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盛世 第十六章 巡狩重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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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脑,豆腐脑,热腾腾的蒸豆腐脑徕!”刚进单父县城,就听到城西门上一家豆腐脑铺子的老板正扯着嗓子招揽生意,刘常满不由喷的一笑。
想想真快,到了汉朝竟然已经十几年了!
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钜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的,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的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而士的要求更高,对于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姓来说,想成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统治者也不用担心这一条。
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的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但在刘常满眼里,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
小商小贩们卖的,多半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现在把商贩集市和居民区完全分开,有的百姓甚至买点盐巴也得跑上几里路,这算什么事儿?
于是在建造长安城里,刘常满特意和魏无相商量,要把坊和里建设在一起。等长安城落成,各地的诸候郡守前去观礼之时,当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城外覆半额;城中好大袖,城外全束帛。”这是一首汉朝的民歌,可见喜欢流行、追随贵族阶层的习惯,在我国有着极为悠久的传统了。再说长安城的建设,本来就有些作为样板示范城市的意思。
于是很快的,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开始放宽了坊和里之间的限制,允许居民区和商业区进行混合,这才有了刘常满在单父城里看到的一幕。
刘常满还曾经颁下诏令,不管是在哪儿,只要百姓们有需要,都可以向各郡县长官申请,按期在各地举行“墟市”、“草市”,也就是民间自发的物资交流会。
当初刘常满颁布诏令的时候,想的最多的是这样做能够很好的方便百姓。
虽然汉法并不禁止百姓日常聚会,但经过秦代的严酷法律,百姓们的思想,已经被限制得很厉害了。
想想吧,八十年代初,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但百姓们心里没底,就连政府官员心里,也都没底,不知道什么东西算是姓“资”,什么东西算是姓“社”呢,刘常满刚即位时民间的心态和这个时候很有些相似。
在秦朝的时候,人们已经在“三人无故聚饮”即为犯罪的日子中过了好多年,现在突然放开政策,百姓们一时之间,根本想不到,噢,原来自发的形成一个小市场,既能方便自己,又能创造额外收入。所以刘常满当时用政策引导了一下。
这样的政策引导显然非常成功,单父城的西门外就是一个草市,左边是牛马市,右边是卖刀具、木叉、盐巴、旧衣服等各种各样物品的人们,临时凑起来的的一个集会,看起来生意还非常兴隆。
而且,刘常满这样的引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商业活动中之后,原来那种岐视小商小贩的心态,在民众中大有缓和,而商人的地位虽然还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但刘常满相信,在不久之后,人们就会对“四民”一视同仁了。
颁布过女子参政诏后,刘常满心里其实也有些后悔:因为自己做得太莽撞了。
男女平等是需要条件的,那就是男女在经济上都能拥有独立能力。然而在农业种植为主的社会时代,男子的体力条件更好,决定了男子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女人是无法快速获得和男人一样的地位的。
现代所以能提倡男女平等,实在是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劳动对体力的需要降到了最低点之故——但实际上,男女依然是不平等的,这一点人人都心知肚明。
“治大国如烹小鲜”呀!老子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做为一个大国的统治者,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深思熟虑,三思而后行才是。哪怕这样会导致政策有些滞后,哪怕这样会显得过于保守拘谨,可那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象女子参政诏这样的事情,最多也就是天下臣民都象路上遇到的那个大嫂子一样,听完之后哈哈一笑,只当是听了个笑话。
可倘若不是这样的诏令,而是其他诏令呢?会不会引起巨大的变故呢?刘常满心里有时候还真没有把握。
就象这抑商重农的政策吧,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内。
刘常满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古代的顶尖人物,也绝对不会比现代人笨蛋。很多时候,他们实行的政策,在后世看来很莫名其妙,但在当时,大部分却都是最佳选择,甚至有的时候根本就是唯一选择。
就象儒教,刘常满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在农业时代,还有什么教派能象儒教这样,创建“君权神授”“大一统”“仁爱”等等学说,来确定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确定皇帝管理天下的方法论的。
