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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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独自对着窗外，就那么默默地流了一会儿泪，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悲痛。给人感到这种人即使有大不了的悲痛，她也会不在话下。果然，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在这个时间该做的，她又开始做起来，当她坐下来吃早饭时，一切又是有秩有序。
至于对面的两个男人，我却不愿意用望远镜瞄准他们。起初我想把这解释成不屑于，实际我是不愿意他们的脸在我的视线里呈现出不容置疑的清晰，我讨厌这种清晰就像讨厌他们的存在。这时我已明了我是那样地讨厌他们，若在他俩之间再作选择，我对那矮个儿男人更是充满憎恶。这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轮番出现，却没有碰面的时候。我很想弄清他们出现的规律：高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来，矮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到。这段时间我为搞清他们出现的规律而心神不宁，搞清这件事简直成了我的生活目的。我曾经把某人假定成一、三、五，把某人假定为二、四、六，不对。我又把某人定为一、二、三，把某人定为四、五、六，又不对。我把每周的七天一次次地颠倒排列，一次次地失败。那么他们是无规律的，可无规律就要撞车。有时我觉得我简直成了私家侦探。后来我只搞清了一点，就是高的和矮的谁都不曾在这儿过夜。我想，女人和男人能睡在一起终归是不易的。找到了这个信条，我便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肖禾散布我和她的“睡觉”也就成了地道的无稽之谈，我真愿意落个：你是谁呀！
谁知我的信条也有被打碎的时候：有一个深夜我被对面惊醒了，惊醒我的是对面的灯光。我从床上爬起来朝窗外望去，原来深更半夜对面阳台上亮起了灯——确切地说，是阳台的厨房里亮着灯。对面正在喝饮料，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式衬衫，衬衫下摆齐着大腿，给人一种里边什么也没穿的感觉（穿没穿谁知道）。令我不能容忍的是，那矮个子男人就站在她的身边，他也举着一杯饮料不慌不忙地喝着，还一边俯身去亲她的胸脯。对面对他没有激情，但有一种温和的接纳。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就仿佛对面和这男人一道欺骗了我。
我开始像憎恶那矮个子男人一样憎恨起对面，心中闪过我能够记住的所有五花八门的道德箴言。从痛打罗欣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我甘心情愿在黑暗中熬着时光，忍受着恶浊的空气，难道就为了欣赏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鬼混么？我从来也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电灯的光明和洪亮、宽广的声音，假如不是处在深夜我会立刻拔腿出去找总务处要灯泡。找灯泡、把屋子弄亮的念头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总务处，在幼儿园门口碰见了林林，她正领着孩子们往外走。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冲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但当我快步走过了她和她的孩子们，身后却响起了一片嘹亮的童声：“叔——叔——好！”（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不得不回过头来答应着孩子们，顺势再冲林林点点头。她又瞪了我一眼，这次不如刚才狠，我感到她有话要说。我迎过来，背对孩子们，她说她有件事想告诉我，说肖禾找过罗欣。原来这家伙到底流窜到了南门市，为什么不去再找找那个哈萨克斯坦人？林林的消息正中我的下怀，而她却当做一枚小炸弹投掷给我，这正是许多天真姑娘的令人心酸之处。显然，我与肖禾的****同林林的相遇，反而成了我和林林关系的催化剂，她才用了个激将法，好激起我对肖禾的愤怒。实际肖禾赶紧找个主儿比什么都强。
