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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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官话你是很难听懂的。
在几年之前，我的一位朋友由于夫妻分居两地，父母年龄大啦，母亲又多病，腿脚不便，无人照料，老婆也怀孕了，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想到了咱们的父母官。他把他的实际情况向领导同志汇报，希望能得到父母官的帮助，看能否解决他们夫妻分居两地的实际困难？只见父母官旁若无人，态度漠然，不时地以“哼”“啊”表示他在听。至于听到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至于问题解不解决，落实不落实，他是既不过问，也不感兴趣。实在推不了的，则以过后“研究研究”为托辞敷衍一下了事。可你也别自以为就听懂了，自作聪明地去“烟酒烟酒”那样，你的事就铁板钉钉地完了。告诉你，这年头，谁还缺你那点烟酒？说“研究研究”也就是告诉你，你的事不会再有下文了，如果你真想办成功，必须另找“门路”这，你懂否？还“烟酒烟酒”呢？太小看我们当官的啦！
实际上，用“官话”来指称一些官员们特有的话语系统，最早是从清朝雍正皇帝时开始流传的。雍正六年，有一批广东、福建籍的地方官被召见，但南方官员的粤语和闽语令皇帝在听完一番冗长的汇报之后一无所知。雍正敏锐地发现，如果老百姓连官员的语言都听不懂，何谈治理。于是，他颁布规定：生童举监，要在八年内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问案，不准用乡音土语。自此之后，卷着舌头、操有各地方言余音的“官话”成为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而普通民众也将官员们这种独特的语话系统称为“打官话”显然“打官话”最初的目的是让治下的民众能够听得懂，以便于治理；上下级能够沟通，以提高行政的效率。但“官话”的演进并没有按照推行者最初设计的轨道运行。至少到了清末“官话”已经成为泛指那些明面里冠冕堂皇，实际上却从不实行的规则。再到了近代，它几乎和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相互推诿甚至言不由衷成为同义词。
现在某些领导打的官腔，有好多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颐指气使，酸文假醋，而是毛泽东同志讽刺的那种说话不看对象、不讲求实际效果。我们常见一些领导跑到基层，不管这个地方的实际，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听得懂听不懂，国际国内、行情大势、辨证统一，猛侃一通，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长叹一声“落后啊，同志们，得抓紧”收尾。面对的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通篇却没有几句能让基层干部开窍和老百姓关心的话，更谈不到感情了，说完了随着掌声一齐拍没。这不是讨厌的官腔又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说欢迎你常来“指导指导”首先，你别期望有谁对你说“请你指导指导”虽然他是你的“公仆”其次，你若有幸见到一个人邀另一个人来“指导指导”那你就要明白，这两个人都是“领导”仅仅明白这一点还不够，关键的是你不要以为一个领导真是邀请另一个领导去指导工作。领导请领导去“指导指导”不过是说：到我那去玩吧，钓钓鱼打打牌跳跳舞，吃喝玩乐都由我来“安排”临走还会有土特产（也许并不一定真是“土特产”）。
花老百姓的血汗钱请客送礼，官话说“联络感情”、“争取资金”、“争取项目”总之，都是为百姓做事。普通老百姓失业要“战胜困难，自强自立”某些干部子女到实惠的部门上班是“组织安排”、“工作需要”如此官话越多，老百姓流的汗就越多；如此官话越响，老百姓的苦就越多。
60年前，毛泽东就指斥“官话”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官话”就像官场上的一种遗传疾病，挥之不去。2004年在江苏南通召开的“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上，中国市长们的表现就遭到了媒体的非议，参加会议的记者随后在文章中列举了这些官员们讲话的三大特点：第一，说话让人听不懂。这些市长在说话时，不但有非常浓厚的、难以辨听的地方方言，而且语速非常快；第二，中国市长发言时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第三，中国市长发言讲宣传多、讲实际问题研究的少。
千篇一律的不仅仅是市长们的讲话，鞍山市铁东区的一所中学竞聘班干部，一名11岁的学生在竞聘演讲稿中写道：“我坚信，凭着我新锐不俗的信念，凭着我的勇气和才干，这次竞聘给我带来的一定是成功虽然我缺少担任班级干部的经验，这是劣势，但正因为我没在‘官场’上混过，所以少的是畏首畏尾的思虑，多的是认真负责的干劲。”孩子的母亲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篇官气十足的演讲竟能出自年幼的孩子之口。再三追问下，孩子承认这是借鉴有关官员们的讲话稿中的“经验之谈”
我们再看看国外的官场情景。英国的议院里，要发言的人在中间，旁边都是议员围绕着。不管是首相还是议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像我们这些官员一样打官腔，也没有人会买打官腔的帐。打官腔不但让人感觉发言人对于听众的不尊重，好像说话的人高人一等似的，更让人觉得这种人的思维反应能力太差，没有资格来当领导人。如果在英国议院打官腔，得到的只能是议员的boo声一片。再看看布什甚至普金，或者美国的政府发言人，说话语速那一个是慢吞吞的？
