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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七章协议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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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不会仅仅震惊的，他在同盟的南面有这十万军队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因此和皖系在长城的战斗可以说是虎口拔牙，危险万分。日军主力可以从朝鲜、辽东半岛两个方向对同盟的心脏地区奉天实行进攻。战争的初期比拼的是动员的速度和战争的意志，日本人自己暂时是不想打仗的，它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加藤逝世后继任宪政会总裁并出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完全继承了加藤的内外政策，虽然同盟宣布建造了战列舰，但是日本仍然希望通过国际协调解决此事。
对于国民军的动员日本也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动员后国民军的主力才不过24万多人，只要能够拖住直系，在他们看来同盟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因此可以说，同盟迫不及待的制造了漏洞百出的暴力事件，接着快速出兵，甚至以超出常人想象的速度歼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都已经把日本推入了险恶的境地。我并不打算占领直隶，进攻华北的日军的目的就是要试探日本的忍耐程度，顺便再为自己找一个撤军的借口。
当国民军同日军在唐山一带对峙时，不断的情报告诉我，关东军、日军朝鲜军团都已经动员。日军驻朝鲜军团共有六个师团，北部韩国驻有2个师团，汉城一带驻有两个，大田、釜山各驻有一个师团。从中韩边境的新义州经过汉城到釜山有一条贯穿韩国的铁路，汉城向东北经过咸兴沿着北韩东海岸有一条铁路通向韩国东北。从九月初日军就开始相继集结并有向北韩调动的态势，自从于日军对峙后，这种趋势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日军主要通过铁路机动，同韩国流亡政府的合作使我能够很容易的得到日军的调动信息，只要看看火车的架次就可以知道了。皖军的失败已经给了日本政府一个响亮的耳光，向日军开火并造成了达八百余人的伤亡无疑是在伤口上在洒一把盐。一时之间国内外舆论一片惊呼之声，三天歼灭9万军队已经够惊人的了，不过国际法，公然向日军进攻，更是大大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根据北京政府曾经同国外签订的条约，日军的行为可算是“合法”的。
我军南下的真正目的国内外自然很明白，我的目的就是炫耀武力，迫使各省接受我的民主联邦建国的政策。像这种诈伤作为借口的小把戏根本不会受到有心人的责难，反倒是我向日军开火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一部分人说这是玩火，一部分人说是日本人故意挑衅，更多的人选择了谨慎的言词。外战是国人的一大心头痛，国民军曾经不过对白俄军采取了一些武力措施就被国人大肆宣扬，但是这种小小的胜利是不可能树立自信心的。不论是说玩火的、还是说日本人故意挑衅的、还是谨慎表态的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底气不足。
日，就在发生了中日武装冲突的后一天，币原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和北京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同盟政府对于此次“违反国际法”的事件道歉、赔偿，并且立即撤出直隶境内，因为国民军在直隶的军事行动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合法经济利益。当然，币原的话是对的，以唐山为中心的煤铁区是日本在海外的最大重工业基地，其次是马鞍山，再其次邯郸。由于对日军的羞辱事件，日本的激进派愤怒不已，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若规和币原在这种情况下师不可能撑过去的。
