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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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妈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抽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操。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爱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性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火焚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性。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你很尊敬他滴酒不沾吗？”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呱。你是否——‘’
“昨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看了报上新闻心烦。所有的街头犯罪，人家不断互和伤害。我受不了，简。”
“我了解。”
“他要我别再看报。你笑什么？”
“这话听起来像设计好的程序。”
“他们说的全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我丢了工作，母亲得癌症死掉、鼻子要动切除手术，可是我今天没有喝酒，所以我算是打了胜仗。’”
“他们讲的真是全都一个调，对不？”
“有时候。什么那么好笑？”
“‘鼻子要动切除手术’，确定是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事很严重的，开不得玩笑。”过了一会儿，她讲起她家附近，一个会员：儿子被撞死，司机一跑了之。那人跑去参加戒酒协会，谈到这事，从众人的支持中汲取力量。显然，他带给大家不少启示。他一直滴酒不沾。
也因此有能力应付这事故，安慰、鼓舞家人共渡难关，同时也能节哀顺变，不再感到压抑。
我思忖经历自己的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念头便闪到多年前的意外：我的流弹反弹，害死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六岁女孩，如果事后我不碰酒的话，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当时应付自己感觉的办法是猛灌波本，要不然无法承受其后的感觉。那时这看来当然是个好办法。
也许不是。也没有捷径，没有方便之门。也许你必须勉强自已经历痛苦。
我说：“纽约人一般都不担心被车撞到。但车祸在这儿也会发生，跟别的地方一样。他们有没有抓到肇事司机？”
“没有。”
“他也许喝了酒。通常都是这个原因。”
“也许他失去意识。也许他第二天恢复知觉后、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老大爷。”我说，想起那个晚上的演讲人——刺死自己爱人的男子。“翡翠城里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
“裸城。”
“我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翡翠城。”
“哦？我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绿野仙踪。记得吗？堪萨斯的多萝西和她的小狗托托。改编成电影由朱迪嘉兰主演，小女孩奔向彩虹。”
“我当然记得。”
“跟着黄砖路往前走，它通向翡翠城，在那儿活着伟大的魔法师。”
“我记得。稻草人、锡人，还有怯懦的狮子，我统统记得。但我是怎么想起翡翠城的呢？”
“你是酒鬼。”她提醒说“你少了几个脑细胞、如此而己。”
我点点头：“肯定如此。”我回答。
