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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西藏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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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俄国的访问是我满意，正式的沟通可以保证双方对于秘约的遵守程度，而且通过这次访问我还和俄国高层拉拢了私人关系，这十分有助于我将来维持同盟与俄国的关系。其实，双方的秘约是建立在牢固的利益结合基础上的，因此我对双方的关系充满信心。我的目的是通过俄国确保同盟与日控朝鲜边境的安全，而俄国同日本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已经在4月份开始从伯力撤军，但是现在仍然控制着海参威，驻军达3万余人，通过扶植的傀儡政权进行统治，虽然美英都表示了反对，但是日本显然目前还不打算从那里撤军。
即便日本撤军了，在俄国人看来，占据着库页岛南部和北千岛群岛日本人仍然是明确的敌人，因为俄国人一直认为那是他们的领土。尽管同盟的强大或许也使俄国人倍感威胁，不过西伯利亚东西两万里，俄国人只不过开发了铁路沿线，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不过不足1000万人口，在叶尼塞河以东地区的人口更是只有150多万，连黑龙江省的人口也大大的不如，更何况俄国的领土就像香肠一样摆在同盟的北方，他们的后面是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森林地带，整个国土毫无战略纵深可言，再说与同盟的边界的领土与俄国本土相距超过3000公里，这些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与任何一个稍微强大的中国力量对抗对俄国来说都是不明智的。更何况现在的俄国百废待新，如果现在能更同盟结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就可以基本解决东部过境的安全问题，大大减轻俄国战略压力，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
月底，在俄国的访问已经基本结束了，列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为我送行，我可说是第一个承认苏俄并前来访问的国外领导人月份，我在火车上收到三封电报。一封为特切尔为首的船舶制造专家发来，他们告诉我，新型的驱逐舰的模型试验十分成功，即将进行正式的试验生产；另一封为ffc的科技人员来电，他们告诉我现在工厂的生产正常，新型的飞机理论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最后一封是西南熊克武的来电，他说西南形势已经日渐成熟，战争在即，希望我尽快向他输送军火。
电报这东西虽然方便快捷，但是却承载不了很大的信息量，关于西南的确切情况我也只有回到了沈阳才能知道了。现在的国际局势可以说是十分的不好，欧洲的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各国的经济萧条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工人的罢工行动仍然时有发生。而在亚非，各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是英法应接不暇，起源于争夺太平洋和中国的动机的海军军备竞赛此时正如火如荼。
在战争中取得独霸中国的日本在战后遭到了各方的群起反对，针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美英都大力支持，由于同盟投向英美，美国舰队得以驻泊秦皇岛，这支舰队同驻旅大的日本舰队，驻威海卫的英国舰队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美国也由此第一次取得了在离中国首都如此近的地区驻泊舰队的愿望。虽然日本的对华贸易在五四风潮中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凭借多年的基础，在1920年，日本在对华贸易中再次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英国屈居第二，而美国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也只能排到第三。列强的对华贸易格局恢复到了1918年的格局。
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为大战的最大暴发户美国所容忍。美国早就发表声明，不承认日本专享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因为美国反对秘密条约，因而也就不承认英日的秘约。而英国突然发现昔日的小伙伴如今却变成了老大，顿时也难以忍受，开始同美国接近，逐渐推行遏制日本的政策，英日同盟已经实际上瓦解了。
为了争夺太平洋和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日本与英美就围绕着太平洋的霸权展开了军备赛。在罗斯福的努力下，美国通过了“达尼埃尔扩张案”这个法案是一个充满挑衅的建造157艘军舰的庞大计划。美国的计划引起了日本和英国的恐慌，日本通过法案要求将日本海军的实力保持在美国的70%以上。从192o年起日本着手执行“八八舰队计划”依照此项计划，到1928年，日本海军将增加8艘主力舰和8艘巡洋舰。远在欧洲的英国此时也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正酝酿建造4艘超级主力战舰（5万吨）。太平洋有再次爆发战争的危险。
