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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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的日子于我而言，指的是1973年3月到1975年5月的那段日子。虽然远在四十年以前，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年零两个月，却是我人生中永远都不会忘怀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艰苦，却也苦中有乐的一段时光。过后的几十年里我时常在想：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虽然让我们错过了进大学深造的最佳年龄，让我们在穷苦的农村、在辛苦的劳动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回想起来我毫无怨言，因为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磨练出勤劳、坚强、乐观、豁达的品格，这些优良的品格成为我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当年的必由之路
“知识青年”是我国在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称号。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上山下乡的历程，但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又各不相同。知识青年中还有着“老三届、新三届”之分，那是按照他们毕业的年限来划分的。一般说来，老三届指的是“文革”前期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下放的时段大多在1968到1969年间。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复课后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的时间段在1973年初到1977年初。我属于后者中的一员。
由于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就因为解放前他在武昌念高中时的一段经历而被扣上了“c。c派特务”的帽子，父亲随后被隔离审查，大约有七年的时间我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从“文革”一开始我和弟妹就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那年我刚满十二岁，弟弟不满十岁，妹妹八岁多，年幼的我们开始过着政治上倍受歧视的精神生活。也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1966年7月小学毕业的我没能进入初中。或许是因祸得福吧，三年后我理所当然的不必跟随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其实根本也算不上因祸得福，没有下放的我也没有逃离厄运。
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从一开始她就不相信丈夫会是个特务，在她眼里我父亲就是个胆小懦弱的知识分子。父亲被隔离审查后，母亲多次替丈夫写申诉信，结果被扣上“为特务丈夫翻案”的罪名。1969年的秋天，母亲被下放到一所乡镇中学，我们全家随同母亲来到一个叫做双桥镇的地方。母亲感到特别委屈，次年又上书投诉到中央，不久便被剥夺了教学资格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大约有近一年的时间，家中就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婆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外孙。那是我们家最为艰苦的日子，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姐弟妹三人学会了不少的家务活儿。成家之后时常听到同事、邻居称赞我心灵手巧、干活儿麻利，我就会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正是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更培养了我生活的能力。
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母亲仍教育三个子女，人这一辈子最需要的是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永远受歧视。母亲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子女争取读书的机会。1969年10月在母亲的极力争取下，我插班进入复课后的乡镇中学读书。那时的中学学制改为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教学年度与自然年度吻合。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了，那时高考制度依旧没有恢复，谁都没有机会考大学。母亲和我都很清楚，上山下乡就是我的必由之路。毕业之前，母亲为我到底是投亲靠友到祖籍黄陂木兰山下插队，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到知青点插队纠结了一段时间。母亲考虑再三，觉得黄陂老家并无近亲，于是决定让我服从安排集体插队。1973年春节刚过，我和四名同学组队来到大悟山下的石咀大队，在广阔天地开始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
二、大队部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新三届”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与“老三届”相比应该说在插队的选址和组织安排等方面都有了改进。虽然不再提倡扎根农村，但是对下放的年限作出了严格规定，插队时间不满两年不允许招工进城。因此，在下放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已经很清楚，必须在农村好好干满两年才能获得招工回城的资格。