这种表面上的不同，却深深体现了两种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不同，就像一个人一开口就是我爸爸如何如何有钱，在西方社会是要被人嘲笑的，而在中国却能引来不少的羡慕之眼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打官腔的情况，相信是会改变的。当人们以打官腔为耻时，自然就没有官员会打官腔了。
今年“两会”上，刘放针对一些政府官员喜欢讲大话、套话、官话，机关公文抽象生硬的现象，建议领导发言和政府文件中多用亲民话语。他说，希望打破“祸从口出”的潜规则，倡导、鼓励各级官员在官方场合多讲实话、讲真话，敢讲有个性化、有人情味的话，用鲜活的话语去表达鲜活的政策，展现领导干部的个性魅力。市委办公厅前日专门回函刘放称，该建议引起汪洋书记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全市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改造自己，在语言上充实自己，积极推进全市机关文风改革。回函同时称，领导干部当“传声筒”、打官腔的现象不利于解决问题，更不利于亲近民众。市委进一步研究后，将在全市积极推进文风建设，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把能“说”会“写”作为一门基本功，要善于从书本上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鼓励各级干部敢讲真话、讲实话，多讲有个性的话。领导干部在今后的发言中，要尽量多动手动脑，真正以公仆的身份同群众交流。
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在滨州地区基层调查研究时，有两处细节引起了随行采访的笔者的注意。一处是在某县农用机械厂，他先是询问了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紧接着很严肃地问这个厂的厂长，产品质量如何。他说：“老百姓攒钱买台机器并不容易，质量千万不能有问题。”在另外一个县的一家棉纺企业，他认真地嘱咐企业所在乡镇的负责人：“棉纺厂里年轻的女孩子多，又要上夜班，社会治安一定要抓好。”语重心长，实实在在，不打官腔，这是吴官正这两处细节给笔者最大的感触。他讲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很普通，大大小小的领导也常说不懈，就是要抓产品质量、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给企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但他的角度却是从老百姓疾苦出发，说的是老百姓想对“领导”们说的话，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过耳难忘。与某些说话爱打官腔的领导同志相比，虽只这么两句话，而在基层同志和老百姓的心目中，作风上的差别却大了。
是啊，要求领导干部拒绝讲套话、讲官话，机关公文脱离“八股文”是新时期领导班子务实亲民的体现。我们不需要“研究研究”、“指导指导”之类的“官话”我们需要确实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公仆。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公仆，人民会永远记住他；把人民不当人的人，永远会被人民唾弃，永远会被人民踩在脚下。
有一些官话你是很难听懂的。
在几年之前，我的一位朋友由于夫妻分居两地，父母年龄大啦，母亲又多病，腿脚不便，无人照料，老婆也怀孕了，实在没有办法，他就想到了咱们的父母官。他把他的实际情况向领导同志汇报，希望能得到父母官的帮助，看能否解决他们夫妻分居两地的实际困难？只见父母官旁若无人，态度漠然，不时地以“哼”“啊”表示他在听。至于听到什么，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至于问题解不解决，落实不落实，他是既不过问，也不感兴趣。实在推不了的，则以过后“研究研究”为托辞敷衍一下了事。可你也别自以为就听懂了，自作聪明地去“烟酒烟酒”那样，你的事就铁板钉钉地完了。告诉你，这年头，谁还缺你那点烟酒？说“研究研究”也就是告诉你，你的事不会再有下文了，如果你真想办成功，必须另找“门路”这，你懂否？还“烟酒烟酒”呢？太小看我们当官的啦！
实际上，用“官话”来指称一些官员们特有的话语系统，最早是从清朝雍正皇帝时开始流传的。雍正六年，有一批广东、福建籍的地方官被召见，但南方官员的粤语和闽语令皇帝在听完一番冗长的汇报之后一无所知。雍正敏锐地发现，如果老百姓连官员的语言都听不懂，何谈治理。于是，他颁布规定：生童举监，要在八年内学会“官话”否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问案，不准用乡音土语。自此之后，卷着舌头、操有各地方言余音的“官话”成为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而普通民众也将官员们这种独特的语话系统称为“打官话”显然“打官话”最初的目的是让治下的民众能够听得懂，以便于治理；上下级能够沟通，以提高行政的效率。但“官话”的演进并没有按照推行者最初设计的轨道运行。至少到了清末“官话”已经成为泛指那些明面里冠冕堂皇，实际上却从不实行的规则。再到了近代，它几乎和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相互推诿甚至言不由衷成为同义词。
现在某些领导打的官腔，有好多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颐指气使，酸文假醋，而是毛泽东同志讽刺的那种说话不看对象、不讲求实际效果。我们常见一些领导跑到基层，不管这个地方的实际，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听得懂听不懂，国际国内、行情大势、辨证统一，猛侃一通，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长叹一声“落后啊，同志们，得抓紧”收尾。面对的是基层干部和老百姓，通篇却没有几句能让基层干部开窍和老百姓关心的话，更谈不到感情了，说完了随着掌声一齐拍没。这不是讨厌的官腔又是什么？
