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茶叶贸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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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贵曾经看过姚贤镐编写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其中有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时作为谈判依据的贸易资料（即“致英国驻华各领事之题告”），其中有“茶叶近几年平均出口量为每年三十五万担，均价二十两或二十七元”的记录。
不过，姚大师很快在附注中注明，“运往英国的茶叶达四千万磅，运往美国及其他各地者一千万磅，每担平均均价为二十两，但属于较低价格，或许每担二十五两叫接近事实”，以做更正。
考虑到茶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璞鼎查拿出这份资料是要用作降低茶叶出口税率的依据，将茶叶的出口税从每担4.5两至五两降低至2.5两，将茶叶的出口价格报低显然有巨大的利益，因此可以认为姚大师的更正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也提到过，“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二十六两，绿茶二十四两”。
因此，将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茶叶价格设定为每担二十五两左右，显然是较为合理的。
在这里多嘴说一下，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叶年出口额达到858万两左右，东印度公司还在的时候经营茶叶的利润一年就有三百五十万英镑，英国政府也能获得同样多的税收，而这笔收入占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应该是东印度公司解体前最后一年1833年的数据。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中国的茶叶运到英国后，纳税后价格至少要上浮百分之二百以上，由此可见其中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么，广州出口价为每担二十五两的茶叶，在上海的内销价格大概我多少呢？
1852年的时候，英国人福钦（也就是Fortune，好名字啊）写过“中国茶区旅行记”一书，曾说每担成本四两的茶叶，运到口岸出售，批发商额外费用高达一两；
而上海收购价平均每担为18两的中上等茶叶，中间商（茶栈）操纵的利润就有四两，即达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五或售价的百分之二十二。
之后的一些调查资料也表明，祁门红茶委托上海茶栈出手的茶叶，数量损失、付价折扣以及各种费用、陋规等，占到茶叶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此可以知道，茶区茶商委托茶栈出售的茶叶收益中，茶商只能得到总价的八成左右（十八两卖出茶叶后，只能得十四两左右），茶栈获得两成左右，当然茶栈也要用来垫付税费和各项佣金等，并不能完全占这两成收益。
从这里能得到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茶栈里价格十八两的茶叶，已经算是中上等的茶叶，即使拿到英国也不逊色，很能拿得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在消费茶叶的众多西方国家中，英国人对茶叶质量最为挑剔，至少要中品以上的茶叶才能在英国有销路，相对而言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茶叶质量就不那么计较，稍微粗劣一些，价格合理也能接受。
赵大贵在此的结论就是，既然十八两的茶叶已经算是中上等茶叶，那么出口价格应该至少比二十五两的中位均价要高一些。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广州出口的茶叶通常都要在十三行的仓库里存放一年以上才能送到外国商船上，不管红茶还是绿茶都是如此，与之相比，上海茶栈的茶叶因为与茶区近，以新鲜程度而言都能秒败十三行的陈茶。
考虑到这些情况，赵大贵就觉得每担十八两的茶叶报价二十七两应该没问题，还能留出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
既然这样，赵大贵就决定按照几家茶栈报出的茶叶价格，再上浮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提供给凯特利船长做选择，如果船长觉得价格太高，那就讨价还价一番后勉为其难地降下一点就是了，总之不能报得太高或太低就是了。
按照这个原则，赵大贵便制定出几种中上品茶叶的报价单，其中：
熙春茶每担46两，工夫茶每担27.5两，屯溪每担24.5两，雨前每担40.5两，小珠每担46.5两。
