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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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集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时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加入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的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公司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就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包括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虽然设备并不复杂，但技术性要求最强。在恒基公司，对检验工的要求最高，眼神要好，判断力也要强，才可以从满满一板产品当中一眼挑出其中的次品。这里也如此，花鼓装紧了装松了全靠最后这道工序工人的手感。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两个管理人员足够了，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孔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孔祥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像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孔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孔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孔祥儒过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而她以前是基本上不怎么来的。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觉得更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孔祥儒终于过来了。我们喝酒。这次我真喝了，因为这次他是我的老板，他要我喝我就喝，不怕影响工作。其实我也没什么"工作"。要说工作，今天陪他喝酒就是最大的工作，因为喝酒就要说话，说话就是汇报工作。
酒过三巡，我问孔祥儒："宏大公司到底谁是老板？"
"什么意思？"他并没喝多。
"我问宏大公司谁是真正的老板？"
孔祥儒见我问的认真，他也就认真地回答："我和我大姐夫都算是吧。但公司是我注册的，我负法律责任，大姐夫的钱算是我借的，我是要还本付息的，所以应该说我是老板。"
"不对。"我说。
孔祥儒透过硕大的镜片看着我，眼球经过镜片放大更加向外突出，像个大鼓眼泡，与酒后泛红的脸和占去面部三分之一面积的镜片浑然一体，使癞蛤蟆的形象更加名副其实。
"来来来，"我叫过来服务员，"小姐，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宏大厂吗？"
"知道呀，"服务员说，"就在村头呀。"
"你知道宏大厂的老板是谁吗？"
服务员摇摇头。
"去，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不大一会儿，老板到了。老板上来就敬烟，说："二位老板，有什么不周到的请多包涵。"
我说没事，菜不错，我们以后经常来。
老板说谢谢，谢谢！
我说请你过来是想向你打听个人。老板问打听谁。我说村头宏大厂的张老板。他说张老板有阵子没来吃饭了。我问为什么？老板说张老板现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去西乡吃饭，嫌我们这庙小了。
我斜眼瞟了一下孔祥儒，继续说："我再给你打听个人。"
"谁？"老板问。
"孔老板。"
"孔老板？"
"对，孔老板。"我说。
老板挠了半天头，说："凤凰冈好像没有孔老板。"
"再想想，"我说，"台湾的孔老板。"
"没有。"老板非常肯定地说，"你要说台湾老板我就敢肯定没有姓孔的。"
我说："听说宏大厂的老板就姓孔，而张老板不是老板，张老板是给孔老板打工的，你知道吗？"
饭店老板看看我，又看看孔祥儒，没说话，头却摇得像拨浪鼓。
我看看孔老板，对饭店老板说："没事了，谢谢。"
孔祥儒没说话，继续喝酒。
我不喝酒了，继续说话。我说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而是你请的经理，那么，他女朋友就不能在公司里搞管理，起码不能管财务，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我还建议：请厂长兼任公司会计，工资加一点。并说厂长是本村人，跑不了，而且人也蛮正派。