林林紧紧盯住我看我的反应，我只装了满脑瓜子灯泡和流行歌曲的旋律，光明加上音乐已是能叫人神魂颠倒。我用应付的口气对林林说，肖禾有这个自由啊，我不在乎。林林马上追问我究竟在乎什么。这话问到了根本，我想说我最在乎的就是窗外那个阳台，但我却鬼使神差地说我最在乎的是你，可我现在有事，过一个星期咱们约个地方谈谈。
林林却说一个星期可不行，一个月我也不一定和你谈。你在乎我，我就得在乎你？
我说那就算我自作多情吧对不起。林林张张嘴还想说什么，我已经拔腿走远了。
在总务处，我向处长申请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问我要那么大的灯泡干什么，我说我是看仓库的，仓库亮点儿防贼。
处长说据他所知那个仓库从来就没进过贼，贼不会惦着一堆破桌椅烂板凳。这么好几十年了，他们只抓过一个附近农村的老头。处长说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在院保卫处。有一次他们绕着院墙巡逻，发现有个老头正用砖头砸墙角上的灯泡。处长说那时候的设计院戒备森严，院墙上隔不远便有个大灯泡。天一黑，灯泡都亮起来。处长说他们冲着老头追过去，问老头为什么砸灯泡。老头说我们村的电不够使，你们这儿的电多，截你们点儿电，正合适，光电线里存的这点儿电也够我们使了。处长说你老人家懂不懂电啊，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道理。老头说你说电是个什么道理？有一回我去钢磨上磨面，出家门时拽拽灯绳灯还亮着，一到钢磨上就停了电。我对磨面的闺女说，停电了不要紧，电线里存的那点儿剩余的电正够磨我这二十斤麦子。那闺女也和你一样，说我不懂电，我怎么不懂？浇地的工夫停了电，垄沟里还能存住一股子水呢，电线里怎么就存不下一点儿电？老头把处长给说乐了，处长说后来他还推荐这个老头做过设计院的传达。
这故事虽有几分幽默，但对我却毫无意义，我又提出领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说给你讲了半天老头砸灯泡的事，就是告诉你那个仓库不用防贼，要灯泡照明有个四十瓦的也足够了。
我拿了四十瓦的灯泡，一出楼门就把它摔在台阶上，然后上街专门去买。我在五金商店买了四个五百瓦的灯泡，还买了灯口、电线一大堆。从五金商店出来我又去音像商店买磁带，我在如潮的录音带里扒拉来扒拉去，最后抓阄儿似的闭着眼拿了一盒。这是一盒从前的旧歌，有阿佤人民唱新歌，还有红太阳照边疆、北京的金山上什么的。
我带着这堆东西回到仓库回到我的房间，忽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昂之情，像是一台晚会的策划正审视舞台，又好比就要登场的演员在后台酝酿情绪。我接好电线电源，将四个灯泡一溜排开悬在窗口，打开录音机（我有一台燕舞收录机）放进新买的盒带，专心等待深夜那个时间的到来。
她独自对着窗外，就那么默默地流了一会儿泪，不像有什么大不了的悲痛。给人感到这种人即使有大不了的悲痛，她也会不在话下。果然，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在这个时间该做的，她又开始做起来，当她坐下来吃早饭时，一切又是有秩有序。
至于对面的两个男人，我却不愿意用望远镜瞄准他们。起初我想把这解释成不屑于，实际我是不愿意他们的脸在我的视线里呈现出不容置疑的清晰，我讨厌这种清晰就像讨厌他们的存在。这时我已明了我是那样地讨厌他们，若在他俩之间再作选择，我对那矮个儿男人更是充满憎恶。这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轮番出现，却没有碰面的时候。我很想弄清他们出现的规律：高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来，矮个子每星期什么时间到。这段时间我为搞清他们出现的规律而心神不宁，搞清这件事简直成了我的生活目的。我曾经把某人假定成一、三、五，把某人假定为二、四、六，不对。我又把某人定为一、二、三，把某人定为四、五、六，又不对。我把每周的七天一次次地颠倒排列，一次次地失败。那么他们是无规律的，可无规律就要撞车。有时我觉得我简直成了私家侦探。后来我只搞清了一点，就是高的和矮的谁都不曾在这儿过夜。我想，女人和男人能睡在一起终归是不易的。找到了这个信条，我便从中得到了些许安慰。肖禾散布我和她的“睡觉”也就成了地道的无稽之谈，我真愿意落个：你是谁呀！