石咀大队坐落在大悟山下的一条山谷中，整个大队由四个生产队（一个自然村为一个生产队）组成。当时每个男劳力出工一天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的价值大约合两毛多钱，那个年代这样的工分值算是当地很高的水平了。从公社所在地是夏店镇下车，步行十几华里才能到达石咀大队。那条山谷真算得上山清水秀，小路顺着山谷中的一条小溪蜿蜒伸展，四季涓涓流淌着的溪水清澈、透明。小溪上隔上一段距离就会有座简陋的小石桥，说是小石桥，实际上就是两条窄窄的条形花岗岩架在溪水之上，供行人通过。两岸的山谷中大多是水田，早已经忘记了沿这条山谷分布着几个大队，只记得石嘴大队位于山谷的最深处，就在大悟山的山脚下，大悟山山脉的好几座山峰也划归石咀大队。
我们知青小组由两男三女组成，五个人的年龄很接近：1953年出生的一名女生；1954年出生的一男一女；1955年出生的一男一女。说来很有趣，因为我们的年龄相近曾经被贫下中农乱点过鸳鸯谱。当然，这该是后话了。
虽然国家按每位知青480元的标准拨给知青点安家费，但农村干部似乎都知道知识青年是不会在农村扎根的，所以不必专门为知青建房子。刚到石咀大队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大队部，大队部是一幢平房。这幢平房坐落在一个小小的低丘上，与大队所属的四个自然村都不相邻，离得最近的一个村子也相隔几百米。东头是一间大教室，这是一个小学低年级的教学班。最让我吃惊的是这里的教学方式，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同在一间教室里，由同一个老师上课。西头是一间更大的仓库，仓库里并没有多少物品，显得空荡荡的，仓库里面套着两间相邻的办公室。大队干部把两间办公室腾空，给知青当住房。三个女生住一间，两个男生住隔壁。
那个年代农村十分贫穷，村庄里很多人家都没钱用电，每到夜晚四周漆黑一片，我们总是很害怕，大队书记让我们喂养看仓库的一条大黄狗，他告诉我们大黄狗很通人性，它能防贼还能给你们壮胆。事实是大黄狗不仅为我们壮胆，他还保护了我们。就在我们下放那年的夏季天气很热，晚饭后我们五个人坐在屋外的场地乘凉，正津津有味地聊着家常，突然听到大狗朝着山坡的方向狂吠起来。我们朝着山坡方向看去，女生小李突然尖叫起来：“快进屋，狼来了！”来不及拿上板凳，我们飞速地跑进屋里，关紧大门。待惊魂稍定时，想起我们忠实的卫士大黄狗来。大黄狗受了点儿轻伤，估计是在我们慌作一团逃进屋里的时候，大黄狗勇敢地迎战下山的狼，把狼赶回山里了。第二天我们弄来药水，仔细地为我们的“保护神”治疗皮肉伤。所幸的是大黄狗的伤不重，好得也出乎意料的快，我们都感到十分欣慰。
住在大队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们不仅不会干任何的农活儿，就连烧土灶做饭也不会，更不会自己种蔬菜。这样一来，大队干部就得想法设法地为我们解决吃菜的问题。听说了大黄狗赶狼的那件事情之后，大队书记更加担心我们的安全，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呀。书记和几位大队干部商量之后，决定把我们安排到山脊上的大队茶场去。因为茶场里有专职的师傅种菜、做饭，我们只需按照厂长的安排每天出工干活儿。我们一听都很高兴，收拾起行装就兴冲冲地赶在大队书记身后直奔山里的茶场。
山里的日子于我而言，指的是1973年3月到1975年5月的那段日子。虽然远在四十年以前，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年零两个月，却是我人生中永远都不会忘怀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艰苦，却也苦中有乐的一段时光。过后的几十年里我时常在想：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虽然让我们错过了进大学深造的最佳年龄，让我们在穷苦的农村、在辛苦的劳动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回想起来我毫无怨言，因为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磨练出勤劳、坚强、乐观、豁达的品格，这些优良的品格成为我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当年的必由之路
“知识青年”是我国在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称号。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上山下乡的历程，但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又各不相同。知识青年中还有着“老三届、新三届”之分，那是按照他们毕业的年限来划分的。一般说来，老三届指的是“文革”前期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下放的时段大多在1968到1969年间。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复课后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的时间段在1973年初到1977年初。我属于后者中的一员。
由于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就因为解放前他在武昌念高中时的一段经历而被扣上了“c。c派特务”的帽子，父亲随后被隔离审查，大约有七年的时间我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从“文革”一开始我和弟妹就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那年我刚满十二岁，弟弟不满十岁，妹妹八岁多，年幼的我们开始过着政治上倍受歧视的精神生活。也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1966年7月小学毕业的我没能进入初中。或许是因祸得福吧，三年后我理所当然的不必跟随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其实根本也算不上因祸得福，没有下放的我也没有逃离厄运。