我们就寝时，天空已发亮。我睡在沙发上，裹在她多出的两条毯子里。起先我以为自己一定睡不着，但倦意像高涨的潮水涌来，我完全屈服，随它去吧。
我说不出它把我带向何方，因为我睡得和死人一样。如果做了梦，我也毫无记忆。我醒时闻到煮咖啡豆以及油炸培根的香味。我冲个澡，拿她给我的一次性刮胡刀刮了胡子，然后换上衣服，和她坐在厨房的松木桌旁。我喝柳橙汁及咖啡。吃培根炒蛋和上头加蜜桃干的全麦烤松饼。记忆里，我的胃口从未如此好。
礼拜天下午有群人在她家东边几条街外聚会。她告诉我，这是她固定参加的聚会，问我想不想加入。
“我有些事情得做。”
“礼拜天做？”
“礼拜天做又怎么样？”
“礼拜天下午你真能办好什么事情？”
打开头起，我就真没办好什么事。今天我能做什么呢？
我打开记事本，拨了桑妮的号码。没人接听。我打到我的旅馆，桑妮没留话“男孩”丹尼以及我昨晚淡过的人也没有。
唔“男孩”丹尼这时候八成还在睡觉，其他大部分人应该也是。
有个口信要我联络钱斯，我开始拨他的号码，然后又停住。
如果简打算参加聚会，我可不想独自待在她这仓库一样的房子里等他回话。她的辅导员可能反对。
会场是在佛西斯街一家犹太教堂的二楼。禁止抽烟。参加戒酒聚会却没有闻到弥漫一整屋子的烟昧，这我还是头一遭碰到。
那儿约有五十个人，她似乎认识其中大部分人。她把我引见给某些人，他们的名字我随听随忘。我自我意识强烈，引起别人的注意让我不自在。我的外表也没多大帮助。尽管没有和衣睡觉，但一身衣服却邋里邋遢，是昨晚巷斗留下的结果。
巷斗的另一个后遗症也开始浮现。直到离开她家时，我才发现自已浑身疼得厉害。头部因为撞击了很多次异常酸痛，一只上臂和肩膀淤血青紫，其他肌肉我一动就开始抗议。打斗结束时我毫无感觉，但所有该有的痛苦全在第二天向我讨债。
我拿了些咖啡和饼干，坐到聚会结束。其实也还好。演讲人见证词很短，剩下很多时间供人家讨论。得举手才能发表意见。
结束前十五分钟，简举手说，她很幸运能一直滴酒不沾，而这大半要归功于她的辅导员，能在她烦心或者迷茫的时候给她安慰和鼓励。她并没有举证细节。我觉得她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可不领情。
我没有举手。
会后她打算跟别人一起去喝咖啡，问我要不要也去。我不想再喝咖啡，也不想要人陪。我编了个理由回绝。
走到外头分手以前，她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
“还想喝酒吗？”
“不。”我说。
“很高兴你昨晚打了电话。”
“我也很高兴。”
“欢迎随时打来，马修。必要的话，就算半夜也无所谓。”
“希望不会有这必要。”
“不过如果需要，记得打来。好吗？”
“当然。”
“马修，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想喝酒时，要先打个电话给我。”
“我今天不会喝的。”
“我知道。不过如果你决定，如果你想喝的话，得先打个电话给我。能答应呜？”
“好。”—棒槌学堂e书小组—
搭地铁往上城去时，我想到这段谈话，觉得自己轻易许诺，实在是很愚蠢。但——她听了很高兴。如果她高兴的话，撒谎又有何妨？
钱斯又留了口信。我从大厅打到他的服务处说，我已经回到旅馆。我买份报纸上楼，好消磨等他回话的时间。
头条新闻非常引人。皇后区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坐着他们新买的闪亮奔驰出游。有人开车冲向他们，用散弹枪往车里扫射整整两管子弹。四人统统死掉，警方在他们的公寓搜查，发现一大笔现金以及尚未分装的古柯碱。警方推论，此次大屠杀与毒品有关。不是开玩笑的。
报纸没提到我留在巷内的那家伙。嗯，不出我所料。他碰上我时，周日报纸已经发行。倒也不是说他有可能会上明天、或是后天的报。如果我宰了他，他还有可能在报屁股占一小块，但一个被人打断双腿的黑小子有何新闻价值可言？
我正想着，听到有人敲门。
奇怪，清洁女工在礼拜天一律休假，而我仅有的几名访客通常会从楼下先打电话上来。我拿起椅上的外套，从口袋掏出点三二手枪。我还没把它扔掉。从断腿朋友身上摸走的两把刀子也都还在。我握着枪走向门边，问来人是谁。
“钱斯。”
我把枪放回口袋，打开门。
“一般人会先打个电话。”我说。
“柜台那人在看书，我不想打扰他。”
“真周到。”
“这是我的注册商标。”他打量着我，估算我有几斤几量。
然后视线挪开，开始扫视我的房间。
“好地方。”他说。
这话很讽刺，但他的语气不是。我关上门，指指椅子。他仍然站着“对我的脾气。”我说。