到此事为止，直隶其余的定**再吴佩孚的进攻下，根本没做什么实质的抵抗。徐树铮在我的有意安排下“幸运的”逃离了战场，针对吴佩孚的进攻，他在唐山命令部队迅速的向津浦路沿线收缩，于是吴佩孚一路高歌猛进，沿着铁路线占领了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一直到霸州、廊坊。在南方，江苏在皖军的围攻下是不可能挽回的能力的，由于实行传统的分路抵抗，苏军全面溃败，皖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苏南并且逼近扬州。
在华南，汪精卫抓住吴佩孚北上的机会，企图完成孙中山的遗愿，挥军北伐江西，督府军供调集了5个师万人，分三路越过南岭攻入江西。赣军由于部分兵力被福建牵制，前线兵力过于悬殊，因此只能节节败退，虽然由于道路艰难推进缓慢，此时两广军队已经攻入赣州城。而湖南军队由于为了争取湖北军队的中立并没介入此次的南方华南战争。一时之间，中国大地真可谓由狼烟四起，这种局面我早有所料，同盟本来就是和平的砝码，现在这个砝码倒向战争，全国不陷入一片混乱才怪呢。
为了防备日军可能的进攻，我在奉天周围共部署了三个国民警卫师、正在整编中的第2装甲骑兵师、第27机械化师、整编中的第28、29摩托化步兵师，总兵力也超过十万人，不过这些部队大部正在换装以及换装后的适应过程中，虽然防守勉强可以，但是要进攻的话恐怕就不免困难多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也是我的意料结果之一，当日，我随即发表了态度明显偏软的讲话，也算是给币原一些面子。当天晚上，我随即拜访了沈阳的美英领事，我向他们叙述了此次事件的“误会真相”恳请他们调解此次的国际争端。
为了表示诚意，16日，我发表通电，撤回了进入直隶的国民军。我的行动让各方大大的送了一口气，日本人既然发表最后通牒，就表明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强行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当日，美英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调解中日争端。徐世昌看到国民军撤出关外，终于发现了他自己的用处，他当日发表声明，表示“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呼吁各方以和平为念、以国事为重，停止内战。”
吴佩孚看到徐树铮通过收缩兵力已经建立了稳定的防线，日本人支持他，而东南方江苏军队已经基本失败，皖系大军随时可能攻向他的侧后，他自然知道见好就收。次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宣布停止内战，表示愿意和谈。日本政府知道皖系华北主力已经不复存在，它如果继续强硬下去的话，那么皖系很可能从北方消失，日本也将彻底失去它的重工业原料来源。虽然日本决不甘心，但是它自然知道，当英美联合表态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它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日本人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我也同样没有准备好，此次长城会战动用的已经是我能够调集的全部有训练的主力部队了，如果告诉别人其他的部队都在整编和换装后的适应性训练之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相信。空军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800架的飞机，但是大部分主战装备还在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之中，海军同样是这样，我那些驱逐舰、护卫舰本来就颇受诟病，去年底今年以来又被弄去船厂改建，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为这些军舰加装了新的声纳系统并大量的安装了高射武器。
至于航空母舰，到现在为止，只有卫青号的舰载机是基本满编的，为了不扩大影响，他们只能在辽东湾北缘进行训练。近一半的飞行员多少都有一些海上起飞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义犬级巡洋舰上获得的。为了获得这种经验，他们轮番进行起飞训练，这种起飞要比在现在的航母上困难的多，此举为海军培养了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飞行员。被海军寄予厚望的潜艇部队还没有完成编制，还有8艘在船厂建造。因此，我向日本示弱本就在我的计划之中，虽然日本很多此时已经识破了我这个土匪的伪装，但是装着是根葱总还能迷惑不少人。
