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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六十四节 改革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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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对比分析要比这个更严格一些。内务府下设的税务司还掌握着各县的商税收取情况，那些县产量下降了，那些县增长了，通过商税是可以判断的，该县的粮食进口了多少，出口了多少，近几年一对比，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
还可以拿不同区域，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对比，拿广州番禺县跟江苏南通县对比，拿山东荷泽县跟湖北武昌县对比。
这种纵向、横向，跨地域、跨地区，跨时间，跨空间的系统对比之下，那些账目有问题，简直就是一目了然的。
确定这些县有问题之后，在派人去秘密走访，掌握第一手资料，从农民交税时候开始，收税的税吏克扣多少，商人去官府办事，要给多少好处等等。既然这些县在赋税账目上都敢动手脚，肯定还有其他的贪腐项目，一一清查，掌握最详实的资料后，一次公布出来。
不经过内阁，不经过六部，直接在大周官报上一一刊登。
目的就是为了打击传统政府的威望。
老百姓一看，哇，原来貪官这么多，民间都没有想到，因为目前来讲，整个官僚系统的官声还是不错的，民间评价都觉得是一个清平盛世，可就是盛世，貪官才多呢。
有很多官声其实非常不多的地方官，竟然也出现在了官报名单中，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原来张青天是貪官啊？！还以为他是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呢。
周琅的政治攻势确实弄得王辅茞措手不及。
他知道周琅在查账，内务府去户部调历年府县钱粮账册的时候，户部尚书就跟他说了。
当时俩人也没有在意，因为这些账册他们也是检查过的，单个拿出来其实都看不出什么问题，出入账做的很平，地方上也是有人才的。
可假账就是假账，除非全天下的县衙官吏在一起来做这个账，否则自己做平了，跟别的县对比就不平，全国上万个县，最多临近州县可以暗中沟通一下，跨府、跨省根本做不到。
皇帝的行动，让王辅茞感到十分羞耻，刚刚用士大夫的风骨压了皇帝一把，就让皇帝翻出了老账，貪污腐敗当然不是士大夫的风骨了，他异常恼怒。马上让户部尚书清查，皇帝能查出来的，他们也能查。
自查，兴大狱，王辅茞其实对官僚系统比周琅都狠。
他这些年其实做的也不错，对官风官纪十分重视，像陈淮那种在地方上官声很差，还能一步步升迁的官员，基本不可能。任何官员的任免升迁，都要进行官声调查。一个在当地没有好官声的人，是不可能升迁的。
传统的那一套制度，如果严格执行，还是很能起作用的，但已经沿用了上千年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完美，所以有大把的空子可以钻，靠自上而下的压力是无法杜绝的，除非从源头上改变，可官僚们对中国体制太推崇了，拒绝任何改变。
内务府调走的那三百个县的账册，王辅茞监督六部清查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他就疑惑了，皇帝是怎么查出来的。
王辅茞相信皇帝绝不会无的放矢，他怀疑皇帝是不是动用了采风的情报能力，暗中查访的。所以他马上跟户部尚书一起求见，他们要在这件事上表态，他们是支持查貪污的。而且希望由他们先自查。并且王辅茞也打算借用采风的力量，对百官进行一次清查。
结果到了公里，周琅告诉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账目，哪里需要动用采风。
周琅自己都查了，摆开一份份账册，告诉他们怎么统计对比，怎么从数据中找信息，死的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用一套大数据管理，把王辅茞和户部尚书唬的一愣一愣的，地方上的账册肯定是根据户部的标准来编制的，大家都知道户部查账那一套方法，自然不可能用户部的办法查出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现代会计方式。
给他们解释完后，周琅语重心长道：“户部关系重大，怎能出如此的纰漏。”
