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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专业考试很快就到了。
朱自清先生说：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我们并不盼望，可是春天还是到了。
春天来了，专业考试就到了。
我报考了五所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最后一站才是艺术学院。
那段日子真是疲于奔命——我在几个考点之间奔波，第一个学校的复试结束后直接扎进第二个学校的初试考场；刚刚考完声乐考试，来不及换衣服就要乘出租车赶往另一所院校，那边将要开始的是命题小品表演；睡眠永远不足，大脑永远绷紧一根弦，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似乎只要一声令下，下一秒就可以微笑着出口成章考场里总是有那么多考生走来走去，每个人脸上都是满满的期待与努力压制的疲惫，在初春的寒风里让人看得莫名紧张。
春寒料峭的考场外，每个考生都变得神经兮兮的：每当看见一个人从考场里走出来，立即就有一大堆待考的冲上去把他包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你刚才抽了什么题”、“老师刁难人吗”虽然明知道这些题目自己可能抽不到，可还是很用心地琢磨那些题目万一被自己抽到会如何回答。而当自己真正踏上肃穆安静的考场时，天可怜见，你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佩服出题老师的功力——因为那些题目千奇百怪，永不重复。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下来的，只知道当我过五关斩六将地走到艺术学院开始考试的那天时，自己已经完全麻木了。
初试还算比较简单：准备好的段子从字词读音到表情手势都已经被抠得无懈可击，即兴播读抽到了一条百余字的新闻，唯一的难点不过是“莘莘学子”这四个字的正确读法。我读到一半就听到评委老师喊停，当天下午就在张贴的红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顺利进入复试。
和初试相比，三天的复试简直是一场持久战：声乐、朗诵、舞蹈、即兴主持、即兴评述、写作好像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这一套，可却把我这些天来一直高度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上苍啊——我居然连做梦都会梦到即兴播读时抽到一条有生僻字的新闻！
我现在终于明白原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都说高考是条独木桥，可艺术考试的道路又比它宽多少了？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艺术考试根本就是在走钢丝——100比1的专业通过率，300比1的录取率，多少人殚精竭虑，最后仍然是失败！
可是，还是要咬牙挺过来，似乎是要通过这校园里看上去歌舞升平的一切告诉自己：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只要挺过去，坚持到底，就会有回报的！
于是，所有的累，就这么咬着牙挺过去了。
三天后，当我终于从复试考场中走出时，世界骤然间的明亮甚至让我有一刹那的晕眩。
闭上眼，又睁开，渐渐看见变得清晰的楼宇、人群，嘈杂而凌乱。
那一刻，我站在教学楼前高高的台阶上，看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美术类与艺术理论类专业开始报名，数以万计的面孔逼仄地挤来挤去
偌大一条应考的河流，而我原不过是其中最寻常的一枚石子。
我似乎才忐忑地发现：我心里根本没有任何如释重负的感觉，反倒有彻骨的恐惧与凉。
这样想着的时候，在我后面考完试的郑扬走近我身边，他没说话，只是握一下我的手，很紧，似乎要给我力量。
然后松开。
我带点感激地看他一眼，他微微一笑，说：“晚上去琴房吧。”
我怔一下，问：“声乐考试已经结束了啊，去琴房做什么？”
他不回答，只是走在我前面，我想了想，追上他的步子，从报名的考生中间一路挤出去。
那晚我还是去琴房了。有些事情或许就是这样——至少在我和郑扬之间——我只需执行就可以了。
夜晚的琴房楼仍然灯火通明，那些考生、在校生仍然在勤奋练习，其中不知哪间琴房里传来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因为了乐器的缘故，在夜空中扩散出孤独、凄怆的味道。
4楼，403。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这个琴房号，需要上楼梯，再上楼梯，到四楼，沿狭长走廊走到头，左手边第二间琴房，小小的门玻璃上有一小块淡蓝色窗帘。那时，对于非本校学生租用琴房，每小时收费5元。
那天，是在那里，郑扬点燃鲜奶蛋糕上18支小巧的生日蜡烛。
满目跳跃的桔黄色烛光里，有个小巧的生日蛋糕摆在中间。上面涂满猕猴桃果酱，写着四个浅紫色的字：生日快乐！
我不由自主瞪大眼：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就在我马上就要炮轰他记错了我的生日的刹那，我突然反应过来——好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带着一脸恶作剧的笑告诉他我是过农历生日的。
掐指算算，我的农历生日可不就是今天么！
天啊，一年了，我居然忘记告诉他那是个谎话！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告诉他我实际上一直都是过公历生日的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在这段兵慌马乱的日子里，我疲惫、紧张得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说起来，我今年还没有给自己过生日呢！