日，币原顶住国内的压力发表讲话，表示接受英美的联合调停。国际上的论调此时是十分的不利于日本的，英美虽然对同盟违背对外条约进攻日军颇有微词，但是对同盟的偏袒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更不用说了，他这个时候只是憧憬着同盟统一中国的那一天，至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是个绊脚石，因此自然是百般不是。俄国人干脆就不承认所谓的国际条约，斯大林说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法国人现在的东方政策没什么主见，几乎是跟着强大的一方走。
在日本人开来，不但此时与中国开战的国际条件不成熟，而且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也不成熟。日本国内两党相斗，宪政会主张对外温和，如果此时宣布对中国开战，那无疑是宣布了自己的政策失误，这在政党政治中不到万不得已是应该避免的，因此只要有和谈的机会，若规内阁就不会放弃。从经济上看，经过战后危机的打击，日本人在一战中的经济红利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是他们最大的债主，因此虽然日本把美国列为头号的对手，但是显然这个经济巨人的话还是很有力量的。
美国人不仅把同盟看成他在中国的最重要的盟友，还是从陆地上限制日本势力和抵御**的屏障。或许是因为俄国的关系，美国对同盟的民主制度分外的欣赏，所有的这些都使得不可能对日本可能的对同盟的战争无动于衷。在币原看来，向同盟开战，无疑是拔美国这个老虎的须子，同盟现在的经济潜力就已经不可低估，如果有美国的支持，日本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倘若一味的强硬，只会自取其辱。
再说军事上的，经过令人震惊的长城会战后，日本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皖军的建军模式完全参照日本。虽然此次皖军的临场指挥受到日本军人的诟病，但是显然的同盟在武器的装备质量方面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因此，尽管日本军部激进分子疯狂叫嚣，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元老都主张慎重行事。就算日本引以为傲的海军此时实际上也没有完成战备。日本海军的假想敌是美国，它的主力舰队拥有10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17艘轻巡洋舰、20艘较新的驱逐舰、1艘7500吨级的航空母舰。但是，与此同时，还有4艘重巡洋舰、14艘驱逐舰、2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建造的过程中。
当日本人宣布接受和谈后，已经取得了实惠的直皖军阀也相继宣布停战，此时逼近吉安的督府军在直皖宣布停战后也被迫宣布停止进攻。国内外各方于是只好再次进入北京城商谈善后事宜，此次会议由美英这两对调停人主持，虽然颇损国体，但是我觉得此时没有必要在乎这种小节。和谈会场共分两个，一个是商讨国际问题，一个商讨国内问题。国内问题，各国派出代表作为观察方，实际上是乘机施加压力。至于国际问题，则有北京政府、同盟、吴佩孚，以及各国公使参加。
英国人显然不想丢弃吴佩孚已经取得的战果，但是又想帮助李纯重新取得江苏。但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日本人宣称，除非吴佩退出直隶，否则他们不支持恢复江苏的原来状况。至于南方政府军在江西的问题，大部分人倾向于恢复原状，因为皖系强大的南方集团希望借此获得各方在江苏问题上的让步。至于同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消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此大的损失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的，因此同盟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国际问题上。