然而由于大战刚刚结束，巨大的军费开支不仅使遭到战争破坏极大的英国难以承受，就连未遭战祸的日美也感到财政桔据。日本1921年的海军预算占国家支出的32％，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的军费开支猛增到了日本国家总预算的六成，这样下去必然导致财政危机。如此局面是由于战争结束和与中国经济战而陷入衰退中的刚刚稍有恢复的日本经济是难以承受的。
可以预见，在美国、俄国支持的情况下，目前情势下的英国是不敢公然直接干涉西藏事务的，现在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天赐良机。我在电报中向熊克武转达了我的看法，我这么苦口婆心当然是为了坚定他解决西藏的决心。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为调动熊的积极性，我带头让关内各省给予熊以支持，在通过民国党造成了一种全国上下齐心一致的状态，我的行动得到了国民党、劳动党以及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我和熊克武的半年的电报通信中，我向熊克武提出了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向他提出，治藏的根本在于治康，只有将西康平定，才有可能为西藏的长久稳定创造条件；我还向他提出，政治争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利用各方可能的同盟势力；在西藏的激进改革是十分危险的，在险恶的环境下很有可能为外部势力创造机会，我向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建议他派一得力将领驻军西藏，同时选一德高望重之人出面同西藏地方势力共同治理西藏，推行缓慢的渐进的改革。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和蒙、新一样，这些问题都起于清末，在这背后都有着外国势力的影子。随着新疆、蒙古问题的相继解决，国人要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了。康区在前清大部分的时间里分属四川、西藏分别管辖，但至清末新政时期，随着英国第二次侵入西藏，清政府设立川边边务大臣，首任边务大臣即为在平定当时康区动乱中有功的建昌道员赵尔丰。赵尔丰精明强干，他在东部康区通过武力强行推行改土归流。其后，借着护送新任驻藏大臣入藏的机会，赵尔丰带军越过金沙江，进入西部康区，将整个康区纳入川边地区，他照样用他的铁梨快速的改土归流。接着他越过康区，进入藏区东部边缘，所到之处，包括怒江上游的三十九族绝大部分、江达全部、塔布东部以及波密王辖地尽数划入川边辖境，可以说赵尔丰的经营奠定了此时西康行省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西藏形势一片混乱，内地驻藏军队被迫撤离西藏，与此同时1912年，藏军进入川边，昌都等地被围，但是显然此时四川、云南内部统一、兵强马壮，主政的尹昌衡、蔡锷均为革命党人，自然不能容忍藏军如此猖狂，于是在川滇军队干涉下，藏军无功而返，川军攻占距离拉萨两百余里江达，设立太昭府。但是，袁世凯不愿得罪英国，勒令川军停止进军，大好形势就此断送年，**回藏，在西藏开始推行以扩军备战为中心的新政，在国际上利用英国迫使袁世凯举行政治谈判，1913年，谈判从两方演变到三方，前后9个月，最后无果而终，英国人手中的西姆拉条约由于没有中国的签字成为一张废纸。此后，英国人趁着各种机会企图迫使袁世凯屈服，但是已经在蒙古问题上再了大跟头，受到国人唾骂的袁再也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
此后，随着日本人通过二十一条造成独霸中国的局面以及内地的军阀混战，英国开始不断武装西藏，企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迫使中国人屈服。与此同时，由于军阀混战，边防废驰，川边镇守使频繁更换，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也为扩军备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求战心切下，1917年，康藏再次爆发战争，结果康军战败，仓皇退过金沙江，最后在英国人的调停下，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江西只留盐井尚在边军控制之下，而江东巴安北面的德格、白玉、石渠、邓科四县也落入藏军之手。自此藏军据有金沙江天险，做起了以武偏安的美梦。
后来，随着两军不断产生磨擦，在英国调停下，边军退出甘孜，藏军退出德格，双方开始隔离。自此，英国人也等着北京承认他制造的所谓既成事实了。不过世事难料，战后的英国本身一片狼籍，又被拖入军备竞赛，本身已是分身乏术。随着五四风潮的发生，民族主义席卷中国，不但日本被困，就连英国也被波及，他一方面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另一方面又对西藏依依不舍，如此矛盾不断遭到中国人的炮轰。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被迫宣布中止和英国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自此**和英国的政治企图完全破产，西藏被拖入军事备战的状态在政治上开始难以了结。