“可能我也算不得什么大本事的人吧!但只要我小心翼翼的做去,总还是能把我的汉朝,改变得更好的!”看着城内城外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气,刘常满的心里,不禁也高兴起来了。
是呀,单父城比起那个时候来,面积扩大了一倍不止,城里的百姓,也都比秦朝时候,过得看上去好多了。
“不管怎么说,我大汉国的百姓们,比起先前秦国的时候,过得好了数倍吧?嘿嘿,这总该算上有老子的一份功劳才是!”刘常满在心里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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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起刘邦刚刚起兵那会儿,单父城的模样已经完全变了。
原来低矮的黄土城墙,已经变成了整体都用青砖砌成的城墙,城里的百姓们原来住的房子都很破旧,现在也多半是砖瓦结构的房子了,很明显单父人的生活,过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街市上做各种各样生意的店铺也都多了起来,时近晚饭,到处都是一片喧闹之声,刘常满边走边仔细的观察着。
先秦时代的城市,和现在的大不相同。那个时候,居民区,也就是“里”和商业区,也就是“坊”那是严格区分的。
但刘常满即位以后,不,甚至他还没有即位的时候,就在建设长安城的时候,刘常满就和长安城的总设计师、墨门钜子魏无相商量,把这个区分给去掉了。
最早的时候,里和坊所以要严格区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突出“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的低下。
“士农工商”号称四民,在我国的农业社会时代,长期以来都是社会的主体构成部分。请注意,这是“四民”,贵族和统治者是不包括在内的。
“士”一般是有特殊技艺的平民,当然也是最接近贵族,最有机会成为贵族的,在民众之中,处于最上层的地位。而工也是掌握某些技术的,因此工匠的构成和人群比例,也都相对稳定。
农业社会既然称为农业社会,那“农”当然就是社会的根本基础,历代统治者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稳固基础,历代统治者多半采取了一种措施:重农抑商。
在农业社会,其实大量的“工”人们,都是由农民兼职的,专职的工匠与农民的数量比起来很少,而且工匠也都非常辛苦,又需要一定的技术,所以统治阶层从不担心工农之间的转换,最起码在大机器生产没有到来之前,他们是不用考虑工把农给拉走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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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唯有“商”这一道,最容易把农业人口转化走。而且商业获得同样的利益,要比从事农业轻松数倍,因此统治者对于弃农经商一种抱着极大的担忧心态。
正因为如此,在宋朝以前,历代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劝农抑商”。
商人和农、工比起来,最大的特点就是富裕,钱财多。因此,但人家又是正当经营所得,政府无法剥夺,所以就从政治上进行打压。
象秦朝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都还有“发天下七科”的说法,所谓七科,就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其实仔细一看就可以看出,后四种都是贾人。
“行商坐贾”,在历史上,商和贾其实是不同的,所谓行商,就是专搞流通、批发的那些大商人们,这些商人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高。
但“坐贾”就不同了,所谓坐贾,就是在城市坊间摆摊卖东西的小商贩们。很多时候,这些小商贩都是罪犯被“籍没入官”的家属中,发落比较轻的那些,所以政治地位一直很低。正因为如此,秦始皇帝和汉武帝征发的“七科”里,才会有这么多小商贩和小商贩的后裔们。
不光如此,就算是在日常生活中,小商贩们和平民也不能住在一起。小商贩们被集中居住在“坊”里,而普通百姓居住的地方,则被称为“里”。
但在刘常满眼里,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简直就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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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建造长安城里,刘常满特意和魏无相商量,要把坊和里建设在一起。等长安城落成,各地的诸候郡守前去观礼之时,当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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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倘若不是这样的诏令,而是其他诏令呢?会不会引起巨大的变故呢?刘常满心里有时候还真没有把握。
就象这抑商重农的政策吧,历史上实行了上千年,必然有它的原因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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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儒教,刘常满无论怎么想,都想不出在农业时代,还有什么教派能象儒教这样,创建“君权神授”“大一统”“仁爱”等等学说,来确定君王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确定皇帝管理天下的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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