谁知我的信条也有被打碎的时候：有一个深夜我被对面惊醒了，惊醒我的是对面的灯光。我从床上爬起来朝窗外望去，原来深更半夜对面阳台上亮起了灯——确切地说，是阳台的厨房里亮着灯。对面正在喝饮料，只穿着一件宽大的男式衬衫，衬衫下摆齐着大腿，给人一种里边什么也没穿的感觉（穿没穿谁知道）。令我不能容忍的是，那矮个子男人就站在她的身边，他也举着一杯饮料不慌不忙地喝着，还一边俯身去亲她的胸脯。对面对他没有激情，但有一种温和的接纳。我感到周身热血沸腾就仿佛对面和这男人一道欺骗了我。
我开始像憎恶那矮个子男人一样憎恨起对面，心中闪过我能够记住的所有五花八门的道德箴言。从痛打罗欣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我甘心情愿在黑暗中熬着时光，忍受着恶浊的空气，难道就为了欣赏这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鬼混么？我从来也没有像此刻这样渴望电灯的光明和洪亮、宽广的声音，假如不是处在深夜我会立刻拔腿出去找总务处要灯泡。找灯泡、把屋子弄亮的念头持续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直奔总务处，在幼儿园门口碰见了林林，她正领着孩子们往外走。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冲她笑笑，她瞪了我一眼（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但当我快步走过了她和她的孩子们，身后却响起了一片嘹亮的童声：“叔——叔——好！”（这是我意料之外的）
我不得不回过头来答应着孩子们，顺势再冲林林点点头。她又瞪了我一眼，这次不如刚才狠，我感到她有话要说。我迎过来，背对孩子们，她说她有件事想告诉我，说肖禾找过罗欣。原来这家伙到底流窜到了南门市，为什么不去再找找那个哈萨克斯坦人？林林的消息正中我的下怀，而她却当做一枚小炸弹投掷给我，这正是许多天真姑娘的令人心酸之处。显然，我与肖禾的****同林林的相遇，反而成了我和林林关系的催化剂，她才用了个激将法，好激起我对肖禾的愤怒。实际肖禾赶紧找个主儿比什么都强。
林林紧紧盯住我看我的反应，我只装了满脑瓜子灯泡和流行歌曲的旋律，光明加上音乐已是能叫人神魂颠倒。我用应付的口气对林林说，肖禾有这个自由啊，我不在乎。林林马上追问我究竟在乎什么。这话问到了根本，我想说我最在乎的就是窗外那个阳台，但我却鬼使神差地说我最在乎的是你，可我现在有事，过一个星期咱们约个地方谈谈。
林林却说一个星期可不行，一个月我也不一定和你谈。你在乎我，我就得在乎你？
我说那就算我自作多情吧对不起。林林张张嘴还想说什么，我已经拔腿走远了。
在总务处，我向处长申请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问我要那么大的灯泡干什么，我说我是看仓库的，仓库亮点儿防贼。
处长说据他所知那个仓库从来就没进过贼，贼不会惦着一堆破桌椅烂板凳。这么好几十年了，他们只抓过一个附近农村的老头。处长说那时他刚从部队转业，分配在院保卫处。有一次他们绕着院墙巡逻，发现有个老头正用砖头砸墙角上的灯泡。处长说那时候的设计院戒备森严，院墙上隔不远便有个大灯泡。天一黑，灯泡都亮起来。处长说他们冲着老头追过去，问老头为什么砸灯泡。老头说我们村的电不够使，你们这儿的电多，截你们点儿电，正合适，光电线里存的这点儿电也够我们使了。处长说你老人家懂不懂电啊，电根本不是你说的那个道理。老头说你说电是个什么道理？有一回我去钢磨上磨面，出家门时拽拽灯绳灯还亮着，一到钢磨上就停了电。我对磨面的闺女说，停电了不要紧，电线里存的那点儿剩余的电正够磨我这二十斤麦子。那闺女也和你一样，说我不懂电，我怎么不懂？浇地的工夫停了电，垄沟里还能存住一股子水呢，电线里怎么就存不下一点儿电？老头把处长给说乐了，处长说后来他还推荐这个老头做过设计院的传达。
这故事虽有几分幽默，但对我却毫无意义，我又提出领两只五百瓦的灯泡。处长说给你讲了半天老头砸灯泡的事，就是告诉你那个仓库不用防贼，要灯泡照明有个四十瓦的也足够了。
我拿了四十瓦的灯泡，一出楼门就把它摔在台阶上，然后上街专门去买。我在五金商店买了四个五百瓦的灯泡，还买了灯口、电线一大堆。从五金商店出来我又去音像商店买磁带，我在如潮的录音带里扒拉来扒拉去，最后抓阄儿似的闭着眼拿了一盒。这是一盒从前的旧歌，有阿佤人民唱新歌，还有红太阳照边疆、北京的金山上什么的。
我带着这堆东西回到仓库回到我的房间，忽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昂之情，像是一台晚会的策划正审视舞台，又好比就要登场的演员在后台酝酿情绪。我接好电线电源，将四个灯泡一溜排开悬在窗口，打开录音机（我有一台燕舞收录机）放进新买的盒带，专心等待深夜那个时间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