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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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屁股思维的中国经济学家；
本来懒得说这么高深的话题，除了给自己找麻烦再别无所用，看到最近频频有人将经济学、法学的观点分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把阻碍改革的暗力、煽动一般民众的社会对立情绪等，强加在学术的争议上。但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正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群体，甚至俺学生时代敬佩的张维迎、厉以宁都毫不犹豫地跻身其中
从2004年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所说吧，我先介绍一下：郎咸平出生于台湾，1986年获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经任教于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郎咸平1990年金融论文引用率名列世界第一，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那么试问一下我们那些闭门造车的教授们，当郎咸平获得金融博士的80年代，才迷惘放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开始猛补西方经济学的你们，从经历上就输了不止半条街。而梁小民、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入门的书籍开始摆上高校也就是我国开始反思、学习西方经济学、摸索建立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开始。
郎咸平是个台湾人，一直在美国读书，后又一直生活在港英模式下的香港。所以他对中国看法可以不受任何功利的影响，他在于深交所的研究顾问中发现了，其实也只是从股票市场就发现出了国有资产被人借用国企改革的名义瓜分利益：“郎咸平认为中国缺乏卓越的企业家，而不是体制上的原因。他进一步断言，国营企业中遇到的管理低效等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也都会遇到，国企的不成功不代表民营化一定成功，甚至“哪个省先民营化，哪个省衰退的也越早”因为，在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原来的管理者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需要引进职业经理人，但在这样一个缺乏信托责任的环境里，职业经理人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郎咸平用他的保姆理论解释说“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将来一定会践踏民有资产。”然后郎咸平通过具体案例直面抨击，从而有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问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
然后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后，随后遭到以张维迎为首的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反攻，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演讲称，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顾使用“安营扎寨”、“趁虚而入”等7种手段，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换回总值136亿元的企业”后，张维迎等又集体为顾雏军开脱、辩解。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去年7月顾雏军被打击证券犯罪工作的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抓捕，罪名正是“挪用三家上市公司资产”和“虚假披露信息”然后主流经济学家再一次失语。然后张维迎拼命向媒体解释与顾雏军不熟。
不过对这点波得倒是深信不疑，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为顾雏军出头，绝不会是因为收受个人好处，我绝对相信张教授这点操守还是有的。但是经济学中不是有“机会成本”的说法吗？那么同样也有着“既得利益好处的无形立场”的影响，大家拍拍胸脯问自己，谁没见过周围大型国有企业一夜间倒闭，成千上万的人从以前无忧无虑的优越走向社会的底层，而80年代后半叶，对土地的价值及利用，人们都没有概念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管理，而所有国企最大的资产就是行政划拨的土地，到底有没有这些土地被杀鸡取卵的方式廉价与开发商合作或变为廉价长期租约的私人超市？那些证券行业的“投行”业务，那些一批专门玩空手道、钻法律空子的收购——处置优良资产变现——丢下负债空壳脱逃，这些投机家何止万计？而实际上超前掌握企业重组诀窍的经济学家们正是背后的一个个智囊团。其实国有企业有的是现成的人力、设备、资产，资不抵债并不代表这个企业没有价值，相反，从一无所有到一定规模难，有了一定规模只需一个好的负责的领导决策人。