与此同时，随着英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对英国人镇压印度的行动起了兔死狗悲之感，至此他起了回归祖国的愿望年，在北京政府的指示下，甘肃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入藏，企图“与**联络感情，做釜底抽薪之计”企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在西藏虽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又对北京充满不信任、对英国充满恐惧，既不想派人去北京谈判，又希望英国派员作证，企图在摆个三角凳。
次年4月，代表团离藏，**又派心腹洛桑追到湟源呈送信涵和礼物。在信中，他既想内附，但又恐被英国发现“其倾心内向而又畏英如虎的心态跃然纸上”代表团在返甘后立即上书中央，详细的分析了西藏的政情，提出乘此人心、政情转变之际通过和平手段逐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过他的方案还没有上到中央，北京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恰与此时，北京战争爆发，最后的结果是十省建省，熊克武督康、马祺督青，两人都是对藏问题的强硬派，都曾在1919年中通电企图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这封上书至此石沉大海，直到21年初才被cia特工从北京政府的档案中找出来，我当即发电与熊克武，希望对其平定康藏有所帮助。
再说英国终于获悉**有内附倾向后大为震惊，为了扭转不利于自己的趋势，20年初，英国再度启用熟知藏务的贝尔为直接处理西藏事务的政治专员，驻锡金。不久，北京会议的结果传来，英国顿时闻到了其中的火药味。接着的西南战争，使执著于争权夺利的唐系军阀一败涂地，被基本彻底赶出西南，而整个西南的各个新军阀无不有革命党的背景，在内战结束纷纷开始致力外部，企图平定康藏建立不世功业。
针对越来越严重各省联合对藏的不利局面，**喇嘛一方面固然不甘心，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开始胆怯。英国很快就发现了**喇嘛的倾向，开始大幅度修改对藏政策，一方面仍然打着政治解决的旗号，另一方面也开始暗中支持藏军的整军备战工作。不过聪明的英国人也明白这是不能明着干，如果和中国民众对着干，那么中国人积蓄的对于日本的仇恨很可能就会转移到英国身上，让英国感到恼火的是，此时的日本公开支持中国进军西藏，似乎完全没有了盟友的样子。两个列强就这样互相算计着。
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是不可能认输的，你只有把它击倒，拉下它的面具，你才算赢得胜利年10月，贝尔入藏，他会见了**，递交了英印总督的信件和礼物。贝尔在入藏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承诺武器和军火援助的授权，贝尔不想张扬，他接受**的首席噶伦、亲英派头目雪康的忠告直接找**商谈。贝尔发挥它的善于夸张的语言天赋，挑动了**1908年被逼出走的敏感神经，夸大了汉人对藏人的仇视，鼓动**武力拒统，同时他做出了向**提供武器和军火的保证。此时的**看到北京对他的友好表态没有反应，又忽然传来新建行省的消息，他本来已经就又惊又俱了，在贝尔的怂恿下，**鼓起了最后一搏的勇气。
贝尔在与**的谈话中指出“目前西藏未受过训练，装备低劣的6000名士兵不可能使你的国家抵御驻中国的进攻”他建议**“把军队逐步增加到15000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建议**在全藏范围内招募士兵，同时增加税收。可怜的贝尔不知道他的建议给**带来了怎样的失败。
当**将扩军的计划公布于众时，顿时使整个西藏各界乱作一团，因为6000人的正规军已经使西藏不堪重负了，这个计划遭到了以贵族和三大寺为代表的僧侣集团的谨慎反对，他们更倾向于较小的扩军和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问题。但是这个计划受到了以藏军司令擦绒为首的、主要由英国训练的藏军军官的组成的集团的赞成，他们企图通过英国的支持通过扩军来扩张其势力。
我在俄国的访问是我满意，正式的沟通可以保证双方对于秘约的遵守程度，而且通过这次访问我还和俄国高层拉拢了私人关系，这十分有助于我将来维持同盟与俄国的关系。其实，双方的秘约是建立在牢固的利益结合基础上的，因此我对双方的关系充满信心。我的目的是通过俄国确保同盟与日控朝鲜边境的安全，而俄国同日本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另一方面，日本虽然已经在4月份开始从伯力撤军，但是现在仍然控制着海参威，驻军达3万余人，通过扶植的傀儡政权进行统治，虽然美英都表示了反对，但是日本显然目前还不打算从那里撤军。
即便日本撤军了，在俄国人看来，占据着库页岛南部和北千岛群岛日本人仍然是明确的敌人，因为俄国人一直认为那是他们的领土。尽管同盟的强大或许也使俄国人倍感威胁，不过西伯利亚东西两万里，俄国人只不过开发了铁路沿线，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不过不足1000万人口，在叶尼塞河以东地区的人口更是只有150多万，连黑龙江省的人口也大大的不如，更何况俄国的领土就像香肠一样摆在同盟的北方，他们的后面是一望无际、渺无人烟的森林地带，整个国土毫无战略纵深可言，再说与同盟的边界的领土与俄国本土相距超过3000公里，这些都是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与任何一个稍微强大的中国力量对抗对俄国来说都是不明智的。更何况现在的俄国百废待新，如果现在能更同盟结盟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样就可以基本解决东部过境的安全问题，大大减轻俄国战略压力，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中打开一个小小的缺口。