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从一开始她就不相信丈夫会是个特务，在她眼里我父亲就是个胆小懦弱的知识分子。父亲被隔离审查后，母亲多次替丈夫写申诉信，结果被扣上“为特务丈夫翻案”的罪名。1969年的秋天，母亲被下放到一所乡镇中学，我们全家随同母亲来到一个叫做双桥镇的地方。母亲感到特别委屈，次年又上书投诉到中央，不久便被剥夺了教学资格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大约有近一年的时间，家中就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婆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外孙。那是我们家最为艰苦的日子，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姐弟妹三人学会了不少的家务活儿。成家之后时常听到同事、邻居称赞我心灵手巧、干活儿麻利，我就会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正是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更培养了我生活的能力。
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母亲仍教育三个子女，人这一辈子最需要的是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永远受歧视。母亲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子女争取读书的机会。1969年10月在母亲的极力争取下，我插班进入复课后的乡镇中学读书。那时的中学学制改为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教学年度与自然年度吻合。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了，那时高考制度依旧没有恢复，谁都没有机会考大学。母亲和我都很清楚，上山下乡就是我的必由之路。毕业之前，母亲为我到底是投亲靠友到祖籍黄陂木兰山下插队，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到知青点插队纠结了一段时间。母亲考虑再三，觉得黄陂老家并无近亲，于是决定让我服从安排集体插队。1973年春节刚过，我和四名同学组队来到大悟山下的石咀大队，在广阔天地开始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
二、大队部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新三届”首批下乡的知识青年，与“老三届”相比应该说在插队的选址和组织安排等方面都有了改进。虽然不再提倡扎根农村，但是对下放的年限作出了严格规定，插队时间不满两年不允许招工进城。因此，在下放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已经很清楚，必须在农村好好干满两年才能获得招工回城的资格。
石咀大队坐落在大悟山下的一条山谷中，整个大队由四个生产队（一个自然村为一个生产队）组成。当时每个男劳力出工一天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的价值大约合两毛多钱，那个年代这样的工分值算是当地很高的水平了。从公社所在地是夏店镇下车，步行十几华里才能到达石咀大队。那条山谷真算得上山清水秀，小路顺着山谷中的一条小溪蜿蜒伸展，四季涓涓流淌着的溪水清澈、透明。小溪上隔上一段距离就会有座简陋的小石桥，说是小石桥，实际上就是两条窄窄的条形花岗岩架在溪水之上，供行人通过。两岸的山谷中大多是水田，早已经忘记了沿这条山谷分布着几个大队，只记得石嘴大队位于山谷的最深处，就在大悟山的山脚下，大悟山山脉的好几座山峰也划归石咀大队。
我们知青小组由两男三女组成，五个人的年龄很接近：1953年出生的一名女生；1954年出生的一男一女；1955年出生的一男一女。说来很有趣，因为我们的年龄相近曾经被贫下中农乱点过鸳鸯谱。当然，这该是后话了。
虽然国家按每位知青480元的标准拨给知青点安家费，但农村干部似乎都知道知识青年是不会在农村扎根的，所以不必专门为知青建房子。刚到石咀大队时，我们被安排住在大队部，大队部是一幢平房。这幢平房坐落在一个小小的低丘上，与大队所属的四个自然村都不相邻，离得最近的一个村子也相隔几百米。东头是一间大教室，这是一个小学低年级的教学班。最让我吃惊的是这里的教学方式，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同在一间教室里，由同一个老师上课。西头是一间更大的仓库，仓库里并没有多少物品，显得空荡荡的，仓库里面套着两间相邻的办公室。大队干部把两间办公室腾空，给知青当住房。三个女生住一间，两个男生住隔壁。
那个年代农村十分贫穷，村庄里很多人家都没钱用电，每到夜晚四周漆黑一片，我们总是很害怕，大队书记让我们喂养看仓库的一条大黄狗，他告诉我们大黄狗很通人性，它能防贼还能给你们壮胆。事实是大黄狗不仅为我们壮胆，他还保护了我们。就在我们下放那年的夏季天气很热，晚饭后我们五个人坐在屋外的场地乘凉，正津津有味地聊着家常，突然听到大狗朝着山坡的方向狂吠起来。我们朝着山坡方向看去，女生小李突然尖叫起来：“快进屋，狼来了！”来不及拿上板凳，我们飞速地跑进屋里，关紧大门。待惊魂稍定时，想起我们忠实的卫士大黄狗来。大黄狗受了点儿轻伤，估计是在我们慌作一团逃进屋里的时候，大黄狗勇敢地迎战下山的狼，把狼赶回山里了。第二天我们弄来药水，仔细地为我们的“保护神”治疗皮肉伤。所幸的是大黄狗的伤不重，好得也出乎意料的快，我们都感到十分欣慰。
住在大队部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我们不仅不会干任何的农活儿，就连烧土灶做饭也不会，更不会自己种蔬菜。这样一来，大队干部就得想法设法地为我们解决吃菜的问题。听说了大黄狗赶狼的那件事情之后，大队书记更加担心我们的安全，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可不是长久之计呀。书记和几位大队干部商量之后，决定把我们安排到山脊上的大队茶场去。因为茶场里有专职的师傅种菜、做饭，我们只需按照厂长的安排每天出工干活儿。我们一听都很高兴，收拾起行装就兴冲冲地赶在大队书记身后直奔山里的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