那么眼前这个有点从天而降的生日蛋糕，是不是也算是恰如其分？
我呆呆地看着蛋糕，听见他说：“吹蜡烛吧，许个愿。”
我听话的闭上眼，双手合十。
那一刻的静谧空气里，我第一次感觉“许愿”的神圣。
是烛光、星辰、温暖的狭小空间里，我许下三桩心愿，而谁可以听到？又有谁能让它们成为现实？
我认真地重复三次愿望，希望能帮我实现愿望的人不要忘记：希望外婆身体健康；希望朋友心想事成；希望我自己考上大学，美梦成真。
两天后复试成绩揭晓，我和郑扬双双进入三试。
三试唯一的科目是上镜。
考场上的气氛安静庄严。
是铺着红色地毯的演播间，我坐在铺有暗红绒布的台子后面，面前是话筒和摄像机。而考官则在隔壁屋子里的电视机前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我开始紧张，只是下意识地播送新闻，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演播间的地毯很软，软到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在发抖，每抖一下，那些地毯上的长绒就随着颤抖一下。
过几天，宋阿姨带回来反馈信息：我见了你们那卷带子，郑扬很上镜，陶滢也不错。陶滢更紧张一点，其实放松了会更好，目光有点发直，在屏幕里看稍稍有点僵。
“听天由命吧。”她说。
明知道是宽慰的话，甚至也不能说明我就是失败了，可是那一瞬间我崩溃得要死，一颗心一沉到底，有绝望的情绪莫名其妙将我笼罩。
我突然觉得我来错了——我一定会失败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绝望——哪怕一点点希望都看不到！
离开省城的那天早上，我在艺术学院大门口呆呆地站着，看春天的风挟裹着树叶的气息而来，温暖干燥的带一点甜蜜味道。郑扬在我旁边，不做声。
仍然是个很帅的男孩子，比我高十几公分的样子，他的表情安宁，他的手掌宽厚。他没有对我说“再见”而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然后挥挥手，看我关上出租车的门，越来越远。
他渐渐在我身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点，可是直到我看不见他了，我都知道他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着我也在他的视线里变成小小的、看不见的点。也只有到这时，他才会转身离开。
半小时后我到达火车站，随潮水一样的人群挤进站台，挤进车厢，寻到自己的座位。天光大亮，喧闹的周遭却让我觉得越发的孤单。
火车启动，我起身走到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那里有陌生男子在抽烟，烟味弥漫在我的衣服上。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我捂住脸，任泪水潸然而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特别绝望——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好像说破碎就要破碎了。就像夏薇薇提过的那枚樱桃，狠狠一踩，汁液四溢。
或许，这就是一颗樱桃必然的命运吧。
三月，专业考试很快就到了。
朱自清先生说：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我们并不盼望，可是春天还是到了。
春天来了，专业考试就到了。
我报考了五所高校的播音主持专业，最后一站才是艺术学院。
那段日子真是疲于奔命——我在几个考点之间奔波，第一个学校的复试结束后直接扎进第二个学校的初试考场；刚刚考完声乐考试，来不及换衣服就要乘出租车赶往另一所院校，那边将要开始的是命题小品表演；睡眠永远不足，大脑永远绷紧一根弦，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调动起来时刻处于待命状态，似乎只要一声令下，下一秒就可以微笑着出口成章考场里总是有那么多考生走来走去，每个人脸上都是满满的期待与努力压制的疲惫，在初春的寒风里让人看得莫名紧张。
春寒料峭的考场外，每个考生都变得神经兮兮的：每当看见一个人从考场里走出来，立即就有一大堆待考的冲上去把他包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你刚才抽了什么题”、“老师刁难人吗”虽然明知道这些题目自己可能抽不到，可还是很用心地琢磨那些题目万一被自己抽到会如何回答。而当自己真正踏上肃穆安静的考场时，天可怜见，你一定会在最短时间内佩服出题老师的功力——因为那些题目千奇百怪，永不重复。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下来的，只知道当我过五关斩六将地走到艺术学院开始考试的那天时，自己已经完全麻木了。
初试还算比较简单：准备好的段子从字词读音到表情手势都已经被抠得无懈可击，即兴播读抽到了一条百余字的新闻，唯一的难点不过是“莘莘学子”这四个字的正确读法。我读到一半就听到评委老师喊停，当天下午就在张贴的红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顺利进入复试。
和初试相比，三天的复试简直是一场持久战：声乐、朗诵、舞蹈、即兴主持、即兴评述、写作好像还是换汤不换药的这一套，可却把我这些天来一直高度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上苍啊——我居然连做梦都会梦到即兴播读时抽到一条有生僻字的新闻！
我现在终于明白原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都说高考是条独木桥，可艺术考试的道路又比它宽多少了？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艺术考试根本就是在走钢丝——100比1的专业通过率，300比1的录取率，多少人殚精竭虑，最后仍然是失败！