“看得出来。斯巴达式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他穿了件海军蓝夹克和灰色法兰绒长裤。没穿大衣。嗯，今天要暖和一些，而且他又一直呆在车里。
他走到窗旁，望出去。
“昨晚我找过你。”他说。
“我知道。”
“你没回电。”
“我刚刚才知道你留了口信，再说我又正要出门。”
“昨晚没在这里睡？”
“对。”
他点点头。他转身面对着我，表情难以捉摸。我以前没见过他这副神情。
他说：“你跟我所有的女孩谈过？”
“嗯，除了桑妮，”
“是啊。你还没见过她，是吧？”
“对。我昨晚试了几回，今天中午又打了一次。一直没人接听。”
“她昨晚找过你。”
“没错。”
“什么时候？”
我试着回想：“我大约八点离开旅馆，十点过后不久回来。那口信已经在等着我、但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留的。按说前台该把时间写上。但他们常常敷衍了事。总之。留言条我八成已经丢了。”
“没有保留的必要。”
“是啊。知道她打来就好，留着干嘛？”
他盯了我好久。我看到他深棕色的眼睛里闪着金点。他说：“操，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不像我。大部分时候我至少以为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什么也没说。
“你是我的人，因为你帮我做事。但我看只有天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钱斯？”
“妈的。”他说“问题是，我能信任你多少？我老在想，我到底还能不能信任你。我是信任你。毕竟。我把你带到我家，老兄。我可从没带别人去过我家。我他妈的干嘛那么做？”
“不知道。”
“我是说，我想炫耀吗？我是想跟你说，瞧这黑鬼的格调够高吧？或者我邀你进去，是要你看看我的灵魂？妈的，不管怎么说，我开始以为真的可以相信你。但这样做对吗？”
“我没法帮你做决定。”
“嗯。”他说“是不能。”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巴“我昨晚给她，桑妮，打电话打了几次，跟你一样，也没人接听。呃，好吧。那无所谓。没开答录机，那也没什么，因为有时候她会忘了接插头。然后我又打过去，一点半，或许两点，还是没有回答，所以我就开车过去瞧瞧。当然我有钥匙。那是我的公寓。为什么我不能有把钥匙？”
我开始明白是什么事儿了，但我让他自己讲。
“呃，她是在那儿。”他说“她还在那儿。你明白吧，她已经死了。”
我没有过街。脸被撞烂、腿被打断的小伙子不是这一带惟一的抢匪。我突然意识到：我可不想在喝了酒后再撞上一个。
不行，我得回到我的地盘。我本来只打算喝一杯，或许两杯，但我不敢保证我真能适可而止，而且我也不能断言两杯酒下肚以后我会做出什么。
为了安全起见，我应该先回到我的地盘，在酒吧喝它一杯，绝不超过两杯，然后带几罐啤酒回房。
问题是无论怎么喝酒都不安全，至少对我而言。这我不是已经证明过了？我到底还打算再证明几次？
那我该如何是好？抖到我散架？我不喝酒就没法睡觉。我不喝酒也没法坐踏实，看在老天的份上。
好吧，去他妈的。我还是得喝一杯。那是药啊。任何医生看了我，都会开这处方。
任何医生？罗斯福医院那个实习医生呢？我感觉到他放在我肩上的手——正是那抢匪抓着的部位，然后把我推入巷内。
“看着我，仔细听。你是酒鬼。再不戒酒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迟早总要死的，是那八百万种死法之一。不过如果我有选择的话，至少我可以死得离家近一点。
我走到马路边。一辆吉普赛出租车——惟一会在哈勒姆区揽客的那种——缓缓驶向我。司机是个西班牙裔中年妇女，诡异的红发上压了顶帽子，她认为我还算安全，我踏进车，关上门，要她送我到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的交叉口。
一路上我千头万绪。我的手还在发抖，只是没有先前厉害，但内心的发颤仍然没有好转迹象。这趟车程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这时我突然听到那女人问我要停在哪个街角。我要她靠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门前，绿灯亮时，她笔直穿过十字路口，在我说的地方停下。我没动静，她扭头看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才想起在阿姆斯特朗酒吧我什么也喝不到嘴。当然，他们现在很可能已经忘记比利把我踢出去了，但也有可能记得。