王辅茞请求调税务司会计对全国府县钱粮账册进行一番普查，他要把所有害群之马揪出来。
周琅叹道：“查貪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吧。解决办法是从根本上杜绝腐敗。不给腐敗人员空子开钻，人哪有好坏之分，财帛动人心，一个好人在户部待久了也难免犯错误。严格管理程序，是为了保护人。哪一个貪官不是人才？杀哪一个都让人心痛。”
王辅茞坚决要查，周琅就让内务府、税务司全力配合，清查之后发现，全国三分之一的账目都有问题。有三分之一人敢在账目上做手脚，那么克扣、勒索这样的事情，恐怕做的就更多了，细查的话，恐怕整个官僚体系都有问题。
这时候王辅茞无话可说了，他受了很大打击，他那么努力，却收获的是这样的结果。
士大夫真的无可救药了吗？一个个报读圣贤书，就做不了君子吗？
这时候周琅对王辅茞说：“此乃人性使然。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不为名利所动呢？有人图名，就有人图利，你我尚不能免俗，更何况他人？”
王辅茞心中愧疚，他确实觉得他伏阙逼宫，确实有些为名所累。
以臣迫主，不是人臣所为。
王辅茞正是低落之时，顿时叩首：“微臣有罪！”
周琅喝道：“起来起来，像什么样子。”
周琅并没有直接提出要改革，而是让王辅茞先回去整顿。
之后他就向户部派出了检查官员，定期检查户部的账目，并且通过官报公告天下。
经此一番折腾，户部算是名誉扫地了。
很快开朝会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弹劾户部尚书玩忽职守，周琅象征性的处罚一下，然后就有人提出户部会计业务不精，皆因多半学无所用，要求户部选员应该进行考核后才能商人，这是变相的要改革科举，提出此议的当然是皇选官一派。
周琅同样否决了，违心对科举的选贤与能作用进行了肯定，但是加了一条，户部用人，上岗前要学习会计科，就送去学校学习。
这等于是让那些科举出身的文官，进入培养皇选官的学校学习，增加专业知识。户部从此也被皇选官体系渗透了。
对于周琅派遣检查官员，培训户部用人等事，王辅茞没有反对。
周琅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没有进行下一步行动，因为这些都是战争期间的事情，以大局为重，他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至此，周琅已经对六部中的工部拥有绝对控制力，对户部完成了间接控制，随着一批又一批科举士子经过学校的回炉教育，逐步更新换代，有个十来年，户部改革自然水到渠成。礼部变革了一半，科举方面动不得，但外交只能经过了改革，礼部的外交职能全部归并到了理藩院。吏部则在最高层一直就由皇帝做主，因此也算是控制着三分之一的权力。
周琅唯一没动的，就是刑部，尽管这个部门非常重要，可一直都找不到好的切入点。司法体系虽然是传统的，可人也是传统的，这一套司法程序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了。
内部没有推动改革的动力，外部倒是有很强的动力。
随着国家的开放，贸易的扩大，洋人也多了起来，洋人非常不满中国的司法制度，他们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洋人如果跟中国老百姓起了冲突，动辄会被抓起来打板子，而且确实存在对洋人用刑更重的情况，就好像满清的官员在云南等地往往会偏袒更第当地土民政治的汉人一样，地方官在处理洋人跟中国百姓的司法纠纷中，也更偏袒百姓。这已经是传统了，前清时候就是这样，广州一口通商，误伤甚至致人死命，在大清律中其实并不会判死刑，可如果洋人打死了人，不管怎么死的，都会提出要洋人偿命的要求。
至于打板子那更是稀松平常，从明朝开始，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点跟中国百姓起了冲突，香山县县令找不到凶手就会直接把葡萄牙人的总督抓起来，打一顿板子。当时的葡萄牙总督在西方人面前总是摆着一副高傲的态度，极力将自己包装成葡萄牙中国总督，挨完板子，然后偷偷回去继续摆谱，反正西方人也不知道。
这些司法程序让洋人非常恐惧，而且还无法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本地的讼师敢帮洋人打官司是会惹麻烦的，所以洋人已经多次提出抗议，希望谋取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可是这时候不是清末，这种对本国司法权的侵犯，是无法接受了。