再说计划生育吧，8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决策非常英明和及时，但并不是就说我们一直就这样二分之一地减下去，总有个日子是最佳止损点吧。我们不可能一直减到灭忙。谁有这个危机感去尽早估处这个最佳止损处，从而淡化人为因素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尽早恢复一对夫妻生一对孩子的自然增长率。而且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我们有多少技术和产品，而是靠那些多不胜数的廉价的劳动力，在他们被资本严重剥削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世界代工场的美誉，凡是污染、本地人不愿做的、本地劳动成本高的都打发到我们的面前，如果人口一味清减下去，如果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的后盾，那么凭什么维持我国的经济？如果真的像某个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间到三亿为满意，那么对我们的民族将会是个灾难性后果。我们为何总用无知和愚昧来看待世界，而且现在密集型劳动力缺乏症已经从广东蔓延开、从而拖下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向内陆延伸过去。
二。用屁股思维的国内经济计划运作模式
而这些经济学家们又给改革中的祖国多少帮助？多少有用的见解？波得上学时最喜欢的是西方经济学，可也只是当作一种经验的见解之谈，从没当回事。就像是外汇汇率，真的是人民币越低估、越贬值就对出口越有利、就越能抑制进口？要知道这个观念不过是从亚当斯密的absolute advantage到大卫李嘉图的comparative advantage衍生来的，是从罗卜换青菜进化的，但出口的目的是什么？进出口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应当追求本国国民利益的最优化。当发展中的国家拿罗卜换飞机时，本国利率低估，多出口几个罗卜的钱，要比买回涨价的飞机的代价惨痛的多。所以我们为何总是不加思索地照搬一切，就是美国国内，在80年代末至少我就看到对当今汇率观点的质疑，甚至有“利率掠夺”之说法。
我们国人做事非东即西、非左即右、非山即海，为何看不到海水与山川之间的陆地？我们总习惯从一个极端迅速迈向另一极端，而绝对想不出去取长补短。世界早就是个混合经济、融合经济的时代，即便是西方国家在举足重要国防科研、铁路、电讯等保障性行业实行计划经济，其他领域实行自主的市场经济。就如在我国国力不足的条件下，在没有完全引入私人医院良性竞争的前提下，一味地为改革而改革、忽略国情，把医疗、教育市场化，这就是种倒退。任何事物不能一味推出轨，只能用先见去抢前修正庞大惯性的运行轨迹。任何经济措施的作用都是滞后才能反映出后果的，稍有不慎会引起民生民怨问题，不能草率行事、率性妄为。
三。用屁股思维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观点
就拿马克思来说吧，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伟大的，而伟大之处就在于资本论、在于对资本的深刻揭露，不管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资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益，不信？那就看看前不久社会主义国有垄断资本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广东一手导演的资本贪婪追求利润、罔顾垄断相应回报社会反而叫板社会的“油荒事件”这也正如，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官场都是黑暗的、政治都是肮脏的、无一例外。而在我们国家可笑的是。马克思竟然能形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伟大到独创一个经济制度，就是对西方宏观经济学深远影响的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只是对自己身处的类似经济有着指导意义，随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不过时的理论。
而西方人好笑的就是以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来划分两大阵营，进行意识形态的对立，把经济方式的取舍、经济开放程度的如何来区别人权、自由的程度。2000年以前也确实按经济的分歧划分政治的区域有着非常的相似度，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观点持续也是一种无知。
四。加强屁股思维的归纳能力：
看到一篇我国拟试行后台实名前台匿名的网络实名制后实在是忍不住问一句：现在所有的门户网站都是些下流八卦的乱七八糟，也就是bbs和个人博克才体现了网络的价值，我不知道被称为网络日记的博克能怎样危害社会？我们不过想要一块小小的空间自娱自乐而已，我们没打算借博克获得什么，我们也没有准备因博克而失去什么，我们不过想在一个匿名自在的小天地里尽情“在因特网没人知道你是条狗”这是网络的自由，但如果在门口拴上一只狗，不管这只狗会不会咬人，这只狗都已侵犯了人的空间。在黑客横行的时代，我们可以保护大多数人的隐私，但我们保护不了针对个人的隐私。不信就去回忆一下前不久网络追杀的威力吧。在不容有失的银行系统存在着这么多的存款失踪时，我们能指望免费的网站给我们比银行更多的保护？我们一半手机上的金融垃圾短信，就是源于我们买房、购车、办信用卡等本该严格被保密的资料却被当作客户资料被私下传送。说职业操守吧，一年三、四十万被抓的贪污人数，我们能相信谁？
史记载：“当帝尧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于是四岳推举鲧治黄河水。鲧为人刚毅有胆量，采用壅塞的办法，哪里出水堵哪里，致使洪水四溢横流，这样过了九年水害不但丝毫没减，灾难反而更加深重。舜接替尧做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见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把鲧办罪，处死在羽山。后又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来到河南洛阳南郊，看到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大禹于是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所以大禹治水在于“疏”而不在于“堵”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