（知了注：这其实参考1857年额尔金在上海英商总会上关于海关税则与一般贸易关系报告书（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1845年上海茶叶出口价格的部分）
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赵大贵选择的都是接近上品的中品以上优质茶叶，中品及中品以下茶叶一个都没选择，毕竟茶叶单价越高，对他来说越有利。
而且，这种方法也更符合英国船长的利益，茶叶的档次和价格越高，他到英国后脱手起来越容易，能赚的利润也更多。
如果有人对魔都开埠以来的商品价格变化感兴趣，就会发现开埠初期的茶叶和生丝等出口货物价格最高，然后就开始递减，直到1849年左右达到最低谷，之后又开始有所上升，但总的来说并没能恢复到1844年左右的最高价。
关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源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银贵钱贱现象，茶商跟茶农收购茶叶是用铜钱的（小宗贸易），出售茶叶则收取银钱（大宗贸易），使得茶商愿意接受更少的银元就出售茶叶；
但更重要的还是开埠初期的价格虚高，英国商人对当地的茶叶价格不太了解，习惯于十三洋行时期的垄断性茶叶价格，并不清楚丝茶内销价格和外销价格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愿意出很高的代价收购茶叶。
等到英国商人对这个行业熟悉了，掌握了讨价还价的技巧和能力，就用种种手法降低收购价格，以赚取更多利润，到1849年期间内销价格和外销价格之间的差距就变得很低了。
之后，对外贸易才趋于稳定，外销价格在内销价格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浮动，达到短暂的平衡。
按照赵大贵的理解，就是数年后外销价格将比内销价格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在这开埠初期，外销价格比内销价格高出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称得上是暴利。
不管从什么角度将，魔都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都称得上是巨大风口了，二师兄都能吹起来的那种。
最后谈判前的准备完全停当后，赵大贵才拿起精心挑选的样品和报价单，去找凯利特船长。
凯利特船长在中英之间做过多年的茶叶生意，本身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手下又有专门检查茶叶质量的检查人员，带着几名高级船员一起分析赵大贵带来的茶叶样品和价目表。
船长仔细观察几款茶叶的色泽和外形，拿起一些放到嘴里咀嚼，又用热水泡上，仔细观察水的颜色和清澈程度，再咂一口品尝，倒是比赵大贵当初专业多了。
“您看这茶叶怎么样，还可以用吗？”赵大贵小心翼翼地询问。
船长先不说话，拿起报价单仔细翻看，然后才疑惑地说道：“这些茶叶都是中上乘的好茶，可是这价格对吗？”
“哦，您觉得这价格怎么样？”赵大贵心里咯噔一下，还是如若无事地说道。
赵大贵曾经看过姚贤镐编写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其中有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时作为谈判依据的贸易资料（即“致英国驻华各领事之题告”），其中有“茶叶近几年平均出口量为每年三十五万担，均价二十两或二十七元”的记录。
不过，姚大师很快在附注中注明，“运往英国的茶叶达四千万磅，运往美国及其他各地者一千万磅，每担平均均价为二十两，但属于较低价格，或许每担二十五两叫接近事实”，以做更正。
考虑到茶叶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宗货物，璞鼎查拿出这份资料是要用作降低茶叶出口税率的依据，将茶叶的出口税从每担4.5两至五两降低至2.5两，将茶叶的出口价格报低显然有巨大的利益，因此可以认为姚大师的更正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中也提到过，“鸦片战争前，出口茶价很高，红茶每担在二十六两，绿茶二十四两”。
因此，将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茶叶价格设定为每担二十五两左右，显然是较为合理的。
在这里多嘴说一下，鸦片战争前中国茶叶年出口额达到858万两左右，东印度公司还在的时候经营茶叶的利润一年就有三百五十万英镑，英国政府也能获得同样多的税收，而这笔收入占英国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应该是东印度公司解体前最后一年1833年的数据。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中国的茶叶运到英国后，纳税后价格至少要上浮百分之二百以上，由此可见其中的利润到底有多大。
那么，广州出口价为每担二十五两的茶叶，在上海的内销价格大概我多少呢？
