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3章 拜访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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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总局的李尚民拿下了京城首虎王治馨,各地的廉政局也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一时间全国的老虎和苍蝇都打了不少,知足的民众欢呼雀跃,都盛赞李经述英明。但是,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没有从制度层面彻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表示不满。
那天,在总统府办公室,廉政总局局长袁世凯敲门进来,把一份申报摆在了李经述的面前,其中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判文章《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人民为一只只老虎和苍蝇因反腐的倒掉而欢呼、麻木。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时代所要我们面对的责任,即主动、自由、理性、迅速地采取行动,督促政府彻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我们的时代,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事实。我们的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军队,在亚洲和西伯利亚的战场取得空前的胜利,这是事实。我们的反腐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还是事实。但是,政府部门的那些*的老虎和苍蝇,他们位子上没有约束的权力,依然任何改变,换了一个人上台,还是可能贪污*,这也是事实。
我们的时代。每天都能从报纸上,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述:有关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多么繁荣,我们的时代,是多么伟大,我们的人民,多么幸福,我们的梦想,明天一定能够实现。但是,我们谁都明白,我们的国家还并没有真正的强大繁荣。我们民族每个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企业长期靠着贬损劳动者的尊严,政府靠着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正在浪费子孙后代的能源,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甚至空气。
到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也能明白:数千万青年在大城市里背负着几十年的银行贷款,每个月为了偿还银行高额的利息而毫无尊严地活着,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没有任何保障地干活。我们国家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它们显得滑稽可笑。老人倒地不赶去扶助,家人病了没钱去医院,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这篇文章署名“鲁迅”。李经述看到这个名字,很熟悉,再看了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于是问袁世凯:“这个鲁迅,是笔名吧?查到这人是谁了吗?”
袁世凯点点头,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俺命人查了一下,鲁迅是浙江绍兴人,1886年入私塾。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他一贯大胆感言,现在教育部任职。俺已经吩咐教育部将他停职。今天俺特来请示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周树人?哦,果然是他。”李经述说:“抓他干什么?”
“怎么?大总统你认识鲁迅?”见李经述的面色有变,袁世凯有点惊讶,问道。
“岂止是认识?我读过他很多文章。”李经述笑着说,他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鲁迅要是在现代社会,会不会被抓起来呢?不过他这时肯定是不会派人将鲁迅抓起来的,李经述毕竟访问美国时就搞懂了什么叫批判精神。他问袁世凯:“鲁迅现在住哪?”
“就在西三条21号。”袁世凯搞不懂李经述为什么会认识鲁迅这么一个小人物。
知道了鲁迅的住址,李经述忽然起了兴致,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大刀王五,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坐马车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馆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鲁迅的文笔老辣,自成一格,稿费渐渐多了,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后来,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不久,鲁迅与周作人便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
李经述到了西三条21号,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李经述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李经述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被教育部停职,都没有去上班。”
说完,李经述仔细打量了鲁迅一番,他光溜溜滑滑的皮肤,大大俏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黄里带白的皮肤,瘦瘦的身体似乎如同大病愈初的病人一样,身穿着光亮的丝绸长袍,衣服上绣着乌篷船的图案,一看就是江浙一带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根根直直地竖着,没一根是耷拉着的,都那么长,头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鲁迅咳嗽了一声,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李经述又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确实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你说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权力制衡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
鲁迅见李经述一点也没生气,心里忐忑的石头才落了地,跟李经述放开了侃侃而谈。
李经述想试探一下鲁迅的才学是否跟历史上那样厉害,要重用他,便虚心请教道:“看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经常针砭时弊,有个问题我正好请教。有些国学大师现在提倡国家用儒教来统治中国比较好,像几千年的历史上一样。你觉得这样行吗?你个人觉得传统文化有哪些是脏水?我们年轻人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鲁迅笑了笑,幽默地回答说:“大总统,你这哪是一个问题,是三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需要共同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但是,我认为,政府不需要也没必要精神统治。********的国家,从来都是恐怖的统治!即便是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也会造成黑暗的中世纪。国家只能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为什么呢?思想的统一,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是灾难,中国汉代独尊儒术,结果几千年来思想禁锢,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的思想,如同树木一样,只有自由享受阳光,才能枝繁叶茂。所以我提倡年轻人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未来!”