只要一想到踏入店内遭到拒绝，我就已经火得浑身发热。不，去他们的，我才不踏进他们天杀的大门。
该上哪儿呢？波莉酒吧应该打烊了，他们一向提前打烊。法雷尔小店呢？
金死后我就在那里喝的第一杯酒。拿起那只杯子之前，我已经整整八天滴酒不沾。我还记得那酒。它叫“早年时光’。
奇怪我总记得喝的是哪种牌子的酒。其实全是垃圾，不过你就是会牢牢记得这类细节。
不久前聚会时，我也听到某人说过类似的话。
我戒酒的成效如何了？四天没碰酒了吗？我可以上楼回房，老老实实呆着，然后一觉醒来就是第五天的开始。
只不过我不可能睡着。我连房间都待不住。我会试一试，可是我到哪儿都待不住，因为我现在感觉糟糕，惟一陪我作伴的只有我那乱糟糟的脑袋瓜。如果现在不喝，一个钟头以后我还是会喝。
“先生？你还好吧？”—棒槌学堂e书小组—
我对那女人眨眨眼，拿出钱包，抽了一张二十元钞票。
“我要打个电话。”我说“就在街角那个电话亭。这钱你拿着。在这等我，好吗？”
也许她会拿着钞票扬长而去。我并不在乎。我走向电话亭，塞个铜板，开始拨号。
现在打实在太晚。几点了？过两点。不是熟人打这电话实在嫌晚。
操。我大可以回房。只要呆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头脑清醒。
酒吧通常三点打洋。
那又怎样？附近有家熟食店会卖啤酒给我，不管合不合法。
五十一街上有家酒吧通宵营业，在西十一街和十二大道之间。
不过他们有可能已经关门。我很久没去那里了。
金达基嫩前厅的柜子有瓶“野火鸡”而她的钥匙就在我的口袋里。
这可吓住我了。整整一瓶酒，我随到随喝。要是到了那里，我不可能喝一两杯就算完事，我会喝光整瓶，而且只要开喝，我会一瓶接一瓶喝个没完。
我还是打了电话。
她在睡觉。听她接电话的声音我就知道。
我说：“我是马修。抱歉这么晚打来。”
“没关系。现在几点？老天，已经过了两点。”
“抱歉。”
“没关系。你还好吗，马修？”
“不好。”
“喝了酒？”
“没有。”
“那就没事。”
“我快崩溃了。”我说“打电话给你是因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可以不喝酒的办法。”
“做得好。”
“我可以过去吗？”
一阵死寂。算了，我在想。在法雷尔小店打烊前赶紧喝上一杯，然后打道回府。早知道就不打这通电话。
“马修，我也说不好这想法对不对。记住只要一个钟头一个钟头熬就好，实在没办法就一分钟一分钟来也可以，你随时可以打电话过来。吵醒我没关系，可是——”
我说：“半小时前我差点丢掉小命。我狠狠揍了那个家伙，又把他的腿打断。这辈子我从没抖得这么厉害。我看只有喝酒才能止住，可是我不敢喝，又怕我忍不住还是会去喝。本想只有找个人陪着聊天才能熬过去，不过这也难说。抱掀，不该吵你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抱歉，”
“等等。”
“我还在。”
“圣马克斯广场那儿有个地方，周末晚上都通宵聚会。地址就在通讯录里，我帮你查。”
‘好啊。”
“你不想去，对吧？”
“每次聚会我都说不出话。算了，简，我不会有事。”
“你在儿？”
“五十八街和第九大道交叉口。”
“你多久可以到这儿？”
我扫了一眼阿姆斯特朗酒吧。我的吉普赛出租车还停在那里。
“有辆出租车等着我。”我说。
“还记得怎么过来？”
“记得，”
出租车把我载到简那栋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六层仓库式建筑前头，计费表已经快吃光原本的二十块钱。我又给了她二十块钱。给得有点多，但我心存感激，而且我大方得起。
我按简的铃，两声长三声短，然后走出门外，等她给我丢下钥匙。我搭电梯到五楼，然后爬上她的阁楼小屋。
“挺快。”她说，‘你还真有辆出租车等着。”
不过也足够她更衣。她已换上旧的李牌牛仔裤，和一件红黑相间的花格子法兰绒衬衫。她是个颇有魅力的女人，中等身高，骨肉匀称，给人很舒服的感觉。她有一张心型脸，头发暗棕带灰，垂到肩膀。间隔适中的灰色大眼睛。她没有化妆。
她说：“我煮了咖啡。你不爱加东西，对吧？”
“只加波本。”
“开玩笑。你坐，我去拿咖啡。”
她捧着咖啡过来时，我正站在她的雕塑梅杜莎旁边。我的指尖沿着她的蛇形发辫滑下。