1852年的时候，英国人福钦（也就是Fortune，好名字啊）写过“中国茶区旅行记”一书，曾说每担成本四两的茶叶，运到口岸出售，批发商额外费用高达一两；
而上海收购价平均每担为18两的中上等茶叶，中间商（茶栈）操纵的利润就有四两，即达成本的百分之二十五或售价的百分之二十二。
之后的一些调查资料也表明，祁门红茶委托上海茶栈出手的茶叶，数量损失、付价折扣以及各种费用、陋规等，占到茶叶价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从此可以知道，茶区茶商委托茶栈出售的茶叶收益中，茶商只能得到总价的八成左右（十八两卖出茶叶后，只能得十四两左右），茶栈获得两成左右，当然茶栈也要用来垫付税费和各项佣金等，并不能完全占这两成收益。
从这里能得到另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茶栈里价格十八两的茶叶，已经算是中上等的茶叶，即使拿到英国也不逊色，很能拿得出来。
这一点很重要，在消费茶叶的众多西方国家中，英国人对茶叶质量最为挑剔，至少要中品以上的茶叶才能在英国有销路，相对而言美国和其他国家对茶叶质量就不那么计较，稍微粗劣一些，价格合理也能接受。
赵大贵在此的结论就是，既然十八两的茶叶已经算是中上等茶叶，那么出口价格应该至少比二十五两的中位均价要高一些。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广州出口的茶叶通常都要在十三行的仓库里存放一年以上才能送到外国商船上，不管红茶还是绿茶都是如此，与之相比，上海茶栈的茶叶因为与茶区近，以新鲜程度而言都能秒败十三行的陈茶。
考虑到这些情况，赵大贵就觉得每担十八两的茶叶报价二十七两应该没问题，还能留出一些讨价还价的空间。
既然这样，赵大贵就决定按照几家茶栈报出的茶叶价格，再上浮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提供给凯特利船长做选择，如果船长觉得价格太高，那就讨价还价一番后勉为其难地降下一点就是了，总之不能报得太高或太低就是了。
按照这个原则，赵大贵便制定出几种中上品茶叶的报价单，其中：
熙春茶每担46两，工夫茶每担27.5两，屯溪每担24.5两，雨前每担40.5两，小珠每担46.5两。
（知了注：这其实参考1857年额尔金在上海英商总会上关于海关税则与一般贸易关系报告书（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关于1845年上海茶叶出口价格的部分）
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赵大贵选择的都是接近上品的中品以上优质茶叶，中品及中品以下茶叶一个都没选择，毕竟茶叶单价越高，对他来说越有利。
而且，这种方法也更符合英国船长的利益，茶叶的档次和价格越高，他到英国后脱手起来越容易，能赚的利润也更多。
如果有人对魔都开埠以来的商品价格变化感兴趣，就会发现开埠初期的茶叶和生丝等出口货物价格最高，然后就开始递减，直到1849年左右达到最低谷，之后又开始有所上升，但总的来说并没能恢复到1844年左右的最高价。
关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是源于鸦片战争之后的银贵钱贱现象，茶商跟茶农收购茶叶是用铜钱的（小宗贸易），出售茶叶则收取银钱（大宗贸易），使得茶商愿意接受更少的银元就出售茶叶；
但更重要的还是开埠初期的价格虚高，英国商人对当地的茶叶价格不太了解，习惯于十三洋行时期的垄断性茶叶价格，并不清楚丝茶内销价格和外销价格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愿意出很高的代价收购茶叶。
等到英国商人对这个行业熟悉了，掌握了讨价还价的技巧和能力，就用种种手法降低收购价格，以赚取更多利润，到1849年期间内销价格和外销价格之间的差距就变得很低了。
之后，对外贸易才趋于稳定，外销价格在内销价格的基础上，按照一定比例浮动，达到短暂的平衡。
按照赵大贵的理解，就是数年后外销价格将比内销价格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在这开埠初期，外销价格比内销价格高出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称得上是暴利。
不管从什么角度将，魔都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都称得上是巨大风口了，二师兄都能吹起来的那种。
最后谈判前的准备完全停当后，赵大贵才拿起精心挑选的样品和报价单，去找凯利特船长。
凯利特船长在中英之间做过多年的茶叶生意，本身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手下又有专门检查茶叶质量的检查人员，带着几名高级船员一起分析赵大贵带来的茶叶样品和价目表。
船长仔细观察几款茶叶的色泽和外形，拿起一些放到嘴里咀嚼，又用热水泡上，仔细观察水的颜色和清澈程度，再咂一口品尝，倒是比赵大贵当初专业多了。
“您看这茶叶怎么样，还可以用吗？”赵大贵小心翼翼地询问。
船长先不说话，拿起报价单仔细翻看，然后才疑惑地说道：“这些茶叶都是中上乘的好茶，可是这价格对吗？”
“哦，您觉得这价格怎么样？”赵大贵心里咯噔一下，还是如若无事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