月底，在俄国的访问已经基本结束了，列宁同志在克里姆林宫亲自为我送行，我可说是第一个承认苏俄并前来访问的国外领导人月份，我在火车上收到三封电报。一封为特切尔为首的船舶制造专家发来，他们告诉我，新型的驱逐舰的模型试验十分成功，即将进行正式的试验生产；另一封为ffc的科技人员来电，他们告诉我现在工厂的生产正常，新型的飞机理论设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最后一封是西南熊克武的来电，他说西南形势已经日渐成熟，战争在即，希望我尽快向他输送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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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取得独霸中国的日本在战后遭到了各方的群起反对，针对中国发生的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运动，美英都大力支持，由于同盟投向英美，美国舰队得以驻泊秦皇岛，这支舰队同驻旅大的日本舰队，驻威海卫的英国舰队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美国也由此第一次取得了在离中国首都如此近的地区驻泊舰队的愿望。虽然日本的对华贸易在五四风潮中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凭借多年的基础，在1920年，日本在对华贸易中再次取得了对英国的优势，英国屈居第二，而美国虽然增长迅速，但是也只能排到第三。列强的对华贸易格局恢复到了1918年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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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大战刚刚结束，巨大的军费开支不仅使遭到战争破坏极大的英国难以承受，就连未遭战祸的日美也感到财政桔据。日本1921年的海军预算占国家支出的32％，如果再加上陆军的费用，总的军费开支猛增到了日本国家总预算的六成，这样下去必然导致财政危机。如此局面是由于战争结束和与中国经济战而陷入衰退中的刚刚稍有恢复的日本经济是难以承受的。
可以预见，在美国、俄国支持的情况下，目前情势下的英国是不敢公然直接干涉西藏事务的，现在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天赐良机。我在电报中向熊克武转达了我的看法，我这么苦口婆心当然是为了坚定他解决西藏的决心。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为调动熊的积极性，我带头让关内各省给予熊以支持，在通过民国党造成了一种全国上下齐心一致的状态，我的行动得到了国民党、劳动党以及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在我和熊克武的半年的电报通信中，我向熊克武提出了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向他提出，治藏的根本在于治康，只有将西康平定，才有可能为西藏的长久稳定创造条件；我还向他提出，政治争端应该政治解决，应该利用各方可能的同盟势力；在西藏的激进改革是十分危险的，在险恶的环境下很有可能为外部势力创造机会，我向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建议他派一得力将领驻军西藏，同时选一德高望重之人出面同西藏地方势力共同治理西藏，推行缓慢的渐进的改革。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和蒙、新一样，这些问题都起于清末，在这背后都有着外国势力的影子。随着新疆、蒙古问题的相继解决，国人要求解决西藏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了。康区在前清大部分的时间里分属四川、西藏分别管辖，但至清末新政时期，随着英国第二次侵入西藏，清政府设立川边边务大臣，首任边务大臣即为在平定当时康区动乱中有功的建昌道员赵尔丰。赵尔丰精明强干，他在东部康区通过武力强行推行改土归流。其后，借着护送新任驻藏大臣入藏的机会，赵尔丰带军越过金沙江，进入西部康区，将整个康区纳入川边地区，他照样用他的铁梨快速的改土归流。接着他越过康区，进入藏区东部边缘，所到之处，包括怒江上游的三十九族绝大部分、江达全部、塔布东部以及波密王辖地尽数划入川边辖境，可以说赵尔丰的经营奠定了此时西康行省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西藏形势一片混乱，内地驻藏军队被迫撤离西藏，与此同时1912年，藏军进入川边，昌都等地被围，但是显然此时四川、云南内部统一、兵强马壮，主政的尹昌衡、蔡锷均为革命党人，自然不能容忍藏军如此猖狂，于是在川滇军队干涉下，藏军无功而返，川军攻占距离拉萨两百余里江达，设立太昭府。但是，袁世凯不愿得罪英国，勒令川军停止进军，大好形势就此断送年，**回藏，在西藏开始推行以扩军备战为中心的新政，在国际上利用英国迫使袁世凯举行政治谈判，1913年，谈判从两方演变到三方，前后9个月，最后无果而终，英国人手中的西姆拉条约由于没有中国的签字成为一张废纸。此后，英国人趁着各种机会企图迫使袁世凯屈服，但是已经在蒙古问题上再了大跟头，受到国人唾骂的袁再也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