孔祥儒只是继续喝酒，没说话，也不知他听清楚我说的没有。
第二天上班，孔祥儒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要来账本，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着，还时不时把其中的某一页折叠起来。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看不出是喜是怒，深不可测。
这几天，孔祥儒交给我一个任务，制定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我照办，一项一项地写，写完了，觉得可以了，再抄一遍。没办法，公司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一点不像是台资企业。抄好后交给孔祥儒看，他略微看一看，在上面签个字，说："贴出去。"我就找来胶水，到楼下贴在墙上。几乎是每天搞一个制度，有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制度、防火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招工制度，等等。等孔祥儒的账查完了，我的各项制度也制定得差不多了。这期间我还给他提出一项建议：设立董事长信箱，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或检举揭发危害公司利益的坏人坏事。为此，又专门加了一项董事长信箱管理制度，强调董事长信箱只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由董事长个人亲自保管，其他任何人不得开启。制度还规定，凡是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酌情给予奖励，检举揭发也一样。后来的发展证实，还幸亏设立了这个董事长信箱，它至少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
看完账，孔老板的蛤蟆脸变成了驴脸。但他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与我也不说，包括喝酒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有天晚上突然说："明天我妹妹要来。"但是他妹妹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他都没说，我也没问，别人妹妹来关我什么事？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孔老板既没有听张国良的解释，也没有听我的建议，而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让他妹妹来公司管财务。一切尽在不言中。
孔小姐管公司财务后，张国良的脸色难看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神气劲了。至此，我完全相信孔祥儒是真正的老板了，而张国良是水货的。真老板有底气，胸有成竹，不需要刻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所以就几乎可以不说话，而水货老板底气不足，必须要咋咋呼呼，故意表现出自己有决定权。张国良每天早上集合员工训话就是这个目的。
按理说，财务工作交出之后，张国良的女朋友就没什么事了，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我明显感到她比以前更忙了，忙什么？我想不通，还是半月之后董事长信箱帮我揭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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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班，我按时来到工厂。张先生早晨上班前将工人集合在一起，由他训话。看样子他天天如此，给工人训话时他不像台湾人，倒像是日本人，或者说我以前不知道台湾人对工人训话是什么样子，但日本人的样子我知道，电影电视里都有。
我可以不参加他们训话的，但是想想还是低调点，先给他面子，所以我也和工人们一起列队。他并没有向工人们介绍我，这也不能怪他，他该怎样介绍呢？虽说人不可貌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以貌看人的，所以我加入到队伍里，工人们并没有将我视为他们的同类，就像我第一天出现在恒基公司饭堂里时，工人也没有谁认为我是工人一样。所以也用不着张国良介绍。
