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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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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夏，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父母所在的上海汽轮机厂的一批高 中毕业生，通过厂社挂钩的形式，来到浙江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的老爸老妈们的确是神通广大，为了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子女们都搞成了“独生子女”先天智障、因公致残，要么就是旅美华侨、港噢同胞或台湾侨胞。
我那隔壁邻居更是神勇无比，不知从哪里闹了个父母双亡的证明。结果当年有70多个应届高 中生的汽轮机厂，最后硬是只有20来个年轻人够资格接受再教育。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有一个妹妹），按中央当时的红头文件是可以留城的，但父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一点不来事，只有老老实实背着铺盖下了农村。
我们一行20多个青年被被分到了浙江省的余杭县，正式成为了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田和鱼塘，遍布着成片的竹子地和桑树园。成片的竹子地大得望不到边。
桑树园里不仅有矮矮的桑树，还夹杂着高大的柿子树。弯弯曲曲的河流沿着村庄缓缓流过，水面上漂浮着绿油油的浮萍和猪笼草
我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叫佩佩的快40的女人，她是厂里派来的专职管理我们知青的领队干部。这女人长得蛮漂亮，按当时的标准穿得也算时髦。我真搞不懂，这么一个美女，竟然没把领导搞定，她儿子这次也和我们一起来插队落户，换到现在，潜规则一下，一切都搞定，何苦之来。
在厂里，佩佩和我老爸关系很好，所以对我特别照顾，把我安排到了东方公社光明大队的比较富裕的第四小队。说起来“富裕”其实该队的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的收入也不过5毛人民币。尽管知青什么农活都不来事，但国家规定知青的启始工分每天是5分工（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10分工）。所有我每天的工钱是2角5分人民币。
我被分配住在四队队长家中。队长名叫土狗，我想不通他老爸怎么给起了这么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这土狗倒也名符其实，矮矮的个头，高高的颧骨，小小的额头，一对咪咪眼，一付标准的贫下中农长相。他老婆叫什么我从来没知道过，那模样反正和他老公很般配。
狗子生有二女一子，也完全继承了他父母的贫下中农长相。土狗还有个住在隔壁的同胞弟弟，别人都叫他阿猫（也许是叫阿毛什么的，但既然哥哥是“狗”我猜他该是“猫”了）。
这阿猫和土狗虽是孪生兄弟，但兄弟两长相天壤之别。土狗个头矮小，相貌委琐。阿猫虽谈不上是高大英俊，虎背熊腰，却也长得颇具男子汉相，尤其是他的老婆阿芳，20出头，身材高佻丰满，前凸后翘，长得颇有姿色。
当时老毛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干什么，我们也得干什么，只有他们的老婆我们不可以去干。我首先学会的是当地的骂人话和人体性器官的名称。男人的那玩意儿叫“八吊”女人下面那玩意儿叫“蟆儿”（发音）“日逼”叫“射逼”（发音），流里流气的被称为“毒头”色鬼叫“下作胚”
每天听到大伯大叔大哥们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哦插侬个蟆儿”（我射你的逼）而大妈大婶大嫂大姐们每天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娘买逼”或是“卡特侬个八吊”（切掉你的jī巴）。每逢队里开生产大会，那是每月唯一的一次男男女女都要到的时候，届时“插侬个蟆儿”“卡特侬个八吊”“射侬个逼”就满天飞，好不热闹。
村里的男女之间关系倒很融洽的。干活喜欢男女搭配，这样干活不枯燥乏味。男女之间常常打情骂俏，开荤玩笑是必不可少的，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姑娘媳妇，汉子小伙之间说不上几句就会扭成一团，捏屁股，掐奶子，扒裤子，抓jī巴那种狗屁倒糟的事时有所见。