经过一番不厌其烦的外交斡旋、编造故事，所谓的国际问题一直到11月15日才达成协议。会议后的公报说，此次国际冲突事件完全是一个意外，是有国民军的前线指挥官的个人行为引起的。同盟在公报中向日本表示歉意，并向日本保证类似事件以后不会再发生，至于日本伤亡人员，同盟政府向它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并将按照日本的伤亡抚恤金的一倍予以补偿。至于同盟建造战列舰的行为，公报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华盛顿协定没有类似事件的相关条款，各方对此事分歧较大，暂时难以达成一致。各方同时发表共同声明，有关各方将为此召开一个特别的国际会议，商谈此时的解决，同时呼吁有关国家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和平，保持克制，不要避免事态的扩大。
而国内问题在10月20日就达成了协定，徐树铮被以治理无方为名削夺直隶督军的地位，但是却又给了他一个直东护军史的职位。显然，直系必须为他们已经取得的地盘盖上所谓的橡皮图章。既然皖系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北方做出了让步，要皖系吐出在南方的果实就不容易了，最后的妥协结果是江苏划江而治，在皖系占领区设立苏南护军史，由何丰林担任。但是由于江苏议会和同盟的强烈抗议，会议决定保持江苏省政府的原来的架构，只不过原来的江苏军费必须按照地域和人口的综合比例以1：1的比例在直皖之间划分。唯一受到打击的是南方政府，他们一番努力没有获得回报，皖系为了让直系在至关重要的苏南控制权问题上让步，和直系联合起来迫使南方有条件撤离。
日本人是不会仅仅震惊的，他在同盟的南面有这十万军队随时都可能投入战斗，因此和皖系在长城的战斗可以说是虎口拔牙，危险万分。日军主力可以从朝鲜、辽东半岛两个方向对同盟的心脏地区奉天实行进攻。战争的初期比拼的是动员的速度和战争的意志，日本人自己暂时是不想打仗的，它们在政治上还没有做好什么准备。加藤逝世后继任宪政会总裁并出任首相的若规礼次郎完全继承了加藤的内外政策，虽然同盟宣布建造了战列舰，但是日本仍然希望通过国际协调解决此事。
对于国民军的动员日本也不可能不知道，就算动员后国民军的主力才不过24万多人，只要能够拖住直系，在他们看来同盟并不能占到什么便宜。因此可以说，同盟迫不及待的制造了漏洞百出的暴力事件，接着快速出兵，甚至以超出常人想象的速度歼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都已经把日本推入了险恶的境地。我并不打算占领直隶，进攻华北的日军的目的就是要试探日本的忍耐程度，顺便再为自己找一个撤军的借口。
当国民军同日军在唐山一带对峙时，不断的情报告诉我，关东军、日军朝鲜军团都已经动员。日军驻朝鲜军团共有六个师团，北部韩国驻有2个师团，汉城一带驻有两个，大田、釜山各驻有一个师团。从中韩边境的新义州经过汉城到釜山有一条贯穿韩国的铁路，汉城向东北经过咸兴沿着北韩东海岸有一条铁路通向韩国东北。从九月初日军就开始相继集结并有向北韩调动的态势，自从于日军对峙后，这种趋势开始变得十分明显。
日军主要通过铁路机动，同韩国流亡政府的合作使我能够很容易的得到日军的调动信息，只要看看火车的架次就可以知道了。皖军的失败已经给了日本政府一个响亮的耳光，向日军开火并造成了达八百余人的伤亡无疑是在伤口上在洒一把盐。一时之间国内外舆论一片惊呼之声，三天歼灭9万军队已经够惊人的了，不过国际法，公然向日军进攻，更是大大的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根据北京政府曾经同国外签订的条约，日军的行为可算是“合法”的。
我军南下的真正目的国内外自然很明白，我的目的就是炫耀武力，迫使各省接受我的民主联邦建国的政策。像这种诈伤作为借口的小把戏根本不会受到有心人的责难，反倒是我向日军开火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一部分人说这是玩火，一部分人说是日本人故意挑衅，更多的人选择了谨慎的言词。外战是国人的一大心头痛，国民军曾经不过对白俄军采取了一些武力措施就被国人大肆宣扬，但是这种小小的胜利是不可能树立自信心的。不论是说玩火的、还是说日本人故意挑衅的、还是谨慎表态的大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底气不足。
日，就在发生了中日武装冲突的后一天，币原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和北京递交了最后通牒，要求同盟政府对于此次“违反国际法”的事件道歉、赔偿，并且立即撤出直隶境内，因为国民军在直隶的军事行动已经威胁了日本的合法经济利益。当然，币原的话是对的，以唐山为中心的煤铁区是日本在海外的最大重工业基地，其次是马鞍山，再其次邯郸。由于对日军的羞辱事件，日本的激进派愤怒不已，纷纷要求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若规和币原在这种情况下师不可能撑过去的。