改革也很难，如果周琅以洋人的抗议为理由进行改革，恐怕会适得其反。
就好像美国不会因为朝鲜人的批评而更改本国的制度一样，此时的中国官员，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对自己的国家极为自豪，告诉百姓们说，洋人的司法程序如何如何人性，洋人的司法体系如何如何严密，根本没人会接受。
这就是周琅这个改革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
而且这个困境越走越深，国家发展的越好，就越是找不到改革的理由。
具体的对比分析要比这个更严格一些。内务府下设的税务司还掌握着各县的商税收取情况，那些县产量下降了，那些县增长了，通过商税是可以判断的，该县的粮食进口了多少，出口了多少，近几年一对比，很容易就判断出来了。
还可以拿不同区域，但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对比，拿广州番禺县跟江苏南通县对比，拿山东荷泽县跟湖北武昌县对比。
这种纵向、横向，跨地域、跨地区，跨时间，跨空间的系统对比之下，那些账目有问题，简直就是一目了然的。
确定这些县有问题之后，在派人去秘密走访，掌握第一手资料，从农民交税时候开始，收税的税吏克扣多少，商人去官府办事，要给多少好处等等。既然这些县在赋税账目上都敢动手脚，肯定还有其他的贪腐项目，一一清查，掌握最详实的资料后，一次公布出来。
不经过内阁，不经过六部，直接在大周官报上一一刊登。
目的就是为了打击传统政府的威望。
老百姓一看，哇，原来貪官这么多，民间都没有想到，因为目前来讲，整个官僚系统的官声还是不错的，民间评价都觉得是一个清平盛世，可就是盛世，貪官才多呢。
有很多官声其实非常不多的地方官，竟然也出现在了官报名单中，更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原来张青天是貪官啊？！还以为他是一个为民做主的好官呢。
周琅的政治攻势确实弄得王辅茞措手不及。
他知道周琅在查账，内务府去户部调历年府县钱粮账册的时候，户部尚书就跟他说了。
当时俩人也没有在意，因为这些账册他们也是检查过的，单个拿出来其实都看不出什么问题，出入账做的很平，地方上也是有人才的。
可假账就是假账，除非全天下的县衙官吏在一起来做这个账，否则自己做平了，跟别的县对比就不平，全国上万个县，最多临近州县可以暗中沟通一下，跨府、跨省根本做不到。
皇帝的行动，让王辅茞感到十分羞耻，刚刚用士大夫的风骨压了皇帝一把，就让皇帝翻出了老账，貪污腐敗当然不是士大夫的风骨了，他异常恼怒。马上让户部尚书清查，皇帝能查出来的，他们也能查。
自查，兴大狱，王辅茞其实对官僚系统比周琅都狠。
他这些年其实做的也不错，对官风官纪十分重视，像陈淮那种在地方上官声很差，还能一步步升迁的官员，基本不可能。任何官员的任免升迁，都要进行官声调查。一个在当地没有好官声的人，是不可能升迁的。
传统的那一套制度，如果严格执行，还是很能起作用的，但已经沿用了上千年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完美，所以有大把的空子可以钻，靠自上而下的压力是无法杜绝的，除非从源头上改变，可官僚们对中国体制太推崇了，拒绝任何改变。
内务府调走的那三百个县的账册，王辅茞监督六部清查了一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他就疑惑了，皇帝是怎么查出来的。
王辅茞相信皇帝绝不会无的放矢，他怀疑皇帝是不是动用了采风的情报能力，暗中查访的。所以他马上跟户部尚书一起求见，他们要在这件事上表态，他们是支持查貪污的。而且希望由他们先自查。并且王辅茞也打算借用采风的力量，对百官进行一次清查。
结果到了公里，周琅告诉他们，就是一些简单的账目，哪里需要动用采风。
周琅自己都查了，摆开一份份账册，告诉他们怎么统计对比，怎么从数据中找信息，死的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用一套大数据管理，把王辅茞和户部尚书唬的一愣一愣的，地方上的账册肯定是根据户部的标准来编制的，大家都知道户部查账那一套方法，自然不可能用户部的办法查出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比如现代会计方式。
给他们解释完后，周琅语重心长道：“户部关系重大，怎能出如此的纰漏。”
王辅茞请求调税务司会计对全国府县钱粮账册进行一番普查，他要把所有害群之马揪出来。
周琅叹道：“查貪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吧。解决办法是从根本上杜绝腐敗。不给腐敗人员空子开钻，人哪有好坏之分，财帛动人心，一个好人在户部待久了也难免犯错误。严格管理程序，是为了保护人。哪一个貪官不是人才？杀哪一个都让人心痛。”