此后，随着日本人通过二十一条造成独霸中国的局面以及内地的军阀混战，英国开始不断武装西藏，企图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迫使中国人屈服。与此同时，由于军阀混战，边防废驰，川边镇守使频繁更换，与此同时，西藏方面也为扩军备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求战心切下，1917年，康藏再次爆发战争，结果康军战败，仓皇退过金沙江，最后在英国人的调停下，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江西只留盐井尚在边军控制之下，而江东巴安北面的德格、白玉、石渠、邓科四县也落入藏军之手。自此藏军据有金沙江天险，做起了以武偏安的美梦。
后来，随着两军不断产生磨擦，在英国调停下，边军退出甘孜，藏军退出德格，双方开始隔离。自此，英国人也等着北京承认他制造的所谓既成事实了。不过世事难料，战后的英国本身一片狼籍，又被拖入军备竞赛，本身已是分身乏术。随着五四风潮的发生，民族主义席卷中国，不但日本被困，就连英国也被波及，他一方面支持中国收回山东，另一方面又对西藏依依不舍，如此矛盾不断遭到中国人的炮轰。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被迫宣布中止和英国人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自此**和英国的政治企图完全破产，西藏被拖入军事备战的状态在政治上开始难以了结。
与此同时，随着英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生，**的政治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对英国人镇压印度的行动起了兔死狗悲之感，至此他起了回归祖国的愿望年，在北京政府的指示下，甘肃张广建派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入藏，企图“与**联络感情，做釜底抽薪之计”企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代表团在西藏虽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又对北京充满不信任、对英国充满恐惧，既不想派人去北京谈判，又希望英国派员作证，企图在摆个三角凳。
次年4月，代表团离藏，**又派心腹洛桑追到湟源呈送信涵和礼物。在信中，他既想内附，但又恐被英国发现“其倾心内向而又畏英如虎的心态跃然纸上”代表团在返甘后立即上书中央，详细的分析了西藏的政情，提出乘此人心、政情转变之际通过和平手段逐步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过他的方案还没有上到中央，北京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恰与此时，北京战争爆发，最后的结果是十省建省，熊克武督康、马祺督青，两人都是对藏问题的强硬派，都曾在1919年中通电企图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这封上书至此石沉大海，直到21年初才被cia特工从北京政府的档案中找出来，我当即发电与熊克武，希望对其平定康藏有所帮助。
再说英国终于获悉**有内附倾向后大为震惊，为了扭转不利于自己的趋势，20年初，英国再度启用熟知藏务的贝尔为直接处理西藏事务的政治专员，驻锡金。不久，北京会议的结果传来，英国顿时闻到了其中的火药味。接着的西南战争，使执著于争权夺利的唐系军阀一败涂地，被基本彻底赶出西南，而整个西南的各个新军阀无不有革命党的背景，在内战结束纷纷开始致力外部，企图平定康藏建立不世功业。
针对越来越严重各省联合对藏的不利局面，**喇嘛一方面固然不甘心，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开始胆怯。英国很快就发现了**喇嘛的倾向，开始大幅度修改对藏政策，一方面仍然打着政治解决的旗号，另一方面也开始暗中支持藏军的整军备战工作。不过聪明的英国人也明白这是不能明着干，如果和中国民众对着干，那么中国人积蓄的对于日本的仇恨很可能就会转移到英国身上，让英国感到恼火的是，此时的日本公开支持中国进军西藏，似乎完全没有了盟友的样子。两个列强就这样互相算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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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在与**的谈话中指出“目前西藏未受过训练，装备低劣的6000名士兵不可能使你的国家抵御驻中国的进攻”他建议**“把军队逐步增加到15000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建议**在全藏范围内招募士兵，同时增加税收。可怜的贝尔不知道他的建议给**带来了怎样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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