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汉子和媳妇，更是色胆包天。男女之间斗嘴，男人喊着要把尿撒到对方肚子里去（意思是要日女方的逼），而女人则嚷着割掉对方的jī巴；男人之间斗嘴，没说上两句，就发毒誓要日对方老婆的逼。
干农活方面，我在技术和体力上都不是好手，队上大多安排我和妇女一起干活。我当时才16岁出头，却有178的个头，长得既高大又清秀。那时大学都关掉了，高 中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我能说会道，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既会说笑话又会讲故事，还会耍几个小魔术，姑娘媳妇们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只要有我在，女人就往我这个堆里凑。
姑娘们比较收敛一些，媳妇们可就不客气了，动不动就吃我的豆腐。我在学校读书时都很少和女同学说过话，现在却被女人们调侃戏弄，动手动脚，搞得我常常面红耳赤，时间久了也学得油嘴滑舌了，不但对女人的“性骚扰”毫不在乎，偶尔还会和她们你来我往。看来，老毛真得很英明伟大，要我们去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会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我的脑瓜子也灵活，那时代越左越好，时兴背诵毛语录，背诵得好的甚至可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早日调回城市。我勤奋表现自己，除了努力上工以外，还把毛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多次代表大队的知青参加背诵毛语录竞赛（这样不用上工，还可以领到工分），还得过第一名。
公社书记和队长都称赞我为大队争了光，拍着胸脯保证要推荐去我上工农兵大学。可是妈滴逼时不运转，有一次代表大队知青到县城参加背诵语录竞赛，把语录中叁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不调戏妇女”阴差阳错地背诵成“多调戏妇女”
这下麻烦大了，当场被抓了个现行。那个领队干部佩佩的儿子也是竞赛中的一个参赛者，这小子也指望着去上工农兵大学，佩佩平时对我还蛮好，这时她真相毕露，马上报告给公社领导，并立即对我立案审查，奶奶个逼滴，奇迹还真出现了，竟然查出我老爸的表弟媳的小舅子的大姨夫在旧社会有5亩二分土地。
我很快被定性为“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疯狂反扑”不但取消我上工农兵大学的资格（换上了佩佩的儿子），还要延长我当知青的年份，恨得我真想把佩佩捆到竹林里教训一顿我万念俱灰，一心扑在赚工分上，每天和姑娘媳妇们打情骂俏，做ài干的事情。
1974年初夏，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父母所在的上海汽轮机厂的一批高 中毕业生，通过厂社挂钩的形式，来到浙江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上海的老爸老妈们的确是神通广大，为了把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别人，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子女们都搞成了“独生子女”先天智障、因公致残，要么就是旅美华侨、港噢同胞或台湾侨胞。
我那隔壁邻居更是神勇无比，不知从哪里闹了个父母双亡的证明。结果当年有70多个应届高 中生的汽轮机厂，最后硬是只有20来个年轻人够资格接受再教育。
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还有一个妹妹），按中央当时的红头文件是可以留城的，但父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故一点不来事，只有老老实实背着铺盖下了农村。
我们一行20多个青年被被分到了浙江省的余杭县，正式成为了知识青年（简称“知青”）。
这里真是一个美丽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田和鱼塘，遍布着成片的竹子地和桑树园。成片的竹子地大得望不到边。
桑树园里不仅有矮矮的桑树，还夹杂着高大的柿子树。弯弯曲曲的河流沿着村庄缓缓流过，水面上漂浮着绿油油的浮萍和猪笼草
我们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叫佩佩的快40的女人，她是厂里派来的专职管理我们知青的领队干部。这女人长得蛮漂亮，按当时的标准穿得也算时髦。我真搞不懂，这么一个美女，竟然没把领导搞定，她儿子这次也和我们一起来插队落户，换到现在，潜规则一下，一切都搞定，何苦之来。
