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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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
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
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作个不恰当的对比，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却也大而无当，不知所云。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却从未绝望。你呢？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很久没有写信了。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日复一日，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
忽然，我觉得很累、很累。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最有"出息"的男同学，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由远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
那么，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
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我的部门在十层，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几十个职员，像一群家养的鸽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笼子"里。
巨大的中央空调，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冬暖夏凉。我不喜欢空调，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无论冷也好，热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可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肌肤在虚假的温度之中麻木了，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却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然而，偌大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很久以前看过，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却记得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没有一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角落。
我经常往远方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可惜，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
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
我应该给她回信。
我愿意给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颗搁浅在沙滩上的贝壳。
四、廷生的信
宁萱：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读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刚从郊外返回学校。一路上，我正在想，离开校园好几天了，平淡如水的学院生活，会不会发生些许的变化呢？我的邮件该堆积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门的邮件之中，我拆开了你的信。
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为王小波，因为鲁迅与许广平，更因为罗素的那句话，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敬畏这个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而入狱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位既想"理解人类的心灵"、又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的大哲学家还说："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的被压迫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反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比学识更加重要的是怜悯心。然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人有怜悯之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五、宁萱的信
（缺）
一、宁萱的信
廷生：
你好。
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
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
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作个不恰当的对比，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却也大而无当，不知所云。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却从未绝望。你呢？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二、宁萱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很久没有写信了。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日复一日，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
忽然，我觉得很累、很累。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最有"出息"的男同学，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由远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
那么，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
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我的部门在十层，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几十个职员，像一群家养的鸽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笼子"里。
巨大的中央空调，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冬暖夏凉。我不喜欢空调，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无论冷也好，热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可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肌肤在虚假的温度之中麻木了，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却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然而，偌大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很久以前看过，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却记得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没有一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角落。
我经常往远方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可惜，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
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三、廷生的日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
我应该给她回信。
我愿意给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颗搁浅在沙滩上的贝壳。
四、廷生的信
宁萱：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读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刚从郊外返回学校。一路上，我正在想，离开校园好几天了，平淡如水的学院生活，会不会发生些许的变化呢？我的邮件该堆积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门的邮件之中，我拆开了你的信。
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为王小波，因为鲁迅与许广平，更因为罗素的那句话，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敬畏这个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而入狱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位既想"理解人类的心灵"、又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的大哲学家还说："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的被压迫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反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比学识更加重要的是怜悯心。然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人有怜悯之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五、宁萱的信
（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