训话完毕开始上班。我观察了一下，整个生产过程大致可分为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备料，第二道是加工，第三道是装配。与恒基相比，虽然行业完全不同，但基本工序却惊人的相似，由此我就发现，几乎所有的加工制造业基本生产工序可能都是一样的。和恒基一样，宏大的关键工序也是在第二道工序，主要设备包括车床和冲床。车床要求精度高，车大了车小了都不行，冲床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出工伤事故。第三道工序虽然设备并不复杂，但技术性要求最强。在恒基公司，对检验工的要求最高，眼神要好，判断力也要强，才可以从满满一板产品当中一眼挑出其中的次品。这里也如此，花鼓装紧了装松了全靠最后这道工序工人的手感。我一个工作面一个工作面认真看了，发现这个张国良生产安排基本合理，明显是个内行，比恒基公司的副经理懂行，文化素质也比那边的香港师傅高些，这从开工前的训话就可看出。
我来到写字楼，张国良冷淡而不失礼貌，随手一比划，说："反正没人，随便你坐哪里。"我说行，"谢谢！"然后就在中间的一张位置上坐下。
张国良说得对，写字楼里是没什么人，整个管理人员就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也是，五六十人的小厂，两个管理人员足够了，但再小的公司也得有个会计吧？带着这个疑问我观察了几天，发现会计是有的，但是兼职的，兼职会计就是张国良的女朋友。从工作量来说，这样做当然没有问题，我看她几天才记一次账，而且通常是张国良在外边有应酬花了一大笔钱之后她才记账。但是从工作关系及财务制度上考虑，我觉得这样不妥，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只是一个打工的，他们俩口子怎能一个当经理一个做财务呢？显然不妥，但我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跟谁说。孔老板没来，我也闹不清孔祥儒、张国良二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与宏大公司的关系，说什么？对谁说？
就我自己来说，在宏大公司的住宿条件比恒基要好，毕竟是享受台湾人的待遇。从这一点看，那个洗头妹至少说对了一半。但吃的就差多了。公司里没有食堂，工人下班后就到马路对面的小餐馆打饭，每份一块五，居然多少还有点肉，我实在不敢吃。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肯定是不会吃这种饭的，说句难听的话，这种饭实在也不像人吃的，其卫生条件之差令人咋舌。事实上，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也不存在吃饭的问题，我几乎见他们天天在外面有应酬，好像很有规律，到时候就走了，从凤凰冈到西乡，骑"大霸王"也就是几分钟的事。他们的应酬是从来不会叫上我的，好像不是看不起我这么简单，而是有意回避我。为什么要有意回避我呢？我不知道。但饭还是要吃的，于是我就只能像第一天刚来的时候一样，在一个稍微正规一点的餐馆里吃。有时候就只要一个汤，连菜都省了，就是这样，也感觉有经济压力。我给老婆打电话说到这件事情，她说不管怎么说，吃是不能太省的，能不能自己做点。比如晚餐？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但我并没有马上就去买锅碗瓢盆，我还没见到孔老板，我还搞不清宏大公司到底是谁的，我还不知道自己能干多长。
我盼望着孔老板快点过来。
在等待孔祥儒过来的那十多天里，我还了解到一个情况。公司除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外，还有另外一个管理人员，居然还是这间工厂的厂长。厂长平常不坐班，也很少到工厂来，除非工厂发生什么特殊的事。那一天厂长突然回到厂里，传达村里紧急通知，说最近这一带发生霍乱，要我们加强卫生管理，预防霍乱。我一听认为是瞎扯，在我的印象中霍乱是非常遥远的过去的事，此时此地怎会说有就有？但是我非常赞同加强卫生管理，特别是马路对面那些小餐馆的卫生管理，不要说霍乱，就是染上个肝炎也不是小事。
又过了两天，厂长说的话得到间接证实。宝安区卫生部门下来强行发药，每人必须服用二十颗四环素。我从没服用过四环素，并且我知道这药不是好东西，因为我见过四环素牙，但为了预防可能存在的霍乱，只好吃了。厂长自己也吃了。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吃没吃我不知道。
厂长是本村的一个小姐。真正的小姐，不但没结婚，据说还没有男朋友。人不错，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本地人而觉得高人一等趾高气扬，她待我蛮客气，至少比张国良和他的女朋友待我客气，喜欢跟我聊天，谈起香港的"四大天王"如数家珍。说实话，有这么个厂长经常来聊聊天，我的感觉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厂长的相貌不敢恭维，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她的好感。人的感觉可能是互相的，厂长对我印象好像也不错，因为自从我上次与她聊过天之后，她几乎每天下午都来办公室，而她以前是基本上不怎么来的。后来我专门打听了一下，凤凰冈的每个厂都有一个这样的厂长，统一由村里指派，专门协助台湾厂处理办暂住证和社会治安一类的事，我觉得更像是村里派到厂里的书记。"书记"的工资由各工厂发，不多，好像就一千多一点。"书记"当然不是靠这点钱生活，听说村民们每年都发很多钱，按人头发，在工厂里兼任厂长的工资只能算是外快。村民们另一项重要收入是房屋出租，比如像我和张国良住的宿舍。村民每家都有楼，至少一栋，楼高四到八层，不能再高了，再高就得装电梯。