在贫富差距、社会治安恶化、人民生存环境恶劣、贪官污吏屡抓不止的今天，这些私人博克的风花雪月和无足轻重的宣泄，不知为政府节省了多少宣传和安抚资源，治人留有空间、治国留有余地，想想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智慧。
一。用屁股思维的中国经济学家；
本来懒得说这么高深的话题，除了给自己找麻烦再别无所用，看到最近频频有人将经济学、法学的观点分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把阻碍改革的暗力、煽动一般民众的社会对立情绪等，强加在学术的争议上。但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正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群体，甚至俺学生时代敬佩的张维迎、厉以宁都毫不犹豫地跻身其中
从2004年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所说吧，我先介绍一下：郎咸平出生于台湾，1986年获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经任教于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郎咸平1990年金融论文引用率名列世界第一，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那么试问一下我们那些闭门造车的教授们，当郎咸平获得金融博士的80年代，才迷惘放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开始猛补西方经济学的你们，从经历上就输了不止半条街。而梁小民、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入门的书籍开始摆上高校也就是我国开始反思、学习西方经济学、摸索建立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开始。
郎咸平是个台湾人，一直在美国读书，后又一直生活在港英模式下的香港。所以他对中国看法可以不受任何功利的影响，他在于深交所的研究顾问中发现了，其实也只是从股票市场就发现出了国有资产被人借用国企改革的名义瓜分利益：“郎咸平认为中国缺乏卓越的企业家，而不是体制上的原因。他进一步断言，国营企业中遇到的管理低效等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也都会遇到，国企的不成功不代表民营化一定成功，甚至“哪个省先民营化，哪个省衰退的也越早”因为，在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原来的管理者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需要引进职业经理人，但在这样一个缺乏信托责任的环境里，职业经理人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郎咸平用他的保姆理论解释说“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将来一定会践踏民有资产。”然后郎咸平通过具体案例直面抨击，从而有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问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
然后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后，随后遭到以张维迎为首的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反攻，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演讲称，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顾使用“安营扎寨”、“趁虚而入”等7种手段，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换回总值136亿元的企业”后，张维迎等又集体为顾雏军开脱、辩解。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去年7月顾雏军被打击证券犯罪工作的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抓捕，罪名正是“挪用三家上市公司资产”和“虚假披露信息”然后主流经济学家再一次失语。然后张维迎拼命向媒体解释与顾雏军不熟。
不过对这点波得倒是深信不疑，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为顾雏军出头，绝不会是因为收受个人好处，我绝对相信张教授这点操守还是有的。但是经济学中不是有“机会成本”的说法吗？那么同样也有着“既得利益好处的无形立场”的影响，大家拍拍胸脯问自己，谁没见过周围大型国有企业一夜间倒闭，成千上万的人从以前无忧无虑的优越走向社会的底层，而80年代后半叶，对土地的价值及利用，人们都没有概念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管理，而所有国企最大的资产就是行政划拨的土地，到底有没有这些土地被杀鸡取卵的方式廉价与开发商合作或变为廉价长期租约的私人超市？那些证券行业的“投行”业务，那些一批专门玩空手道、钻法律空子的收购——处置优良资产变现——丢下负债空壳脱逃，这些投机家何止万计？而实际上超前掌握企业重组诀窍的经济学家们正是背后的一个个智囊团。其实国有企业有的是现成的人力、设备、资产，资不抵债并不代表这个企业没有价值，相反，从一无所有到一定规模难，有了一定规模只需一个好的负责的领导决策人。