在厂里，佩佩和我老爸关系很好，所以对我特别照顾，把我安排到了东方公社光明大队的比较富裕的第四小队。说起来“富裕”其实该队的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的收入也不过5毛人民币。尽管知青什么农活都不来事，但国家规定知青的启始工分每天是5分工（全劳力的壮小伙子每天10分工）。所有我每天的工钱是2角5分人民币。
我被分配住在四队队长家中。队长名叫土狗，我想不通他老爸怎么给起了这么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名字。这土狗倒也名符其实，矮矮的个头，高高的颧骨，小小的额头，一对咪咪眼，一付标准的贫下中农长相。他老婆叫什么我从来没知道过，那模样反正和他老公很般配。
狗子生有二女一子，也完全继承了他父母的贫下中农长相。土狗还有个住在隔壁的同胞弟弟，别人都叫他阿猫（也许是叫阿毛什么的，但既然哥哥是“狗”我猜他该是“猫”了）。
这阿猫和土狗虽是孪生兄弟，但兄弟两长相天壤之别。土狗个头矮小，相貌委琐。阿猫虽谈不上是高大英俊，虎背熊腰，却也长得颇具男子汉相，尤其是他的老婆阿芳，20出头，身材高佻丰满，前凸后翘，长得颇有姿色。
当时老毛要求我们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干什么，我们也得干什么，只有他们的老婆我们不可以去干。我首先学会的是当地的骂人话和人体性器官的名称。男人的那玩意儿叫“八吊”女人下面那玩意儿叫“蟆儿”（发音）“日逼”叫“射逼”（发音），流里流气的被称为“毒头”色鬼叫“下作胚”
每天听到大伯大叔大哥们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哦插侬个蟆儿”（我射你的逼）而大妈大婶大嫂大姐们每天讲得最多的话就是“娘买逼”或是“卡特侬个八吊”（切掉你的jī巴）。每逢队里开生产大会，那是每月唯一的一次男男女女都要到的时候，届时“插侬个蟆儿”“卡特侬个八吊”“射侬个逼”就满天飞，好不热闹。
村里的男女之间关系倒很融洽的。干活喜欢男女搭配，这样干活不枯燥乏味。男女之间常常打情骂俏，开荤玩笑是必不可少的，动手动脚是家常便饭。姑娘媳妇，汉子小伙之间说不上几句就会扭成一团，捏屁股，掐奶子，扒裤子，抓jī巴那种狗屁倒糟的事时有所见。
尤其是那些结了婚的汉子和媳妇，更是色胆包天。男女之间斗嘴，男人喊着要把尿撒到对方肚子里去（意思是要日女方的逼），而女人则嚷着割掉对方的jī巴；男人之间斗嘴，没说上两句，就发毒誓要日对方老婆的逼。
干农活方面，我在技术和体力上都不是好手，队上大多安排我和妇女一起干活。我当时才16岁出头，却有178的个头，长得既高大又清秀。那时大学都关掉了，高 中生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我能说会道，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既会说笑话又会讲故事，还会耍几个小魔术，姑娘媳妇们很喜欢和我在一起，只要有我在，女人就往我这个堆里凑。
姑娘们比较收敛一些，媳妇们可就不客气了，动不动就吃我的豆腐。我在学校读书时都很少和女同学说过话，现在却被女人们调侃戏弄，动手动脚，搞得我常常面红耳赤，时间久了也学得油嘴滑舌了，不但对女人的“性骚扰”毫不在乎，偶尔还会和她们你来我往。看来，老毛真得很英明伟大，要我们去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会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东西。
我的脑瓜子也灵活，那时代越左越好，时兴背诵毛语录，背诵得好的甚至可能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早日调回城市。我勤奋表现自己，除了努力上工以外，还把毛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多次代表大队的知青参加背诵毛语录竞赛（这样不用上工，还可以领到工分），还得过第一名。
公社书记和队长都称赞我为大队争了光，拍着胸脯保证要推荐去我上工农兵大学。可是妈滴逼时不运转，有一次代表大队知青到县城参加背诵语录竞赛，把语录中叁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七条“不调戏妇女”阴差阳错地背诵成“多调戏妇女”
这下麻烦大了，当场被抓了个现行。那个领队干部佩佩的儿子也是竞赛中的一个参赛者，这小子也指望着去上工农兵大学，佩佩平时对我还蛮好，这时她真相毕露，马上报告给公社领导，并立即对我立案审查，奶奶个逼滴，奇迹还真出现了，竟然查出我老爸的表弟媳的小舅子的大姨夫在旧社会有5亩二分土地。
我很快被定性为“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疯狂反扑”不但取消我上工农兵大学的资格（换上了佩佩的儿子），还要延长我当知青的年份，恨得我真想把佩佩捆到竹林里教训一顿我万念俱灰，一心扑在赚工分上，每天和姑娘媳妇们打情骂俏，做ài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