉到我运的功没有？那小子瞪起灯笼眼，收缩表情，做惊叹状：我感到胃里的食物都要被烧化了！众人大笑，周老师喜形于色：真的吗？怕没那么厉害吧！然后飘然而去。事后我问那小子是否真如其言，小子傻笑：一点感觉都没有。
刚到师专时，班长是一胖胖小女生，如布娃娃般。我坐其后面，在她背上画画儿，把圆规安放在桌上，等她向后靠的时候蜇她一下，用粉笔头打她，或是到足球场边摘那种农村俗称“粘料子”的植物的小果子扔到她的头发上，任她越扯越疼。她受不了了，就告诉周老师。
那天下晚自习后，周老师便把我带到他实验室的办公室训话。周老师面目慈祥，谆谆教导，循循善诱，给我做人的道理，但我根本没兴趣听。我坐在他办公桌的对面。在他面前摆放着一张参考消息，在我这一方看，是倒着的。周老师在讲，我在倒着看报。一整版包括刊号期号出版日期我都看完了，周老师还在不厌其烦地说。我记住他的唯一的一句话是：你明白了吗？我赶紧说：明白了。下楼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楼梯间一点灯光也没有，漆黑一片。我走在前面，听到了周老师跌倒的声音。我说周老师，摔着了没有？周老师说，没事。但我能想像他那肥胖的身子跌倒在楼梯间的情景。周老师仙逝后，我一个人是不敢在夜间经过实验楼门口的。我怕看到周老师在黑暗中闪烁的眼睛。
周老师患的是癌症。他说他从记得事起，就没有患过病，连感冒都没有。可是为什么突然间就得了癌症了呢？在医院里，我看到胖胖的周老师瘦如干柴，真的是瘦如干柴。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届班主任张友祥老师。瘦骨临风的张老师温文尔雅，带一副深度眼镜，永远穿一件灰白的廉价夹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亲切，随便把他比成乡村的什么东西，我觉得都很贴切。总之，看上去既有农民本色，又有儒者之风。有时候看到文学作品中描绘的那种“瘦的诗人”也会不由自主想起他。虽然他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虽然他并不写诗。
张老师与我是同乡。那时他很穷（我想现在也不会很富），但当我们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想到去找他。一天中午，我去找他借50块钱，他说你下午来吧。下午去，他把钱给了我。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想来，他为什么不中午就给我，却要我等到下午呢？很可能是跟我一样在闹“经济危机”吧。 张老师对我很好，对我们很好，几乎不发脾气。但有一次，我却看到了他怕人的脸。中期考试考化学，他监考我们。我由于把上课时间大都花在图书馆读我喜欢的“鲁郭茅老巴曹”去了，因此学业荒废得一塌糊涂。考试时，整篇试卷几乎都不会做，只好坐在那里发愣。张老师走了过来，看着我试卷上的那片“荒地”皱皱眉头走开了。我百无聊赖，把前面同学的试卷抓过来就抄。我想，张老师肯定不会为难我。我悄悄地看了看他的脸。只见他眉头紧锁，一张脸铁青，显出极度痛苦的样子。我怕了，赶紧还了同学的试卷。现在想来，我的做法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暴自弃的放纵，更是对他人格的一种小视，精神的一种侮辱。张老师，不知他是否会记在心头？
现在张老师已经不在昭通师专了，他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市建设局的副局长。听说他考了两次，笔试分数无疑是遥遥领先的，但面试却不太好。归结原因，我以为是他的形象实在不像多数人想像的那种“官样”因为从他骨子里透出来的，就是一种淳朴的农民本质。即使在他当了副局长以后，那种本质依旧没变。他是农村人出身，回乡时，按说也可像别人那样坐轿车风风光光回来的，但他却坐了班车回来。回家时，还要走几十里山路，他就用背箩背着一背东西走回家，他从前乡下的一位同事见到他正在乡间小路上歇气，满脸的汗水。很多人说，像他这样，当官还有什么意思。我想，当官就要当这样的官。
印象深刻的还有两位老师。一位是中文系的邓青海老师，一位是数学系的张建元老师。邓老师身材高大，却不是运动员材料，满脸横肉，像电视剧封神榜中的纣王。有段时间，正是他家庭革命闹得最轰烈的时候。给我们上课，进了教室，他用力把门一砸，再把书砸在讲桌上，吓得蚊子也不敢飞。但他也有和蔼浪漫的时候。兴趣来了，半夜时跑到省耕塘写一首散文诗，晚上跟学生出去喝酒，醉了围着环城疯跑，把尿洒在师专门口的臭水沟里。这一闹，师生关系竟无形中近了。张建元老师上课时双眼总是盯着天花板，每节课总要写一黑板的板书。我看他从不看我们，因此放肆起来，在座位上画画儿，写毛笔字，或是看小说。
两个学期的课上下来，我想他肯定认不得几个学生；而我，应该是他最没印象的一个。可是有一天在路上碰上了，他竟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我在课堂上为所欲为，代数补考是罪有应得。我大吃一惊，抓破脑袋想那双眼睛望着天花板，怎么能注意到我，可怎么也参不透。
还有很多老师：余乐庆、赵庆文、付泽刚（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昭通著名的诗人大付）、黄吉昌我对他们都记忆犹新。我们读的是中师，夹在一群老师和大专生里，我们是未知事的孩子。我们学他们舞文弄墨，却显得浅薄；我们学他们恋爱，却学不会游戏；我们学他们张扬个性，却被他们塑造着个性。但无论如何，在师专三年，我们接受了人生最重要的洗礼。如今，我已站在了中学的讲台上，教我最喜欢的语文课。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没跟师专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