王辅茞坚决要查，周琅就让内务府、税务司全力配合，清查之后发现，全国三分之一的账目都有问题。有三分之一人敢在账目上做手脚，那么克扣、勒索这样的事情，恐怕做的就更多了，细查的话，恐怕整个官僚体系都有问题。
这时候王辅茞无话可说了，他受了很大打击，他那么努力，却收获的是这样的结果。
士大夫真的无可救药了吗？一个个报读圣贤书，就做不了君子吗？
这时候周琅对王辅茞说：“此乃人性使然。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又有几个人能做到不为名利所动呢？有人图名，就有人图利，你我尚不能免俗，更何况他人？”
王辅茞心中愧疚，他确实觉得他伏阙逼宫，确实有些为名所累。
以臣迫主，不是人臣所为。
王辅茞正是低落之时，顿时叩首：“微臣有罪！”
周琅喝道：“起来起来，像什么样子。”
周琅并没有直接提出要改革，而是让王辅茞先回去整顿。
之后他就向户部派出了检查官员，定期检查户部的账目，并且通过官报公告天下。
经此一番折腾，户部算是名誉扫地了。
很快开朝会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弹劾户部尚书玩忽职守，周琅象征性的处罚一下，然后就有人提出户部会计业务不精，皆因多半学无所用，要求户部选员应该进行考核后才能商人，这是变相的要改革科举，提出此议的当然是皇选官一派。
周琅同样否决了，违心对科举的选贤与能作用进行了肯定，但是加了一条，户部用人，上岗前要学习会计科，就送去学校学习。
这等于是让那些科举出身的文官，进入培养皇选官的学校学习，增加专业知识。户部从此也被皇选官体系渗透了。
对于周琅派遣检查官员，培训户部用人等事，王辅茞没有反对。
周琅浅尝辄止，点到为止，没有进行下一步行动，因为这些都是战争期间的事情，以大局为重，他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至此，周琅已经对六部中的工部拥有绝对控制力，对户部完成了间接控制，随着一批又一批科举士子经过学校的回炉教育，逐步更新换代，有个十来年，户部改革自然水到渠成。礼部变革了一半，科举方面动不得，但外交只能经过了改革，礼部的外交职能全部归并到了理藩院。吏部则在最高层一直就由皇帝做主，因此也算是控制着三分之一的权力。
周琅唯一没动的，就是刑部，尽管这个部门非常重要，可一直都找不到好的切入点。司法体系虽然是传统的，可人也是传统的，这一套司法程序老百姓都已经习惯了。
内部没有推动改革的动力，外部倒是有很强的动力。
随着国家的开放，贸易的扩大，洋人也多了起来，洋人非常不满中国的司法制度，他们总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洋人如果跟中国老百姓起了冲突，动辄会被抓起来打板子，而且确实存在对洋人用刑更重的情况，就好像满清的官员在云南等地往往会偏袒更第当地土民政治的汉人一样，地方官在处理洋人跟中国百姓的司法纠纷中，也更偏袒百姓。这已经是传统了，前清时候就是这样，广州一口通商，误伤甚至致人死命，在大清律中其实并不会判死刑，可如果洋人打死了人，不管怎么死的，都会提出要洋人偿命的要求。
至于打板子那更是稀松平常，从明朝开始，澳门的葡萄牙人一点跟中国百姓起了冲突，香山县县令找不到凶手就会直接把葡萄牙人的总督抓起来，打一顿板子。当时的葡萄牙总督在西方人面前总是摆着一副高傲的态度，极力将自己包装成葡萄牙中国总督，挨完板子，然后偷偷回去继续摆谱，反正西方人也不知道。
这些司法程序让洋人非常恐惧，而且还无法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本地的讼师敢帮洋人打官司是会惹麻烦的，所以洋人已经多次提出抗议，希望谋取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可是这时候不是清末，这种对本国司法权的侵犯，是无法接受了。
改革也很难，如果周琅以洋人的抗议为理由进行改革，恐怕会适得其反。
就好像美国不会因为朝鲜人的批评而更改本国的制度一样，此时的中国官员，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对自己的国家极为自豪，告诉百姓们说，洋人的司法程序如何如何人性，洋人的司法体系如何如何严密，根本没人会接受。
这就是周琅这个改革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内部缺乏改革的动力！
而且这个困境越走越深，国家发展的越好，就越是找不到改革的理由。