孔祥儒终于过来了。我们喝酒。这次我真喝了，因为这次他是我的老板，他要我喝我就喝，不怕影响工作。其实我也没什么"工作"。要说工作，今天陪他喝酒就是最大的工作，因为喝酒就要说话，说话就是汇报工作。
酒过三巡，我问孔祥儒："宏大公司到底谁是老板？"
"什么意思？"他并没喝多。
"我问宏大公司谁是真正的老板？"
孔祥儒见我问的认真，他也就认真地回答："我和我大姐夫都算是吧。但公司是我注册的，我负法律责任，大姐夫的钱算是我借的，我是要还本付息的，所以应该说我是老板。"
"不对。"我说。
孔祥儒透过硕大的镜片看着我，眼球经过镜片放大更加向外突出，像个大鼓眼泡，与酒后泛红的脸和占去面部三分之一面积的镜片浑然一体，使癞蛤蟆的形象更加名副其实。
"来来来，"我叫过来服务员，"小姐，你知道这里有一个宏大厂吗？"
"知道呀，"服务员说，"就在村头呀。"
"你知道宏大厂的老板是谁吗？"
服务员摇摇头。
"去，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不大一会儿，老板到了。老板上来就敬烟，说："二位老板，有什么不周到的请多包涵。"
我说没事，菜不错，我们以后经常来。
老板说谢谢，谢谢！
我说请你过来是想向你打听个人。老板问打听谁。我说村头宏大厂的张老板。他说张老板有阵子没来吃饭了。我问为什么？老板说张老板现在生意做大了，天天去西乡吃饭，嫌我们这庙小了。
我斜眼瞟了一下孔祥儒，继续说："我再给你打听个人。"
"谁？"老板问。
"孔老板。"
"孔老板？"
"对，孔老板。"我说。
老板挠了半天头，说："凤凰冈好像没有孔老板。"
"再想想，"我说，"台湾的孔老板。"
"没有。"老板非常肯定地说，"你要说台湾老板我就敢肯定没有姓孔的。"
我说："听说宏大厂的老板就姓孔，而张老板不是老板，张老板是给孔老板打工的，你知道吗？"
饭店老板看看我，又看看孔祥儒，没说话，头却摇得像拨浪鼓。
我看看孔老板，对饭店老板说："没事了，谢谢。"
孔祥儒没说话，继续喝酒。
我不喝酒了，继续说话。我说如果张国良不是老板，而是你请的经理，那么，他女朋友就不能在公司里搞管理，起码不能管财务，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我还建议：请厂长兼任公司会计，工资加一点。并说厂长是本村人，跑不了，而且人也蛮正派。
孔祥儒只是继续喝酒，没说话，也不知他听清楚我说的没有。
第二天上班，孔祥儒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要来账本，一页一页认真地翻着，还时不时把其中的某一页折叠起来。脸上一点儿表情都没有，看不出是喜是怒，深不可测。
这几天，孔祥儒交给我一个任务，制定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我照办，一项一项地写，写完了，觉得可以了，再抄一遍。没办法，公司没有打字机也没有复印机，一点不像是台资企业。抄好后交给孔祥儒看，他略微看一看，在上面签个字，说："贴出去。"我就找来胶水，到楼下贴在墙上。几乎是每天搞一个制度，有卫生管理制度、考勤制度、宿舍管理制度、安全制度、防火制度、仓库管理制度、招工制度，等等。等孔祥儒的账查完了，我的各项制度也制定得差不多了。这期间我还给他提出一项建议：设立董事长信箱，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或检举揭发危害公司利益的坏人坏事。为此，又专门加了一项董事长信箱管理制度，强调董事长信箱只有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由董事长个人亲自保管，其他任何人不得开启。制度还规定，凡是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酌情给予奖励，检举揭发也一样。后来的发展证实，还幸亏设立了这个董事长信箱，它至少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
看完账，孔老板的蛤蟆脸变成了驴脸。但他什么话也没说，甚至与我也不说，包括喝酒的时候也不说话，只是有天晚上突然说："明天我妹妹要来。"但是他妹妹为什么要来，来干什么，他都没说，我也没问，别人妹妹来关我什么事？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孔老板既没有听张国良的解释，也没有听我的建议，而是按他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让他妹妹来公司管财务。一切尽在不言中。
孔小姐管公司财务后，张国良的脸色难看许多，再也没有以前那样的神气劲了。至此，我完全相信孔祥儒是真正的老板了，而张国良是水货的。真老板有底气，胸有成竹，不需要刻意显示自己的权威，所以就几乎可以不说话，而水货老板底气不足，必须要咋咋呼呼，故意表现出自己有决定权。张国良每天早上集合员工训话就是这个目的。
按理说，财务工作交出之后，张国良的女朋友就没什么事了，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我明显感到她比以前更忙了，忙什么？我想不通，还是半月之后董事长信箱帮我揭开这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