到此事为止，直隶其余的定**再吴佩孚的进攻下，根本没做什么实质的抵抗。徐树铮在我的有意安排下“幸运的”逃离了战场，针对吴佩孚的进攻，他在唐山命令部队迅速的向津浦路沿线收缩，于是吴佩孚一路高歌猛进，沿着铁路线占领了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一直到霸州、廊坊。在南方，江苏在皖军的围攻下是不可能挽回的能力的，由于实行传统的分路抵抗，苏军全面溃败，皖军已经占领了整个苏南并且逼近扬州。
在华南，汪精卫抓住吴佩孚北上的机会，企图完成孙中山的遗愿，挥军北伐江西，督府军供调集了5个师万人，分三路越过南岭攻入江西。赣军由于部分兵力被福建牵制，前线兵力过于悬殊，因此只能节节败退，虽然由于道路艰难推进缓慢，此时两广军队已经攻入赣州城。而湖南军队由于为了争取湖北军队的中立并没介入此次的南方华南战争。一时之间，中国大地真可谓由狼烟四起，这种局面我早有所料，同盟本来就是和平的砝码，现在这个砝码倒向战争，全国不陷入一片混乱才怪呢。
为了防备日军可能的进攻，我在奉天周围共部署了三个国民警卫师、正在整编中的第2装甲骑兵师、第27机械化师、整编中的第28、29摩托化步兵师，总兵力也超过十万人，不过这些部队大部正在换装以及换装后的适应过程中，虽然防守勉强可以，但是要进攻的话恐怕就不免困难多了。日本的最后通牒也是我的意料结果之一，当日，我随即发表了态度明显偏软的讲话，也算是给币原一些面子。当天晚上，我随即拜访了沈阳的美英领事，我向他们叙述了此次事件的“误会真相”恳请他们调解此次的国际争端。
为了表示诚意，16日，我发表通电，撤回了进入直隶的国民军。我的行动让各方大大的送了一口气，日本人既然发表最后通牒，就表明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同时也表明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强行发动战争还不是时候。当日，美英联合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调解中日争端。徐世昌看到国民军撤出关外，终于发现了他自己的用处，他当日发表声明，表示“当此国家危难之时，呼吁各方以和平为念、以国事为重，停止内战。”
吴佩孚看到徐树铮通过收缩兵力已经建立了稳定的防线，日本人支持他，而东南方江苏军队已经基本失败，皖系大军随时可能攻向他的侧后，他自然知道见好就收。次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宣布停止内战，表示愿意和谈。日本政府知道皖系华北主力已经不复存在，它如果继续强硬下去的话，那么皖系很可能从北方消失，日本也将彻底失去它的重工业原料来源。虽然日本决不甘心，但是它自然知道，当英美联合表态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它似乎没有更好的选择。
日本人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我也同样没有准备好，此次长城会战动用的已经是我能够调集的全部有训练的主力部队了，如果告诉别人其他的部队都在整编和换装后的适应性训练之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够相信。空军到现在已经有超过了800架的飞机，但是大部分主战装备还在形成战斗力的过程之中，海军同样是这样，我那些驱逐舰、护卫舰本来就颇受诟病，去年底今年以来又被弄去船厂改建，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为这些军舰加装了新的声纳系统并大量的安装了高射武器。
至于航空母舰，到现在为止，只有卫青号的舰载机是基本满编的，为了不扩大影响，他们只能在辽东湾北缘进行训练。近一半的飞行员多少都有一些海上起飞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义犬级巡洋舰上获得的。为了获得这种经验，他们轮番进行起飞训练，这种起飞要比在现在的航母上困难的多，此举为海军培养了不可多得的优秀的飞行员。被海军寄予厚望的潜艇部队还没有完成编制，还有8艘在船厂建造。因此，我向日本示弱本就在我的计划之中，虽然日本很多此时已经识破了我这个土匪的伪装，但是装着是根葱总还能迷惑不少人。
日，币原顶住国内的压力发表讲话，表示接受英美的联合调停。国际上的论调此时是十分的不利于日本的，英美虽然对同盟违背对外条约进攻日军颇有微词，但是对同盟的偏袒是显而易见的。德国人更不用说了，他这个时候只是憧憬着同盟统一中国的那一天，至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是个绊脚石，因此自然是百般不是。俄国人干脆就不承认所谓的国际条约，斯大林说这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枷锁”法国人现在的东方政策没什么主见，几乎是跟着强大的一方走。