“她的头发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我说“她金黄色的头发绑成辫子盘在头上、像极了你的梅杜莎。”
“谁？”
“她被人刺死，我不知道从哪说起。”
“随便哪里。”
我讲了很久，语无伦次，从事情的起头说到当晚被抢的经过。然后倒回前面，再讲后面。她偶尔起身去拿咖啡，等她回来时，我会接着话头说下去。或许我另外又起个话头。这都无所谓。
我说：“我不知道该拿那混账怎么办。打倒他以后，我搜他的身。我不能把他送警察局，又不甘心放他一马。本想毙了他，却又下不了手。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我抓他的头再多撞几次墙的话，有可能就叫他上西天了。老实跟你说，我很高兴见到他死。可是看他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我实在没法扣下扳机。”
“当然。”
“可我也不能一走了之，我不能让他走回街上。他会再找一把枪，再找人下手。所以我就折断他的腿。以后他的骨头愈合，他还会为非作歹，不过至少目前街上少了一个歹徒。”我耸耸肩“好像没什么道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重要的是你没喝酒。”
“重要的是那个吗？”
“对啊。”
“我差点喝了。如果我回到住处，或者没有联络到你——天知道我有多想喝。我还是想喝。”
“不过你不会。”
“嗯，不会。’
“你有没有辅导员，马修？”
“没有。”
“该找一个、帮助很大。”
“怎么说？”—棒槌学堂e书小组—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什么话都可以告诉他。”
“你有一个？”
她点点头：“刚才和你通完话后，我就打给她。”
“为什么？”
“因为我很紧张。因为每次和她讲活我都能恢复平静。因为我想知道她会怎么说。”
“她怎么说？”
“她说我不该叫你过来。”她笑起来“还好你那时已经上了路。”
“她还说些什么？’
灰色的大眼睛回避我的视线：“说我不能和你上床。”
“她说这干嘛？”
“因为戒酒第一年和人发生性关系不好，因为跟刚刚开始戒酒的人牵扯不清会惹出很大麻烦。”
“老天，”我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实在受不了啦，不是因为欲火焚身。”
“我明白。”
“你的辅导员说什么你都照做吗？”
“尽可能。”
“这个自命为上帝代言人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只是个女人。她年纪和我差不多大事实上，她比我小一岁半。不过她已经戒了将近六年。”
“时间真长。”
“对我来说是很长。”她拿起杯子，看到里头是空的，又放回去“你能找到人当辅导员吗？”
“得自己去找？”
“对啊。”
“如果我找你呢？”
她摇摇头：“首先，你必须找男性。其次，我清醒的时间还不够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辅导员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我们这种朋友，只能是戒酒协会的同志。第四，应该要找你家附近团体的人，这样才有机会常常接触。”
我很不情愿地想到吉姆。
“有那么个人，我偶尔会跟他说说话。”
“找个能聊的人非常重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跟他聊天。我想也许可以吧。”
“你很尊敬他滴酒不沾吗？”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呱。你是否——‘’
“昨天晚上我告诉他我看了报上新闻心烦。所有的街头犯罪，人家不断互和伤害。我受不了，简。”
“我了解。”
“他要我别再看报。你笑什么？”
“这话听起来像设计好的程序。”
“他们说的全是一文不值的垃圾。‘我丢了工作，母亲得癌症死掉、鼻子要动切除手术，可是我今天没有喝酒，所以我算是打了胜仗。’”
“他们讲的真是全都一个调，对不？”
“有时候。什么那么好笑？”
“‘鼻子要动切除手术’，确定是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事很严重的，开不得玩笑。”过了一会儿，她讲起她家附近，一个会员：儿子被撞死，司机一跑了之。那人跑去参加戒酒协会，谈到这事，从众人的支持中汲取力量。显然，他带给大家不少启示。他一直滴酒不沾。