再说计划生育吧，8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决策非常英明和及时，但并不是就说我们一直就这样二分之一地减下去，总有个日子是最佳止损点吧。我们不可能一直减到灭忙。谁有这个危机感去尽早估处这个最佳止损处，从而淡化人为因素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尽早恢复一对夫妻生一对孩子的自然增长率。而且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我们有多少技术和产品，而是靠那些多不胜数的廉价的劳动力，在他们被资本严重剥削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世界代工场的美誉，凡是污染、本地人不愿做的、本地劳动成本高的都打发到我们的面前，如果人口一味清减下去，如果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的后盾，那么凭什么维持我国的经济？如果真的像某个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间到三亿为满意，那么对我们的民族将会是个灾难性后果。我们为何总用无知和愚昧来看待世界，而且现在密集型劳动力缺乏症已经从广东蔓延开、从而拖下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向内陆延伸过去。
二。用屁股思维的国内经济计划运作模式
而这些经济学家们又给改革中的祖国多少帮助？多少有用的见解？波得上学时最喜欢的是西方经济学，可也只是当作一种经验的见解之谈，从没当回事。就像是外汇汇率，真的是人民币越低估、越贬值就对出口越有利、就越能抑制进口？要知道这个观念不过是从亚当斯密的absolute advantage到大卫李嘉图的comparative advantage衍生来的，是从罗卜换青菜进化的，但出口的目的是什么？进出口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应当追求本国国民利益的最优化。当发展中的国家拿罗卜换飞机时，本国利率低估，多出口几个罗卜的钱，要比买回涨价的飞机的代价惨痛的多。所以我们为何总是不加思索地照搬一切，就是美国国内，在80年代末至少我就看到对当今汇率观点的质疑，甚至有“利率掠夺”之说法。
我们国人做事非东即西、非左即右、非山即海，为何看不到海水与山川之间的陆地？我们总习惯从一个极端迅速迈向另一极端，而绝对想不出去取长补短。世界早就是个混合经济、融合经济的时代，即便是西方国家在举足重要国防科研、铁路、电讯等保障性行业实行计划经济，其他领域实行自主的市场经济。就如在我国国力不足的条件下，在没有完全引入私人医院良性竞争的前提下，一味地为改革而改革、忽略国情，把医疗、教育市场化，这就是种倒退。任何事物不能一味推出轨，只能用先见去抢前修正庞大惯性的运行轨迹。任何经济措施的作用都是滞后才能反映出后果的，稍有不慎会引起民生民怨问题，不能草率行事、率性妄为。
三。用屁股思维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观点
就拿马克思来说吧，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伟大的，而伟大之处就在于资本论、在于对资本的深刻揭露，不管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资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益，不信？那就看看前不久社会主义国有垄断资本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广东一手导演的资本贪婪追求利润、罔顾垄断相应回报社会反而叫板社会的“油荒事件”这也正如，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官场都是黑暗的、政治都是肮脏的、无一例外。而在我们国家可笑的是。马克思竟然能形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伟大到独创一个经济制度，就是对西方宏观经济学深远影响的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只是对自己身处的类似经济有着指导意义，随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不过时的理论。
而西方人好笑的就是以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来划分两大阵营，进行意识形态的对立，把经济方式的取舍、经济开放程度的如何来区别人权、自由的程度。2000年以前也确实按经济的分歧划分政治的区域有着非常的相似度，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观点持续也是一种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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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当帝尧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于是四岳推举鲧治黄河水。鲧为人刚毅有胆量，采用壅塞的办法，哪里出水堵哪里，致使洪水四溢横流，这样过了九年水害不但丝毫没减，灾难反而更加深重。舜接替尧做部落联盟首领之后，见鲧对洪水束手无策，耽误了大事，就把鲧办罪，处死在羽山。后又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来到河南洛阳南郊，看到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大禹于是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所以大禹治水在于“疏”而不在于“堵”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智慧。
在贫富差距、社会治安恶化、人民生存环境恶劣、贪官污吏屡抓不止的今天，这些私人博克的风花雪月和无足轻重的宣泄，不知为政府节省了多少宣传和安抚资源，治人留有空间、治国留有余地，想想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