很多人喜欢说欢迎你常来“指导指导”首先，你别期望有谁对你说“请你指导指导”虽然他是你的“公仆”其次，你若有幸见到一个人邀另一个人来“指导指导”那你就要明白，这两个人都是“领导”仅仅明白这一点还不够，关键的是你不要以为一个领导真是邀请另一个领导去指导工作。领导请领导去“指导指导”不过是说：到我那去玩吧，钓钓鱼打打牌跳跳舞，吃喝玩乐都由我来“安排”临走还会有土特产（也许并不一定真是“土特产”）。
花老百姓的血汗钱请客送礼，官话说“联络感情”、“争取资金”、“争取项目”总之，都是为百姓做事。普通老百姓失业要“战胜困难，自强自立”某些干部子女到实惠的部门上班是“组织安排”、“工作需要”如此官话越多，老百姓流的汗就越多；如此官话越响，老百姓的苦就越多。
60年前，毛泽东就指斥“官话”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官话”就像官场上的一种遗传疾病，挥之不去。2004年在江苏南通召开的“首届世界大城市高层论坛”上，中国市长们的表现就遭到了媒体的非议，参加会议的记者随后在文章中列举了这些官员们讲话的三大特点：第一，说话让人听不懂。这些市长在说话时，不但有非常浓厚的、难以辨听的地方方言，而且语速非常快；第二，中国市长发言时不讲场合，千篇一律，用的全是国内政治生活中长期使用的那一套“话语系统”；第三，中国市长发言讲宣传多、讲实际问题研究的少。
千篇一律的不仅仅是市长们的讲话，鞍山市铁东区的一所中学竞聘班干部，一名11岁的学生在竞聘演讲稿中写道：“我坚信，凭着我新锐不俗的信念，凭着我的勇气和才干，这次竞聘给我带来的一定是成功虽然我缺少担任班级干部的经验，这是劣势，但正因为我没在‘官场’上混过，所以少的是畏首畏尾的思虑，多的是认真负责的干劲。”孩子的母亲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篇官气十足的演讲竟能出自年幼的孩子之口。再三追问下，孩子承认这是借鉴有关官员们的讲话稿中的“经验之谈”
我们再看看国外的官场情景。英国的议院里，要发言的人在中间，旁边都是议员围绕着。不管是首相还是议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像我们这些官员一样打官腔，也没有人会买打官腔的帐。打官腔不但让人感觉发言人对于听众的不尊重，好像说话的人高人一等似的，更让人觉得这种人的思维反应能力太差，没有资格来当领导人。如果在英国议院打官腔，得到的只能是议员的boo声一片。再看看布什甚至普金，或者美国的政府发言人，说话语速那一个是慢吞吞的？
这种表面上的不同，却深深体现了两种社会不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不同，就像一个人一开口就是我爸爸如何如何有钱，在西方社会是要被人嘲笑的，而在中国却能引来不少的羡慕之眼是一样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打官腔的情况，相信是会改变的。当人们以打官腔为耻时，自然就没有官员会打官腔了。
今年“两会”上，刘放针对一些政府官员喜欢讲大话、套话、官话，机关公文抽象生硬的现象，建议领导发言和政府文件中多用亲民话语。他说，希望打破“祸从口出”的潜规则，倡导、鼓励各级官员在官方场合多讲实话、讲真话，敢讲有个性化、有人情味的话，用鲜活的话语去表达鲜活的政策，展现领导干部的个性魅力。市委办公厅前日专门回函刘放称，该建议引起汪洋书记高度重视，批示要求全市领导干部要从思想上改造自己，在语言上充实自己，积极推进全市机关文风改革。回函同时称，领导干部当“传声筒”、打官腔的现象不利于解决问题，更不利于亲近民众。市委进一步研究后，将在全市积极推进文风建设，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把能“说”会“写”作为一门基本功，要善于从书本上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的语言。鼓励各级干部敢讲真话、讲实话，多讲有个性的话。领导干部在今后的发言中，要尽量多动手动脑，真正以公仆的身份同群众交流。
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在滨州地区基层调查研究时，有两处细节引起了随行采访的笔者的注意。一处是在某县农用机械厂，他先是询问了产品的生产销售情况，紧接着很严肃地问这个厂的厂长，产品质量如何。他说：“老百姓攒钱买台机器并不容易，质量千万不能有问题。”在另外一个县的一家棉纺企业，他认真地嘱咐企业所在乡镇的负责人：“棉纺厂里年轻的女孩子多，又要上夜班，社会治安一定要抓好。”语重心长，实实在在，不打官腔，这是吴官正这两处细节给笔者最大的感触。他讲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很普通，大大小小的领导也常说不懈，就是要抓产品质量、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给企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但他的角度却是从老百姓疾苦出发，说的是老百姓想对“领导”们说的话，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过耳难忘。与某些说话爱打官腔的领导同志相比，虽只这么两句话，而在基层同志和老百姓的心目中，作风上的差别却大了。
是啊，要求领导干部拒绝讲套话、讲官话，机关公文脱离“八股文”是新时期领导班子务实亲民的体现。我们不需要“研究研究”、“指导指导”之类的“官话”我们需要确实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公仆。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公仆，人民会永远记住他；把人民不当人的人，永远会被人民唾弃，永远会被人民踩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