也因此有能力应付这事故，安慰、鼓舞家人共渡难关，同时也能节哀顺变，不再感到压抑。
我思忖经历自己的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然后念头便闪到多年前的意外：我的流弹反弹，害死一个叫埃斯特利塔里韦拉的六岁女孩，如果事后我不碰酒的话，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我当时应付自己感觉的办法是猛灌波本，要不然无法承受其后的感觉。那时这看来当然是个好办法。
也许不是。也没有捷径，没有方便之门。也许你必须勉强自已经历痛苦。
我说：“纽约人一般都不担心被车撞到。但车祸在这儿也会发生，跟别的地方一样。他们有没有抓到肇事司机？”
“没有。”
“他也许喝了酒。通常都是这个原因。”
“也许他失去意识。也许他第二天恢复知觉后、根本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老大爷。”我说，想起那个晚上的演讲人——刺死自己爱人的男子。“翡翠城里八百万个故事，八百万种死法。”
“裸城。”
“我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翡翠城。”
“哦？我是从哪儿听来的呢？”
“绿野仙踪。记得吗？堪萨斯的多萝西和她的小狗托托。改编成电影由朱迪嘉兰主演，小女孩奔向彩虹。”
“我当然记得。”
“跟着黄砖路往前走，它通向翡翠城，在那儿活着伟大的魔法师。”
“我记得。稻草人、锡人，还有怯懦的狮子，我统统记得。但我是怎么想起翡翠城的呢？”
“你是酒鬼。”她提醒说“你少了几个脑细胞、如此而己。”
我点点头：“肯定如此。”我回答。
我们就寝时，天空已发亮。我睡在沙发上，裹在她多出的两条毯子里。起先我以为自己一定睡不着，但倦意像高涨的潮水涌来，我完全屈服，随它去吧。
我说不出它把我带向何方，因为我睡得和死人一样。如果做了梦，我也毫无记忆。我醒时闻到煮咖啡豆以及油炸培根的香味。我冲个澡，拿她给我的一次性刮胡刀刮了胡子，然后换上衣服，和她坐在厨房的松木桌旁。我喝柳橙汁及咖啡。吃培根炒蛋和上头加蜜桃干的全麦烤松饼。记忆里，我的胃口从未如此好。
礼拜天下午有群人在她家东边几条街外聚会。她告诉我，这是她固定参加的聚会，问我想不想加入。
“我有些事情得做。”
“礼拜天做？”
“礼拜天做又怎么样？”
“礼拜天下午你真能办好什么事情？”
打开头起，我就真没办好什么事。今天我能做什么呢？
我打开记事本，拨了桑妮的号码。没人接听。我打到我的旅馆，桑妮没留话“男孩”丹尼以及我昨晚淡过的人也没有。
唔“男孩”丹尼这时候八成还在睡觉，其他大部分人应该也是。
有个口信要我联络钱斯，我开始拨他的号码，然后又停住。
如果简打算参加聚会，我可不想独自待在她这仓库一样的房子里等他回话。她的辅导员可能反对。
会场是在佛西斯街一家犹太教堂的二楼。禁止抽烟。参加戒酒聚会却没有闻到弥漫一整屋子的烟昧，这我还是头一遭碰到。
那儿约有五十个人，她似乎认识其中大部分人。她把我引见给某些人，他们的名字我随听随忘。我自我意识强烈，引起别人的注意让我不自在。我的外表也没多大帮助。尽管没有和衣睡觉，但一身衣服却邋里邋遢，是昨晚巷斗留下的结果。
巷斗的另一个后遗症也开始浮现。直到离开她家时，我才发现自已浑身疼得厉害。头部因为撞击了很多次异常酸痛，一只上臂和肩膀淤血青紫，其他肌肉我一动就开始抗议。打斗结束时我毫无感觉，但所有该有的痛苦全在第二天向我讨债。
我拿了些咖啡和饼干，坐到聚会结束。其实也还好。演讲人见证词很短，剩下很多时间供人家讨论。得举手才能发表意见。
结束前十五分钟，简举手说，她很幸运能一直滴酒不沾，而这大半要归功于她的辅导员，能在她烦心或者迷茫的时候给她安慰和鼓励。她并没有举证细节。我觉得她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但我可不领情。
我没有举手。
会后她打算跟别人一起去喝咖啡，问我要不要也去。我不想再喝咖啡，也不想要人陪。我编了个理由回绝。
走到外头分手以前，她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好。
“还想喝酒吗？”
“不。”我说。
“很高兴你昨晚打了电话。”
“我也很高兴。”
“欢迎随时打来，马修。必要的话，就算半夜也无所谓。”
“希望不会有这必要。”
“不过如果需要，记得打来。好吗？”
“当然。”