李经述点点头,说:“听说你现在是很多年轻人的意见领袖,我希望你要明白,中国现行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反腐和法治,这不存在争议。我们也决心继续深化改革,但绝对不可能把制度推倒重来,稳定发展经济这条道路,是无数中国先烈用鲜血和智慧走出来的,这是中国改革的底线。不明白这一点,任何的争论都没有意义。对改革来说,不需要烈士和英雄,只需要理性的经济学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年轻人不明白这一点,只会浪费生命或自毁前程,最终人民被骗到水深火热之中,就像太平天国的农民。”
鲁迅点点头,若有所思,道:“不过现在搞工商立国、市场经济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人两眼只盯着钱看,什么都是为了钱,没文化,我很痛苦。”
李经述回答说:“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工业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服务换服务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为别人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合理合法赚钱,是市场经济最高的道德,也是最大的文化。我到美国访问,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汽车公司,可乐公司,每次参观完,都很感慨,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让人惊叹,工业文明,哪一个螺丝,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工业文明,还真不是一群道德家和文学家能创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真正有理念的企业家。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很少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补上商业伦理的短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现在没有文化追求,大家都只忙着挣钱,认为挣钱跟精神追求水火不容,这跟传统的‘无商不奸’思维一脉相承。其实美国人当年也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但是,之后的两百年,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了:在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比任何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抽象的文化更有生命力,商业伦理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契约精神,等价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背后的精神。就是为别人服务,背后就是自由、平等。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要正视现实,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哪些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哪些是不适应的。一群最没文化的商人建立了美国,成了很多人向往的人间天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革新自己,拥抱世界,走向世界。”
鲁迅想不到李经述也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道:“大总统的见解很独到,我要消化一下。”
李经述点点头,道:“你明天还是回教育部任职吧,我有更适合的职位交给你。”
廉政总局的李尚民拿下了京城首虎王治馨,各地的廉政局也加大了反腐的力度,一时间全国的老虎和苍蝇都打了不少,知足的民众欢呼雀跃,都盛赞李经述英明。但是,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没有从制度层面彻底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表示不满。
那天,在总统府办公室,廉政总局局长袁世凯敲门进来,把一份申报摆在了李经述的面前,其中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批判文章《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人民为一只只老虎和苍蝇因反腐的倒掉而欢呼、麻木。我们每个人都在逃避时代所要我们面对的责任,即主动、自由、理性、迅速地采取行动,督促政府彻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我们的时代,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是事实。我们的经济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军队,在亚洲和西伯利亚的战场取得空前的胜利,这是事实。我们的反腐事业,获得巨大成就,这还是事实。但是,政府部门的那些*的老虎和苍蝇,他们位子上没有约束的权力,依然任何改变,换了一个人上台,还是可能贪污*,这也是事实。
我们的时代。每天都能从报纸上,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述:有关我们的国家和经济多么繁荣,我们的时代,是多么伟大,我们的人民,多么幸福,我们的梦想,明天一定能够实现。但是,我们谁都明白,我们的国家还并没有真正的强大繁荣。我们民族每个人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企业长期靠着贬损劳动者的尊严,政府靠着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和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我们正在浪费子孙后代的能源,我们污染了祖先馈赠给我们的土地、河流、森林,甚至空气。
到今天,我们并不需要统计数据,也能明白:数千万青年在大城市里背负着几十年的银行贷款,每个月为了偿还银行高额的利息而毫无尊严地活着,几千万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工地、在工厂的流水线没有任何保障地干活。我们国家的纳税人,只有纳税的义务,还没有相应的权利。
这些还不是主要的问题。更糟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上被污染的社会之中。我们习惯于口是心非,学会了不去相信任何东西,学会仅仅关注自己。这样一些概念,如爱国、民主、自由、爱、友谊、怜悯、谦卑或宽容失去了它们的深度和尺度,在这娱乐至死的时代,它们显得滑稽可笑。老人倒地不赶去扶助,家人病了没钱去医院,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这一年,时间过得很快,而新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来临得特别慢!有些人,还将自己或者别人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的人民被驱逐至某些巨大畸型、嘈杂、有刺鼻臭味的机器旁边,沦为其齿轮和螺丝钉。
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敌人,那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漠视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内斗。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我们的同胞,在听到世上有人认为自由高于生命,责任超越物质,希望能战胜强权,都会感到新奇,那样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这,也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这世上仅存的最后一点希望!”
这篇文章署名“鲁迅”。李经述看到这个名字,很熟悉,再看了这篇文章,一气呵成,思想一如既往的锋利,像一把匕首。于是问袁世凯:“这个鲁迅,是笔名吧?查到这人是谁了吗?”
袁世凯点点头,说:“大总统,鲁迅在文章中影射你是秦始皇,很多议员看了这文章都很气愤。俺命人查了一下,鲁迅是浙江绍兴人,1886年入私塾。1898年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周树人,同年十一月因不满该校乌烟瘴气的校风,愤而辍学,随后考入京师大学堂,他一贯大胆感言,现在教育部任职。俺已经吩咐教育部将他停职。今天俺特来请示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周树人?哦,果然是他。”李经述说:“抓他干什么?”