可是，还是要咬牙挺过来，似乎是要通过这校园里看上去歌舞升平的一切告诉自己：会有机会的，会有机会的，只要挺过去，坚持到底，就会有回报的！
于是，所有的累，就这么咬着牙挺过去了。
三天后，当我终于从复试考场中走出时，世界骤然间的明亮甚至让我有一刹那的晕眩。
闭上眼，又睁开，渐渐看见变得清晰的楼宇、人群，嘈杂而凌乱。
那一刻，我站在教学楼前高高的台阶上，看广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美术类与艺术理论类专业开始报名，数以万计的面孔逼仄地挤来挤去
偌大一条应考的河流，而我原不过是其中最寻常的一枚石子。
我似乎才忐忑地发现：我心里根本没有任何如释重负的感觉，反倒有彻骨的恐惧与凉。
这样想着的时候，在我后面考完试的郑扬走近我身边，他没说话，只是握一下我的手，很紧，似乎要给我力量。
然后松开。
我带点感激地看他一眼，他微微一笑，说：“晚上去琴房吧。”
我怔一下，问：“声乐考试已经结束了啊，去琴房做什么？”
他不回答，只是走在我前面，我想了想，追上他的步子，从报名的考生中间一路挤出去。
那晚我还是去琴房了。有些事情或许就是这样——至少在我和郑扬之间——我只需执行就可以了。
夜晚的琴房楼仍然灯火通明，那些考生、在校生仍然在勤奋练习，其中不知哪间琴房里传来如泣如诉的唢呐声，因为了乐器的缘故，在夜空中扩散出孤独、凄怆的味道。
4楼，403。许多年后，我仍然记得这个琴房号，需要上楼梯，再上楼梯，到四楼，沿狭长走廊走到头，左手边第二间琴房，小小的门玻璃上有一小块淡蓝色窗帘。那时，对于非本校学生租用琴房，每小时收费5元。
那天，是在那里，郑扬点燃鲜奶蛋糕上18支小巧的生日蜡烛。
满目跳跃的桔黄色烛光里，有个小巧的生日蛋糕摆在中间。上面涂满猕猴桃果酱，写着四个浅紫色的字：生日快乐！
我不由自主瞪大眼：今天是我的生日吗？
就在我马上就要炮轰他记错了我的生日的刹那，我突然反应过来——好像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带着一脸恶作剧的笑告诉他我是过农历生日的。
掐指算算，我的农历生日可不就是今天么！
天啊，一年了，我居然忘记告诉他那是个谎话！我居然一直都没有告诉他我实际上一直都是过公历生日的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在这段兵慌马乱的日子里，我疲惫、紧张得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生日，说起来，我今年还没有给自己过生日呢！
那么眼前这个有点从天而降的生日蛋糕，是不是也算是恰如其分？
我呆呆地看着蛋糕，听见他说：“吹蜡烛吧，许个愿。”
我听话的闭上眼，双手合十。
那一刻的静谧空气里，我第一次感觉“许愿”的神圣。
是烛光、星辰、温暖的狭小空间里，我许下三桩心愿，而谁可以听到？又有谁能让它们成为现实？
我认真地重复三次愿望，希望能帮我实现愿望的人不要忘记：希望外婆身体健康；希望朋友心想事成；希望我自己考上大学，美梦成真。
两天后复试成绩揭晓，我和郑扬双双进入三试。
三试唯一的科目是上镜。
考场上的气氛安静庄严。
是铺着红色地毯的演播间，我坐在铺有暗红绒布的台子后面，面前是话筒和摄像机。而考官则在隔壁屋子里的电视机前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我开始紧张，只是下意识地播送新闻，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演播间的地毯很软，软到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在发抖，每抖一下，那些地毯上的长绒就随着颤抖一下。
过几天，宋阿姨带回来反馈信息：我见了你们那卷带子，郑扬很上镜，陶滢也不错。陶滢更紧张一点，其实放松了会更好，目光有点发直，在屏幕里看稍稍有点僵。
“听天由命吧。”她说。
明知道是宽慰的话，甚至也不能说明我就是失败了，可是那一瞬间我崩溃得要死，一颗心一沉到底，有绝望的情绪莫名其妙将我笼罩。
我突然觉得我来错了——我一定会失败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当时我真的特别特别绝望——哪怕一点点希望都看不到！
离开省城的那天早上，我在艺术学院大门口呆呆地站着，看春天的风挟裹着树叶的气息而来，温暖干燥的带一点甜蜜味道。郑扬在我旁边，不做声。
仍然是个很帅的男孩子，比我高十几公分的样子，他的表情安宁，他的手掌宽厚。他没有对我说“再见”而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然后挥挥手，看我关上出租车的门，越来越远。
他渐渐在我身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点，可是直到我看不见他了，我都知道他一直站在那里，等待着我也在他的视线里变成小小的、看不见的点。也只有到这时，他才会转身离开。
半小时后我到达火车站，随潮水一样的人群挤进站台，挤进车厢，寻到自己的座位。天光大亮，喧闹的周遭却让我觉得越发的孤单。
火车启动，我起身走到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那里有陌生男子在抽烟，烟味弥漫在我的衣服上。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我捂住脸，任泪水潸然而下。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觉得特别绝望——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好像说破碎就要破碎了。就像夏薇薇提过的那枚樱桃，狠狠一踩，汁液四溢。
或许，这就是一颗樱桃必然的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