“马修，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什么事？”
“想喝酒时，要先打个电话给我。”
“我今天不会喝的。”
“我知道。不过如果你决定，如果你想喝的话，得先打个电话给我。能答应呜？”
“好。”—棒槌学堂e书小组—
搭地铁往上城去时，我想到这段谈话，觉得自己轻易许诺，实在是很愚蠢。但——她听了很高兴。如果她高兴的话，撒谎又有何妨？
钱斯又留了口信。我从大厅打到他的服务处说，我已经回到旅馆。我买份报纸上楼，好消磨等他回话的时间。
头条新闻非常引人。皇后区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不到五岁的小孩——坐着他们新买的闪亮奔驰出游。有人开车冲向他们，用散弹枪往车里扫射整整两管子弹。四人统统死掉，警方在他们的公寓搜查，发现一大笔现金以及尚未分装的古柯碱。警方推论，此次大屠杀与毒品有关。不是开玩笑的。
报纸没提到我留在巷内的那家伙。嗯，不出我所料。他碰上我时，周日报纸已经发行。倒也不是说他有可能会上明天、或是后天的报。如果我宰了他，他还有可能在报屁股占一小块，但一个被人打断双腿的黑小子有何新闻价值可言？
我正想着，听到有人敲门。
奇怪，清洁女工在礼拜天一律休假，而我仅有的几名访客通常会从楼下先打电话上来。我拿起椅上的外套，从口袋掏出点三二手枪。我还没把它扔掉。从断腿朋友身上摸走的两把刀子也都还在。我握着枪走向门边，问来人是谁。
“钱斯。”
我把枪放回口袋，打开门。
“一般人会先打个电话。”我说。
“柜台那人在看书，我不想打扰他。”
“真周到。”
“这是我的注册商标。”他打量着我，估算我有几斤几量。
然后视线挪开，开始扫视我的房间。
“好地方。”他说。
这话很讽刺，但他的语气不是。我关上门，指指椅子。他仍然站着“对我的脾气。”我说。
“看得出来。斯巴达式的，没有多余的东西。”他穿了件海军蓝夹克和灰色法兰绒长裤。没穿大衣。嗯，今天要暖和一些，而且他又一直呆在车里。
他走到窗旁，望出去。
“昨晚我找过你。”他说。
“我知道。”
“你没回电。”
“我刚刚才知道你留了口信，再说我又正要出门。”
“昨晚没在这里睡？”
“对。”
他点点头。他转身面对着我，表情难以捉摸。我以前没见过他这副神情。
他说：“你跟我所有的女孩谈过？”
“嗯，除了桑妮，”
“是啊。你还没见过她，是吧？”
“对。我昨晚试了几回，今天中午又打了一次。一直没人接听。”
“她昨晚找过你。”
“没错。”
“什么时候？”
我试着回想：“我大约八点离开旅馆，十点过后不久回来。那口信已经在等着我、但我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留的。按说前台该把时间写上。但他们常常敷衍了事。总之。留言条我八成已经丢了。”
“没有保留的必要。”
“是啊。知道她打来就好，留着干嘛？”
他盯了我好久。我看到他深棕色的眼睛里闪着金点。他说：“操，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不像我。大部分时候我至少以为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什么也没说。
“你是我的人，因为你帮我做事。但我看只有天知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钱斯？”
“妈的。”他说“问题是，我能信任你多少？我老在想，我到底还能不能信任你。我是信任你。毕竟。我把你带到我家，老兄。我可从没带别人去过我家。我他妈的干嘛那么做？”
“不知道。”
“我是说，我想炫耀吗？我是想跟你说，瞧这黑鬼的格调够高吧？或者我邀你进去，是要你看看我的灵魂？妈的，不管怎么说，我开始以为真的可以相信你。但这样做对吗？”
“我没法帮你做决定。”
“嗯。”他说“是不能。”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下巴“我昨晚给她，桑妮，打电话打了几次，跟你一样，也没人接听。呃，好吧。那无所谓。没开答录机，那也没什么，因为有时候她会忘了接插头。然后我又打过去，一点半，或许两点，还是没有回答，所以我就开车过去瞧瞧。当然我有钥匙。那是我的公寓。为什么我不能有把钥匙？”
我开始明白是什么事儿了，但我让他自己讲。
“呃，她是在那儿。”他说“她还在那儿。你明白吧，她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