“怎么?大总统你认识鲁迅?”见李经述的面色有变,袁世凯有点惊讶,问道。
“岂止是认识?我读过他很多文章。”李经述笑着说,他想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鲁迅要是在现代社会,会不会被抓起来呢?不过他这时肯定是不会派人将鲁迅抓起来的,李经述毕竟访问美国时就搞懂了什么叫批判精神。他问袁世凯:“鲁迅现在住哪?”
“就在西三条21号。”袁世凯搞不懂李经述为什么会认识鲁迅这么一个小人物。
知道了鲁迅的住址,李经述忽然起了兴致,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大刀王五,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坐马车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馆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鲁迅的文笔老辣,自成一格,稿费渐渐多了,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后来,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不久,鲁迅与周作人便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
李经述到了西三条21号,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李经述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李经述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被教育部停职,都没有去上班。”
说完,李经述仔细打量了鲁迅一番,他光溜溜滑滑的皮肤,大大俏皮的眼睛炯炯有神,黄里带白的皮肤,瘦瘦的身体似乎如同大病愈初的病人一样,身穿着光亮的丝绸长袍,衣服上绣着乌篷船的图案,一看就是江浙一带的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一根根直直地竖着,没一根是耷拉着的,都那么长,头顶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鲁迅咳嗽了一声,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李经述又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确实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你说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权力制衡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
鲁迅见李经述一点也没生气,心里忐忑的石头才落了地,跟李经述放开了侃侃而谈。
李经述想试探一下鲁迅的才学是否跟历史上那样厉害,要重用他,便虚心请教道:“看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经常针砭时弊,有个问题我正好请教。有些国学大师现在提倡国家用儒教来统治中国比较好,像几千年的历史上一样。你觉得这样行吗?你个人觉得传统文化有哪些是脏水?我们年轻人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鲁迅笑了笑,幽默地回答说:“大总统,你这哪是一个问题,是三个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确实需要共同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但是,我认为,政府不需要也没必要精神统治。********的国家,从来都是恐怖的统治!即便是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也会造成黑暗的中世纪。国家只能通过宪法和法律,来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为什么呢?思想的统一,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对一个社会来说,就是灾难,中国汉代独尊儒术,结果几千年来思想禁锢,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人们的思想,如同树木一样,只有自由享受阳光,才能枝繁叶茂。所以我提倡年轻人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有未来!”
李经述点点头,说:“听说你现在是很多年轻人的意见领袖,我希望你要明白,中国现行的体制和机制,需要改革和完善,特别是反腐和法治,这不存在争议。我们也决心继续深化改革,但绝对不可能把制度推倒重来,稳定发展经济这条道路,是无数中国先烈用鲜血和智慧走出来的,这是中国改革的底线。不明白这一点,任何的争论都没有意义。对改革来说,不需要烈士和英雄,只需要理性的经济学家和有远见的政治家。年轻人不明白这一点,只会浪费生命或自毁前程,最终人民被骗到水深火热之中,就像太平天国的农民。”
鲁迅点点头,若有所思,道:“不过现在搞工商立国、市场经济了,社会上很多人说中国人两眼只盯着钱看,什么都是为了钱,没文化,我很痛苦。”
李经述回答说:“其实,我们需要明白,工业文明本身就是文化,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经济的社会,是一种以服务换服务的社会,每个人必须有一技之长,为别人做些什么才能生存。合理合法赚钱,是市场经济最高的道德,也是最大的文化。我到美国访问,参观过许多工厂,比如汽车公司,可乐公司,每次参观完,都很感慨,生产设备和流水线让人惊叹,工业文明,哪一个螺丝,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工业文明,还真不是一群道德家和文学家能创造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真正有理念的企业家。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很少有传统的知识分子会意识到,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到现代工业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急需补上商业伦理的短板。很多传统知识分子。感叹中国人现在没有文化追求,大家都只忙着挣钱,认为挣钱跟精神追求水火不容,这跟传统的‘无商不奸’思维一脉相承。其实美国人当年也被欧洲人嘲笑为没文化,基本上没有什么诗人。但是,之后的两百年,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了:在实践中产生的文化,比任何传统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抽象的文化更有生命力,商业伦理本身就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契约精神,等价交换,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背后的精神。就是为别人服务,背后就是自由、平等。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要正视现实,深入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看看哪些是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哪些是不适应的。一群最没文化的商人建立了美国,成了很多人向往的人间天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革新自己,拥抱世界,走向世界。”
鲁迅想不到李经述也有如此深刻的思想,道:“大总统的见解很独到,我要消化一下。”
李经述点点头,道:“你明天还是回教育部任职吧,我有更适合的职位交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