在日本人开来，不但此时与中国开战的国际条件不成熟，而且其国内的政治、经济条件也不成熟。日本国内两党相斗，宪政会主张对外温和，如果此时宣布对中国开战，那无疑是宣布了自己的政策失误，这在政党政治中不到万不得已是应该避免的，因此只要有和谈的机会，若规内阁就不会放弃。从经济上看，经过战后危机的打击，日本人在一战中的经济红利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是他们最大的债主，因此虽然日本把美国列为头号的对手，但是显然这个经济巨人的话还是很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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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军事上的，经过令人震惊的长城会战后，日本人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皖军的建军模式完全参照日本。虽然此次皖军的临场指挥受到日本军人的诟病，但是显然的同盟在武器的装备质量方面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因此，尽管日本军部激进分子疯狂叫嚣，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元老都主张慎重行事。就算日本引以为傲的海军此时实际上也没有完成战备。日本海军的假想敌是美国，它的主力舰队拥有10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17艘轻巡洋舰、20艘较新的驱逐舰、1艘7500吨级的航空母舰。但是，与此同时，还有4艘重巡洋舰、14艘驱逐舰、2艘大型航空母舰在建造的过程中。
当日本人宣布接受和谈后，已经取得了实惠的直皖军阀也相继宣布停战，此时逼近吉安的督府军在直皖宣布停战后也被迫宣布停止进攻。国内外各方于是只好再次进入北京城商谈善后事宜，此次会议由美英这两对调停人主持，虽然颇损国体，但是我觉得此时没有必要在乎这种小节。和谈会场共分两个，一个是商讨国际问题，一个商讨国内问题。国内问题，各国派出代表作为观察方，实际上是乘机施加压力。至于国际问题，则有北京政府、同盟、吴佩孚，以及各国公使参加。
英国人显然不想丢弃吴佩孚已经取得的战果，但是又想帮助李纯重新取得江苏。但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日本人宣称，除非吴佩退出直隶，否则他们不支持恢复江苏的原来状况。至于南方政府军在江西的问题，大部分人倾向于恢复原状，因为皖系强大的南方集团希望借此获得各方在江苏问题上的让步。至于同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消灭了华北皖军的主力本身就已经达到了目的，如此大的损失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的，因此同盟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国际问题上。
经过一番不厌其烦的外交斡旋、编造故事，所谓的国际问题一直到11月15日才达成协议。会议后的公报说，此次国际冲突事件完全是一个意外，是有国民军的前线指挥官的个人行为引起的。同盟在公报中向日本表示歉意，并向日本保证类似事件以后不会再发生，至于日本伤亡人员，同盟政府向它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并将按照日本的伤亡抚恤金的一倍予以补偿。至于同盟建造战列舰的行为，公报发表声明表示，因为华盛顿协定没有类似事件的相关条款，各方对此事分歧较大，暂时难以达成一致。各方同时发表共同声明，有关各方将为此召开一个特别的国际会议，商谈此时的解决，同时呼吁有关国家为了维持太平洋的和平，保持克制，不要避免事态的扩大。
而国内问题在10月20日就达成了协定，徐树铮被以治理无方为名削夺直隶督军的地位，但是却又给了他一个直东护军史的职位。显然，直系必须为他们已经取得的地盘盖上所谓的橡皮图章。既然皖系在现实的基础上在北方做出了让步，要皖系吐出在南方的果实就不容易了，最后的妥协结果是江苏划江而治，在皖系占领区设立苏南护军史，由何丰林担任。但是由于江苏议会和同盟的强烈抗议，会议决定保持江苏省政府的原来的架构，只不过原来的江苏军费必须按照地域和人口的综合比例以1：1的比例在直皖之间划分。唯一受到打击的是南方政府，他们一番努力没有获得回报，皖系为了让直系在至关重要的苏南控制权问题上让步，和直系联合起来迫使南方有条件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